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东印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佃介眉印 《世居义安》

符翕印 《德彝》

佃介眉印 《家在湖山之东》

　　【摘  要】篆刻艺术是粤东之瑰宝，历史悠久，名家辈出。虽史料散佚、研究尚浅，但文化内涵丰富，地域特色鲜明。山海相隔的特殊境遇，反令此地印学在文化交融中淬炼出独树一帜的艺术品格。韩愈治潮奠定文脉根基，符翕金石研究开学术先河，加之本土文人雅士的持续探索，共同促进了粤东篆刻艺术的繁荣发展。

　　【关键词】篆刻；粤东；文化交流；金石学

　　篆刻艺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粤东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发展脉络。本文将从粤东印人谱系、印谱存佚状况、印学交往脉络三个维度，系统梳理粤东印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成果，揭示这一地域篆刻艺术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

　　粤东印人谱：从明代到近现代的艺术传承

　　粤东篆刻的历史可追溯至明代，首位有文献记载的篆刻人物是海阳（今潮州潮安）的夏宏（1570年前后在世）。《潮汕历代书画人物录》收录了关于夏宏的记载：作为隆庆四年举人，夏宏不仅官至福建诏安知县，更以文字学研究著称，著有《铭乾子》《篆谱》《字考》等书[1]。《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其《字考》“意在订六书之伪[2]”，显示出他对古文字的深厚造诣。尽管夏宏的印作未传世，但其《篆谱》被视为潮汕最早的篆谱，为粤东篆刻奠定了文字学基础。夏宏家族“三世科甲”的文化背景，使其学术影响辐射至潮汕地区，形成了早期篆刻与文字学相结合的传统。

　　清代嘉道年间，海阳布衣郑子方（号玉湖）以篆刻自给，与镇平举人黄钊等文人交往密切。郑子方的艺术生涯反映了粤东篆刻家以艺养身，同时保持与士大夫阶层的文化互动的典型生存状态。这种“布衣——士大夫”的交往模式，成为粤东印学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

　　汕头开埠后，粤东篆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郑心经（1843—1902）作为其中代表，有《鹧鸪吟馆诗抄》与自镌《印谱》传世。其篆刻“得力于文彭”，刀法秀劲，布局匀称，体现了明清文人篆刻传统在粤东的传承。

　　揭阳林伯虔（1848—1924）则展现了多艺兼修的特点，其自篆印“十岁能书古篆隶”透露出对书法的高度自信。他的篆刻风格超脱不凡，与绘画中八大山人的笔墨意趣相呼应。

　　潮州佃月汀（1852—1919）作为篆刻世家的开创者，不仅自身艺术精湛，更培养了其子佃介眉这一粤东篆刻巨匠。佃月汀的印作“小巧精细，印面整齐光洁”，其“汉瓦晋砖之室”的收藏传统，为佃介眉的金石研究奠定了物质基础。

　　近代以来，粤东印坛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张铁生（1872—1949）原籍湖南，落籍潮州庵埠。其印风从黄牧甫入手，融合秦汉疏文密字之法，在潮汕独树一帜。

　　孙裴谷（1891—1944），其《裴谷山人铁笔》钤印本显示出篆刻与绘画的紧密联系，印作“放纵飞动，淋漓酣畅”，与他表现社会生活的绘画题材相呼应。

　　佃介眉（1887—1969），这位“凤城才子”幼承家学，后又培养了饶宗颐等文化巨匠。其篆刻主张“师古不泥古，贵在好简真、求传神”，既潜心秦汉古玺，又融入个人创造，形成泼辣雄健的艺术风格。《佃介眉书画篆刻选》等传世文献，不仅是艺术作品集，更是粤东印学理论的重要载体。 

　　与此同时，陈镇庭（1898—1963）受吴昌硕影响，强调篆刻结构的参差错落与线条的粗细变化。王显诏（1902—1974）则“以章草入印之边款”，拓展了篆刻的表现形式。陈运彰（1905—1955）的朱文印“秀美规范，空灵呼应”，白文印取法汉印，工稳端庄。吴华重（1913—1975）善刻微型印章，晚年以甲骨文入印，展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些印人共同构成了粤东篆刻的多元景观。

　　粤东印谱存佚

　　印谱作为篆刻艺术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印人的创作成果与艺术理念。据《潮州艺文志》记载，明代夏宏的《铭乾子篆谱》是潮汕最早的篆谱，但已散佚无存[3]。饶宗颐先生考证，夏宏的著作实为《铭乾子》与《篆谱》二书，均未流传至今。

　　清代以来，粤东印谱的编纂逐渐增多。吕玉璜的《培兰堂印汇》四卷（1813年版）、郑心经的《印谱》（光绪年间成谱）、黄霖泽的《铭雀砚斋印存》（1895年成谱）等，均为重要的篆刻文献。其中，郑心经《印谱》“其章大小方圆，其字行楷隶篆，配置匀称，刀法秀劲”，体现了明清文人篆刻的典型特征。

　　孙淑彦先生在《潮汕篆刻》一书中列举了40多种印谱，为粤东印谱的整理作出了重要贡献[4]。其中，《宝籀斋印存》（1930年成谱）作为佃介眉的代表作，收录了其不同时期的篆刻作品，展现了他从师古到创新的艺术历程。

　　《印剩》及《印剩续集》（1966年成谱）则由吴华重、陈小桥协编，收录了佃介眉晚年的篆刻精品，成为研究其艺术成熟期的重要资料。

　　揭阳孙裴谷的《裴谷山人铁笔》钤印（1922年成谱，1924年增补）与《孙裴谷先生竹筋印存》（1994年印本），记录了这位岭东画家的篆刻成就，其以画入印的特点在印谱中得到充分体现。

