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与道德建设和步的“建构”伦理

 方立天先生以宏观鸟瞰的高度，总结了佛教在中国体现的伦理特质。他认为，“去恶从善”、“平等慈悲”、“自利利他”是佛教伦理的三大原则；其下分别包含着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具体德目；在中国则更结合儒家伦理加进了“仁道”、“孝道”、“政道”等思想。最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佛教伦理样式，不但在古代，而且在现代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5]（P857）可以说，方先生的研究为发掘佛教的现代价值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借助此一成果，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在佛教伦理功能的发挥方面，并且从帮助社会进步的角度探讨，则会发现其理论新的亮点，即“伦理建构”。佛教从印度传至中国，一直处于两种态势的发展。一方面，佛教体系已在印度完善，东传后主要是保持原样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佛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后产生了新问题。恰恰是第二方面，即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提供了中国伦理建设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只是这里存在着两层主要区别，即精英佛教和大众佛教的差异。故而，当佛教伦理发生实际功能的时候，也会出现一定区别。
就精英层面来说，佛教伦理伴随着精英们的认识和研究，僧俗两界的理解和诠释，使之产生某种特有的精神气质。比较著名的，如魏晋玄学化佛学、宋明理学化佛学和近代佛学的变革。
魏晋时期，佛学家们以玄学“格义”佛学，在精神上会通老庄“虚恬无为”、“逍遥无待”，创造了佛学家们特有的“清谈”个性。如著名的佛学家支道林“玄谈妙美。养马放鹤，优游山水。善草隶，文翰冠世。时尚《老》、《庄》，而道林谈《逍遥游》，标揭新理。”[6]（P133）虽然其行为与后世佛教不似，但是却符合当时的社会道德，即崇尚虚物忘己、游玄世外的精英生活模式，这就体现了无为逍遥的自由主义的道德取向。
宋明理学化的佛学，则主要是强势的儒学融摄判释佛学。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我们的研究是以社会功能的角度分析佛教，故虽然宋明时期佛教仍然拥有强大的发展态势，但是就精英们的道德意识的倾向而言，更多的是选择了儒家。因此，此条分析是从儒家的角度说的。虽然理学家们批判佛老，但亦出入佛老，并以儒家的道德规法来框架和取舍佛教的思想理论和修持方法，如阳明虽否定经过禅定方法可以致达“良知”，却并不完全否认禅定的实践意义，故说“日间功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 [7]（P11）可是这一客观条件，又反过来促使佛教一定程度地主动接受、吸纳儒家的道德理念，如佛家特别借用“孝道”的观念来诠释经典，“善事父母，谓奉养无方。服勤有道，孝之始也……凡是孝道，无不举行，孝之中也……现生父母，前生父母，历生父母，无不酬答。孝之终也。”[8]（P6）
近代面向世间的改良佛教，源自外国势力的侵入，传统文化的应激。佛教领导者们试图通过佛教救国，其主要特征除了建立实体性的产业之外，就是扩大佛教僧俗两界的人才培养和道德教化。最著名的当属太虚大师提出的“人生佛教”的观念，以“求人类生存发达”、“大悲大智普为群众”、适应“现代科学化”[9]（P227）为前提，发展佛教本具的慈悲智慧的道德原则，立足以个人道德修养实践个人与社会的现实生活，从而建立人间净土。此一思想经印顺法师、赵朴初等先生的提倡后，成为现代佛教的主流思想之一——“人间佛教”。并在当代得到星云大师、圣严大师等大德的实践与推行。
虽然以上史实挂一漏万，但却反映出精英阶层认识、实践佛教思想时，根据不同的形势为各个时代提供了多样的道德思考和道德实践、道德标准和道德理想，与其他中国古典思想汇流成一股强劲的道德传统，给予了现代道德建设积极的启发。
就大众层面来说，佛教主要通过宗教仪式，发生宗教行为和宗教义务的影响，从而产生独具的道德样式。
佛教界与世俗最大的联系，是通过“法会”的形式连接的。佛教存在着大量的早、晚功课、忏悔法会、祈福法会、超度法会、盂兰盆会，以及形式多样的各种仪式性修持。可是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无疑是“盂兰盆会”。因为佛教的生命关怀包括了生者与亡者，人与其他生命，所以“法会”的特质是以实体性的事务传达生者对亡者的祈愿，是联系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中枢。从哲学上看，“法会”涉及的是如何贯通“幽明”的关系，所以怀着对不可知世界的敬畏，“法会”具备了特殊的实践功能。而佛教与中国传统结合后，对祖先的祭祀被引入了佛教的法会仪式，同时做了将之符合孝道的理解，并配以佛教原有的布施饿鬼道众生的内容，形成了中国佛教最被大众关注的“法会”——盂兰盆会。[10]（P189～213）
盂兰盆会所依经典是《盂兰盆经》，但与之相类似，并同样被重视的有《地藏王菩萨本愿经》、《佛说父母恩重经》等。这些经典的故事多是讲述地狱众生如何受苦，而其原因又是生前行不善十业导致，尤其里面讲到不同主人公的父母怎样受罚，及最后被佛力所救的情节，都将佛教的因果报应、去恶从善的道理，融会到孝敬父母祖先，慈悲众生的思想中去，体现了一种佛教与传统文化的融合。
法会超越幽明的功能，劝善舍恶和布施慈悲的教化，提供了黎民大众最直观的（其实也是最超越的）道德教育。通过生动故事、宗教实践、敬畏未知的方式，使普通大众在心理上接受了杂糅的宗教，虽然其中不乏迷信的道德观念，但其道德教育形式，却成为民间持续不断的道德源流。这，同样是在构建现代道德时不可忽视的潜层伦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