刘辰翁与江西诗派的亲和与背离

有宋一代，江西为人文荟萃之地，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中心。江西作家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朱熹云：“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9]特别是黄庭坚在名家林立的诗坛另立门户，在理论和创作上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立意”的前提下，于用事、造句、谋篇上发展了自己的一套理论被尊为江西诗派的开创人。江西派诗人论诗喜欢奇险艰涩，以生新造奇为能事。黄庭坚二首《赠高子勉》诗鲜明地体现了这一主张：“妙在和光同尘，事须钩深入神。听他下虎口着，我不为牛后人。”“行要争光日月，诗须皆可弦歌。着鞭莫落人后，百年风转蓬科。”[10]刘辰翁一生都在江西度过，受江西诗派的濡染涵泳最深，这对刘辰翁尚新求奇的文学观和创作上造意奇崛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刘辰翁谈诗论艺喜言奇，他认为奇崛之气新人耳目、振奋人心。在他的理解中，“奇”有着美或好的基本内涵，他的这种思想在《茶陵陈公俊汲古堂记》中有鲜明地表现：“吾之于古有不然，不然于众人之所然。”[11]其《虚舟记》称赞罗士俊“出语英妙，有奇气”。[12]《赵信之诗序》称其诗歌“用意奇崛”。[13]《泰和胡氏族谱》高度肯定了胡文可其人其文：“其人狷狭多奇，尤喜赋新句，观其志，要有所树立，不欲苟附借于人”。[14]《心田记》热情地肯定了章贵安，他说：“新安章贵安……，气概伟然，其文浩荡奇崛，诗又深古，多兴托，……，皆吾所不敢望。”[15]刘辰翁之所以最先评点李贺诗，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李贺诗独特奇崛的艺术风格，“若眼前语，众人意，则不待长吉能之，此长吉所以自成一家欤。”[16]（《评李长吉诗》）在《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中，刘辰翁评点了130多首李贺诗，批以“奇怪”、“奇隽”、“浑浑语奇”、“奇语”、“甚奇”、“奇异”、“峭异”、“奇崛”、“奇绝”、“凡语转奇”、“不随人后”、“独取不经人道者”、“字字不随人后”等评语的共有30多处。在对其他作家的诗歌评语中，也经常使用“奇”这一术语，体现出他赏新奇、重变化的文学观念。与江西派诗人诗论不同的是，刘辰翁则认为这种奇来自于对自然界中阴阳变化的哲学认识：

阴阳之气行乎山川，与日月合。其变化诡特，起伏盘礴，……游于万物之表，则不足以识其奇而以为怪。[17]（《灵威庙记》）

可见，刘辰翁所谓的奇崛，并非故意于艰涩其心，怪诞其貌，而是出于淋漓尽致地表情达意的需要，是“莫非理势之自然”[18]（《龙须禅寺记》）的必然结果。他在《答刘伯英书》中，明确地批评了刘伯英为文有意好奇而趋于怪异的不良倾向，他以书法为例，作了解释和说明：

自书学以来，钟、王眉目可喜，何尝颠倒横竖，自不可及。若如彼所自为，于字体则谬，于经传则乖，不知何所取也。 [19]

他认为独特的风貌不在于刻意为求奇，而应以明白自然地表达真情感受作为创作的根本。故他又说：“文章之髓岂在险艰，呐呐而又不能道，岂不亦可笑哉！” [20]（《题王生学诗》）

江西派诗人论诗强调“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云：“自作语最难，老杜做诗，退之做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文者，正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21]对此刘辰翁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及黄太史矫然特出新意，真欲尽用万卷，与李杜争能于一辞一字之顷，其极至寡情少恩，如法家者流。”[22] 刘辰翁认为江西派诗人的不足就是缺少性情，“趋晚唐者乏气骨，附江西者少意思。”[23]刘辰翁崇尚真情，主张文学应真率自然，反对矫情伪饰，他在《古愚铭》与《曾季章家集序》中说：

凡今之人，日诈而已。色庄吐纳，形垢文泚。咨尔后嗣，毋愧前人。欲知生直，尤贵情真。 [24]

《诗》自小夫贱隶，兴寄深厚，后来作者，必不能及。 [25]（《曾季章家集序》）

在刘辰翁看来，《诗经》中的民歌尽管出自小夫贱隶，但感情真率，任性而为，读者见到的是一颗诚实之心。小夫贱隶虽然文化修养上比不上士大夫，但他们的诗歌具有艺术生命力，原因就在于内师其心而外道真情。为文而造情，装腔作势的“色庄吐纳”而“形垢文泚”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刘辰翁很是看重那些“竭人情之所欲言，穷事势之所必至”[26]（《答刘英伯书》）的自然之作。

江西派诗人深受杜甫苦吟和炼字的影响，如黄庭坚“专以补缀奇字”为务，陈师道闭门索句，永嘉四灵、江湖诗人以贾岛、姚和为师法对象，更加注重对字句的锤炼。对此，刘辰翁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诗无改，法生于其心，出于其口，如童谣，如天籁，歌哭一耳，虽极疏憨朴野，至理碍词亵，而识者常有以得其情焉。……荆轲、项羽临歧决绝之辞，出于不择；《大风》之歌，一发有英气，比《秋风》视草远矣。彼旬锻月炼，岂复有当日兴趣万一哉！[27]（《欧阳甥植诗序》）