　　王显诏的《王显诏铁笔》（1945年成谱）与《古沟印存》（1939年成谱），则展现了他重浑厚而强调秀劲、含蓄的艺术风格，特别是其以章草入边款的创新实践。

　　吴华重作为粤东近代重要的篆刻家与印谱编纂者，有多部印谱传世。《摩印室习作》（1972年成谱）、《任庐篆刻》《摩印室篆刻》（1975年成谱）等印谱，不仅收录了他的篆刻作品，还反映了他对甲骨文、《天发神谶碑》等不同艺术养分的吸收与转化。

　　值得注意的是，粤东印谱中还存在大量藏印类文献，如黄霖泽的《铭雀砚斋印谱》《铭雀砚斋印存》，陈运彰的《夷同印存》《证常印藏》，陈之初的《香雪庄藏印》等。这些藏印谱不仅反映了收藏家的艺术趣味，更保存了大量历代印章资料，为研究篆刻艺术的传承脉络提供了实物佐证。

　　然而，粤东印谱的散佚问题十分突出。除明代夏宏的《篆谱》外，清代吕玉璜的《培兰堂印汇》、陈宝瑜的《庋古阁篆刻日课》等均已失传。即使是传世的印谱，也多以钤印本形式存在，数量稀少，分散于各地博物馆与私人藏家手中，如《李宪章仿古堂印谱》藏于汕头李福光处，《王显诏铁笔》藏于揭阳市博物馆，《愚庐印存》藏于澄海许半愚后人处等。

　　印学交往网络

　　粤东印学的发展，离不开与外界的文化交流。清代符翕（1840—1902）与近代饶锷（1891—1932）作为两个关键人物，分别构建了不同时期的印学交往网络，推动了粤东篆刻艺术的发展。

　　符翕，字子琴，湖南清泉人，曾任阳山、潮州等地知县，是清末著名的金石书画家。他在潮州任职期间，与郑心经、杨国松、饶勋、王延康等本地名士交往密切，曾为杨国松“思补轩”画室题写横额，并由郑心经作跋，形成了文人合作的典范。符翕的篆刻风格对潮州影响深远，其《蔬笋馆印存》收录了为张之洞等政要所刻印章，水平极高。

　　符翕与粤派篆刻创始人黄牧甫（1849—1908）的交往，更是粤东印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同治初年，符翕在安徽与黄牧甫交游，离别时作《皖上留别黄牧甫》诗，表达了对这位篆刻家的赏识。1881年，黄牧甫投奔在粤中任职的符翕，后经符翕与倪文蔚、张之洞等推荐，得以问学于国子监，最终在印坛开宗立派[5]。符翕不仅为黄牧甫代定篆刻润例，还与其合作创作，如在伍德彝《懿庄印存》中，符翕所刻“德彝”白文印，附有黄牧甫、杨其光的观跋款，成为金石交游的珍贵见证。黄牧甫在粤期间，其篆刻艺术通过符翕的推介在潮州流传，影响了林伯虔、佃月汀等本地印人，成为粤东篆刻近代转型的重要契机[6]。

　　饶锷作为清末民初潮州学术群体的核心人物，其私家园林莼园中的天啸楼藏书十万余卷，成为粤东金石文献的收藏中心。金天民、杨慧甫、王显诏等本地篆刻名家常聚于此，形成了活跃的学术交流氛围。饶锷虽非专业篆刻家，却对篆刻艺术有深刻理解，曾在蔡道衡处见过郑心经的《印谱》，评价其“刀法秀劲，无一缺笔，殆得力于衡山父子为多”，显示出敏锐的艺术鉴赏力。

　　饶锷对粤东印学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对失传印谱的发掘与整理。杨慧甫偶然获得《培兰堂印汇》的残版序文数片，录以见遗给饶锷，使这部旧史志无记载的印谱重新进入学术视野。饶锷还与佃介眉过从甚密，晚年作《题佃介眉宝籀斋印存》诗，盛赞其艺术成就“昨者过访宝籀斋，出示印谱斑嶙峋。方圆大小百十颗，字字刻画俱入神。参差肥瘦各有态，运以古法治不棼。刀锋苍劲曦破雪，笔势盘郁蛇焚缊”。这首长诗不仅是对佃介眉艺术的总结，更是粤东印学理论的重要文献。

　　饶锷的收藏与交游对其子饶宗颐产生了深远影响。饶宗颐后来成为西泠印社社长，在篆刻研究与创作上成就斐然，这与他早年在天啸楼接触大量金石文献、参与文人雅集的经历密不可分。饶锷构建的印学网络，实现了从收藏到研究、从创作到传承的完整闭环，为粤东印学的近代发展奠定了基础[7]。

　　结语

　　粤东篆刻艺术历经数百年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格与文化内涵。大量印人传记、印谱文献或毁于战火，或流失民间，导致研究难以深入。如明代夏宏的《篆谱》、清代吕玉璜的《培兰堂印汇》等重要文献均已失传，许多近代印人的作品集也散落各处，难以系统整理。

　　近年来，随着地方文化研究的兴起，学者们通过口述历史、民间收藏调查等途径，逐渐发掘出一些珍贵的史料。如孙淑彦先生在《潮汕篆刻》中列举的40多种印谱，许多是通过民间访求得来。丘金峰拓印的《佃介眉印存》、孙文斌辑的《孙裴谷先生竹筋印存》等，也都是近年整理的重要文献。

　　地理阻隔造就了粤东文化的独特性，也使得篆刻艺术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发展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从明代夏宏的文字学基础，到清代符翕引入的“粤派”风格，再到近代佃介眉等印人的创新实践，粤东篆刻始终在传统与创新、本土与外来的互动中前行。这种文化交融的历史经验，对当代地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章来源：《大河美术报》 https://www.zzqklm.com/w/qk/356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