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学术探索

 一、与国家管理协调的“圆融”伦理
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一开始便以合作、圆融的态度与中国文化、民俗、政治进行着不同层面的对话，并最终使自己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这不得不谓是历史的伟绩。故而霍韬晦先生从义理的层面将中国佛教定义为既“绝对”又“圆融”的佛教，尤其是在实践上的“圆融”佛教。[1]（P291） 所谓圆融，即是出世和入世的圆融，入世蕴含了从国家政治，民生经济，到个人修养的方方面面。
在对待国家政治时，中国的不少高僧具有明确的政治意识。这是来自于佛教领导者们的一种自觉意识，即只有在国家政权的保护下，佛教才能得到长足发展。诚如道安法师云：“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2]（P352） 高僧们常学贯中西，又心忧天下。其特别之处，除了学养、心量和德行之外，便是具有卓越政治远见，他们漠视异诟、以苍生、信仰为己任，积极地采取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为佛教获得国家统治者、黎民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信仰和理解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佛教适应、融入中国文化环境的长期历程中，有识之士常常清醒地意识到，国家政权是不能忽视的，采取怎样的态度可能直接影响到佛教的发展（虽然也曾出现过佛教与政权的矛盾，但这仅是很短的过程）。
（一）承认世俗政权的合理性，维护佛教的合法性
在佛教与政权的交涉中，曾达到极盛，被奉为国教，如南北朝时的石勒后赵，以及元朝。可是皇权至上的中央集权理念已经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形式，并且深入民心，故而高僧大德们仍然奉行尊重君权至上的原则。以玄奘大师与太宗的对答为例，可略观其质：玄奘谈到取经完满时，这样上表道，“自陛下掘干符清四海，德笼九域仁被八区，淳风扇炎景之南，圣威振葱山之外，所以戎夷君长……既赖天威故得往还无难。”[3]（P253）文中讲自己的成功归于太宗的圣德，事实上表明自己遵从皇权和皇帝的态度。获得太宗的敬重后，为了能够让佛教事业得到国家的支持，玄奘曾三次上书请太宗为佛教翻译经典立序，“今经论初译为圣代新文，敢缘前义亦望曲垂神翰，题制一序赞扬宗极，冀冲言奥旨。”[3] （P254）并最终得到了太宗亲笔、太子李治复刻的《大唐圣教序》。此事虽仅是撰序，但无疑在政治和法律上取得了合法性，维护佛教自宫廷到民间的发展，这可从后来唐代长达百年的重佛活动得到史证。
（二）依凭世俗政权，劝诫统治者、造福黎民
历史上，佛教进入权力中心的事件并不少见。虽然不免会牵带卷入权力集团的斗争，但真正能够为百姓声张权益的高僧大德并不少见。以佛图澄为例，他以神异的能力，折服后赵石勒、石虎二人，并进言道，“夫王者德化洽于宇内，则四灵表瑞，政弊道消则彗孛见于上，恒象着见休咎随行。斯乃古今之常征，天人之明诫。” 故而，“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4]（P383）在统治者草菅人命、杀人如毛的环境中，佛教领袖能够劝进善策，使人民得到一时的安泰，这无疑体现了佛教入地狱度众生的慈悲观念。因此，后世践履此项原则的高僧辈出，这是佛教界济世苍生的一项政治理念，也是慈悲思想的政治延伸。
（三）身居高位，德表古今
与政治接触，必拥有深厚的学养和高尚的道德，也就是说，佛教高僧们在借用政治手段时，必须以弘扬佛教和救度黎民为前提。而其基础就是必具崇高的道德感，实践道德的行为。所以，佛教史上因权力斗争而身败名裂的不在少数，可德昭古今的也为数众多。就天台智顗大师而论，面对隋晋王杨广多次延请出山时，以“勿以禅法见欺”、“不责其规矩”、“微欲传灯”、水石成性等四个方面，从学识（禅法）、礼节（规矩）、理想（弘法）、个性（水石）的自谦作为出山的条件，在与政权交涉时保持了自己的高洁德行和远大誓愿。而正是如此德行，使智顗大师在不失佛家本色的状况下涉政，从而受到教内教外、官方民间的一致尊重。
依上文可知，高僧们的政治策略，体现了一种不违背佛理的圆融原则。对待世俗政权时，总是根源于慈悲济世、弘扬教法的佛教伦理原则。事实上，此一政治态势和实践的公认，正体现着佛教伦理在出世间层面，从纯粹的“应该”或“可能”走向了“是”的层面。即成功地将佛教最根本的“慈悲”、“智慧”的道德理念，实施为适用的伦理原则。
这一适用伦理向度，对当代中国的和谐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即佛教如何与国家政治交涉的问题。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就提出宗教信仰自由、政权与宗教分离的政策。在这样优越的宗教政策之下，佛教的政治伦理为国家政权统一做出了贡献；而在坚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佛教领袖的行为准则，即以身作则引导信众们，维护国家稳定，发展佛教信仰，这必然又为国家良好的政治环境提供了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