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汉人入滇推动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大融合——学术探索

在我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文明程度的高低，多是以接受汉文化的程度为标志的。元代，云南靠内地区的白族以及部分彝族，已较过去更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但就全省而言，汉文化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到了明代，由于汉人一跃而成为云南的主体民族且分布广泛，一方面迅速提升了云南居民的文化层次；另一方面汉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层次也大大提高了。
明初，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十分明显，所谓“华夷错居，习俗各异”。景泰（1450—1457年）之后，情况有所改变。如定远所（今牟定县）：“定远之民有撒摩都者，即白罗罗之类。近年以来，稍变其俗，而衣服饮食与同汉僰，更慕诗书，多遣子弟入学，今亦有中科第者。”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丽江府：“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明史·云南土司传》。到万历（1573—1620年）、天启（1621—1628年）之际，各少数民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大大加深。如云南府（驻今昆明）：“民尊礼，敬畏法度。”永昌府：“近郡之夷数种，今近城居者，咸慕汉俗，而吉凶之礼，多变其旧。”大理府：“习俗与华不甚远，上者能读书。”楚雄府：“近郡之夷名罗婺，近年也有纳粟为义官及作生员者，与汉俗渐同。”曲靖府：“近建学校，旧习渐迁。”景东府：“学校声教，渐迁习俗。”顺宁府：“境内男耕女织，渐习文字。”澜沧卫（今永胜县）：“建学之后，人文渐盛。”以上杂见万历《云南通志》卷四、天启《滇志》卷三十、《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三十二册。总之，到明末，云南各民族的文明层次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今南京）。二百年来，熏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谢肇淛《滇略》卷四。这是云南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对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纵观明代云南经济社会的重大进步，从人的因素方面看，不可否认，汉族移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更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云南各少数民族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在汉族移民的影响下，与时俱进，与汉族居民一道，共同创造了云南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奇迹。从社会发展规律的层面看，明代云南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虽然汉人入滇及其作为具有某种偶然性，但这种偶然性，实际上是当时云南社会历史条件这一必然性的伴生物。
本文虽言及云南一省，但主要论述的是靠内平坝地区和部分少数民族山区的情况。至于一些僻远地区，虽也有发展，但与本文所叙述的情况仍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甚至有所扩大。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表现，一省如此，全国亦然。
[参考文献][1]史云群.明初云南安定局面的出现和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J].思想战线，19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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