不事雕琢的即事之作，虽然“疏憨朴野”、“理碍词亵”，但这仅是白壁微瑕，不妨碍其整体之美。荆轲、项羽、刘邦的文学修养远远不及汉武帝刘彻，但刘邦的《大风歌》，要高于汉武帝刘彻的《秋风辞》，原因就在于《大风歌》出于无心，韵致天成，天真本色而兴致宛然；《秋风辞》有人工雕琢的痕迹，并非是真情的自然喷发，因诗情缺乏兴寄，故情致品格落于下风。“彼旬锻月炼，岂复有当日兴趣万一哉！”“文犹乐也，若累字换句，读之如断弦失谱，或急不暇舂容，或缓不得收敛，胸中尝有咽咽不自喧者，何为听之哉！”[28]（《答刘英伯书》）刘辰翁论诗提倡不用雕琢，不赞成那些以学问为诗而缺乏真实情感的非自然之作；对人工雕饰之作，他也提出了批评和忠告。

江西派诗人提出的“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核心是让人模仿古人，如惠洪所言：“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思，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29]刘辰翁对此不以为然，说：“俗矣！即同言同意，愈近愈不近，诗至是难言耳。”[30]（《陈生诗序》）刘辰翁认为诗人只有增加人生阅历，诗歌创作的灵感才会源源不断。“读书外大有事，古人为学，自孝悌日用、宾客应对，以至山川离合、战功次第、古今胜败、风云变态、日星度数、闾里兴废，灿然如在其目，其闲居广览，必求高山旷野；舒怀发愤，至或求异代陈迹、战场故垒、荒丘亡国……其踌躇仿佛，收拾形势，想其胸次，如剑干星奕布阵，往往藉是以骋。”[31]（《极高明楼记》）

对江西派诗人的“以文为诗”，刘克庄曾提出过尖锐地批评：“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注，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才力，或逞辨博，少者千言，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耳，非诗也。”[32]刘辰翁对这些破体现象持圆观通变态度的，在《简斋诗集序》曾高度评价王安石诗歌：“荆公妥帖排奡，时出经史，然体格如一。”他肯定宋诗另辟蹊径，改变唐诗的创新作法，认为宋人的以文入诗，形成了有别于唐诗、属于自己的风神面目和气象风味，提高了诗的格调，扩大了诗歌的表现手法和表现范围，文人之诗高于诗人之诗，文人可兼作诗人，而诗人不得兼作文人。他曾经高度评价老杜以散文笔法入诗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如明正德四年云根书屋刻本《须溪批点选注杜工部诗》卷十九批《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云：“子美以诗为散语，故意多词促，此序引张颠草书，隐映颇达情态，非公不闻此妙。”在《赵仲仁诗序》中，他比较了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

后村谓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不同，味其言外，似多有所不满，而不知其所乏适在此也。……文人兼诗，诗不兼文也。杜虽诗翁，散语可见。惟韩、苏倾竭变化，如雷霆河汉，可惊可快，必无复可憾者，盖以其文人之诗也。诗犹文也，尽如口语，岂不胜彼一偏一曲自擅，诗人诗局局焉、靡靡焉，无所用其四体，而其施于文也亦复恐泥，则亦可以眷然而悯哉。[33] 

在此，刘辰翁对刘克庄批评“以文为诗”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诗中无文是诗的缺陷，诗有时需靠散文的语言来表达诗所不能表达的思想，“以文为诗”最具表现力，开创了诗歌艺术的新领域。文人之诗以古文为根基，能够兼擅古近体诗，更利于自由充分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这样可使文学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韩愈、苏轼之诗之所以能够“倾竭变化，如雷霆河汉，可惊可快”，就在于他们以文为诗。而诗人之诗则局限于对仗、格律，约束了作者的思想情感的抒发。可见，如果只知诗人之诗为诗，而不知文人之诗也是诗，那是目光短浅的传统偏见，它会把诗歌引向“局局焉、靡靡焉”的逼仄之地，而无法获得新的发展。以文入诗，就意味着是一种创造或革新，不同文体的融合，往往会给文体带来新的生命力，促进了文学形式和布局的变化，使文学史保持在不断革新、不断改造的自我生产状态中。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34]“诗文相乱云云，尤皮相之谈。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向所谓不入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词句，今则组织而斐然成章。谓为诗文境域之扩充，可也；谓为不入诗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35]钱钟书对刘辰翁的评点不甚满意，说“南宋刘辰翁评诗，寻章摘句，小道恐泥”，但对《须溪集》卷六《赵仲仁诗序》所表现出的推崇文人之诗和强调文对诗的积极影响却十分称赏。刘辰翁论以文为诗，不同于《后山诗话》等死守疆域，持比较通脱的态度，因此钱钟书说其“颇能眼光出牛背上”。[36]

刘辰翁对以文入诗的认识，在唐宋诗之争中率先填补了唐宋诗的艺术鸿沟，也得到了后人的积极响应，其子刘将孙在《从孙千林小草序》中曾说：“昔吾先君子须溪先生之门以诗若文进者众矣。”[37]  

刘辰翁对唐宋诸家诗歌的评点，尊唐而不贬宋，他批评本朝诗“趋晚唐者乏气骨，附江西者少意思”，[38](《宋贞士罗沧洲先生诗序》)对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的艰险诗风，他认为是徒具形式而缺乏真情实感：“柳子厚、黄鲁直说文最上，行文最涩。”[39](《答刘英伯书》)对晚唐体和江湖诗派，他认为二者之失在于过分地“和易如流”与“不可庄语”，“诗至晚唐已厌，及近年江湖又厌，谓其和易如流，殆不可庄语，而学问为无用也。”[40]在创作中，他以晚唐、江湖为鉴，“尽扫江湖晚唐锢习之陋”。[41]从刘辰翁的诗学观念和主张中可以认为他是对唐宋诗的美学风格做了调和与包容，他在终止江西派诗风的同时，也为诗歌的健康发展指出了向上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