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与传统产业集群的差异——中州学刊

 结合文化创意产业的特征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总结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与传统产业集群的差异。
（一）结构方式
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与传统产业集群在结构上的最大差异是其已经融入了文化的因素。传统产业集群的结构是以价值导向为联结方式的，而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是以文化传播和渗透以及价值实现为联结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下的企业之间的互联关系与传统产业集群相比，更具有扩展性。在这种结构下的企业组织模式与传统产业集群下企业之间的组织模式也不尽相同，传统企业集群下的同类企业之间更加偏向竞争关系，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下的企业关系更加注重合作，而相同的文化则是合作的纽带。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更加注重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对于推动区域经济的整合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区域经济的整合对于提高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则是有力的促进。
（二）跨越空间
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不仅表现在地理空间上的群集，更突出地表现在虚拟网上的集聚效应。文化创意产业下的产业集群不仅表现为企业在同一地理位置的集聚，更表现出跨地理空间的集聚。现代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往往同现代科技发展有着密切地联系，现代发达的科技手段使文化创意这种无形的产品内质得以突破空间的界限和约束，使得价值流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实现。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超地理空间的存在形式，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说更具有张力，其经济辐射效应更强。
（三）呈现出柔性特征
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与传统产业集群相比，呈现出更加柔性的特征。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价值联结方式和内容已经较以前有了本质的变化，产业集群的核心向心力也由以前的价值实现变成了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在以这种为动力的群集网络中，企业与企业、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联结表现为柔性特征，也就是讲，当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形成时，其内在的结构和可扩展性较以往有了更大提高，而这种扩展性和更多的接口使得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结构更加丰富，内部的协调机制更加完善。文化创意产业网络集群的柔性特征使区域经济的发展有了更广阔的选择，在这种柔性机制下，区域经济的发展道路呈现出多样化特征。
三、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聚集原理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对于文化创意产业企业的集聚而言，区位条件、市场规模、初始企业布局、专业化和政府规划成为其聚集的要素。
（一）产业区位的形成
区位论的奠基人之一廖什（Losch）以垄断代替自由竞争、以最大利润代替最低成本，从而创立了服务于最大限度利润、以市场为中心的商业区位论。廖什认为，价格差和消费者对价格的弹性是决定商业区位的重要因素。商业区位论对文化创意产业企业区位选择和形成有重要借鉴意义，可以认为，企业集群的形成正是最大利润导致的市场为中心的区位形成问题，产业中心的形成会形成自强化作用，吸引更多的企业向同一地域集聚，从而形成文化创意产业集群。
（二）市场规模扩张
文化创意企业在某一地域的集聚涉及到其服务能力所限的市场规模问题，依据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即是企业中心向其腹地提供商业服务的能力问题。克氏认为，不同等级的中心地向其腹地提供服务的质量和能力不同，从而其腹地的大小也不同，正是不同等级的中心地之间的结网保证了对于所服务区域的覆盖。我们可以据此理解为，当专业化经营的企业具有向某一地域集聚的趋势时，具有提升这一中心地等级的效应，从而扩张市场规模。实事是，当市场规模由于文化企业的聚集从而扩大时，其提升中心地等级的功能与上述区位条件具有相互强化的效应。
（三）初始企业选址的路径依赖
初始企业布局对企业集群产生的作用已为实践所证实，如北京的798、宋庄文化产业区，上海苏州河沿岸创意产业集聚区，西安唐延安路创意产业带等。这也获得了相关理论的证明，如新经济地理学在强调收益递增的基础上指出，规模经济与运费（针对文化创意企业来讲主要是人员成本）的相互作用会产生倾向于集聚的内聚力，从而导致初始企业布局对后来的企业产生地理指向性的影响，最终形成集聚。值得注意的是，新经济地理学虽然从贸易与经济活动区位和外部效应两个角度讨论了这一内聚力的形成机理，但仍然不能从理论上解释初始企业的选址问题，克鲁格曼将其归于“偶然性”，初始企业的空间选址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而且这种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既可能由经济因素引起，也可能由非经济因素引起，但初始企业选址的偶然性却对后续企业的聚集带来路径依赖的必然性结果。
（四）专业化带来的区域品牌效应
对于生产型企业集群来说，专业化除带来生产关联、劳动力共享和规模效应外，还由于专业化的路径依赖性质而带来聚集效应。但对于以非生产型企业为主的文化创意企业集群而言，由于外部规模经济和内部规模经济同时存在，从而显示了专业化经营对于聚集的重要性质。当聚集于某一区域的企业具有专业化经营性质时，会产生区域品牌效应，如北京和上海的创意艺术产业区，众多艺术家和艺术画廊高度聚集，从而产生区域品牌效应，形成一种单个企业无法复制的无形资产，这相当于给专业化经营的文化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广告效应，从而节约了成本（张晓明，2011）。但这种广告效应所带来的收益并非为单个企业所有独占，而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所共享，换言之，专业化带来的品牌广告效应内生的促进了文化企业的聚集。
（五）政府规划
与生产型企业集群以市场自发形成机理不同的是，服务型企业集群的形成往往带有规划的性质，而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更是得益于业界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上海在全国较早的把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建设作为推动新一轮经济发展和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举措，目前已经有逾百家政府挂牌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北京也已形成并挂牌成立了近20家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北京市的重要支柱产业。
四、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竞争方式与单个文化企业的竞争是完全不同的，当不能完全区分不同消费偏好的消费者群体时，价格竞争就成为企业最终的竞争方式，但价格竞争的结果往往是一方破产退出竞争，或两败俱伤从而导致市场的破坏。企业集群的特征是以企业之间良好的合作竞争来取代恶性价格竞争，达到双赢或多赢的目的，由于双方都明确知道合作竞争的巨大利益，并完全能够意识到破坏这一合作竞争所付出的代价，从而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总能够比单个企业具有更好的生存环境。但由于文化创意企业具有产品差异性竞争和价格竞争的本性，如何通过集群来协调其行为就显的非常关键，本文认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所导致的价格竞争（伯川德竞争）向非价格竞争（古诺竞争）转移的内在机制，以及聚集产生的资源整合和价值观趋同是其竞争优势的源泉。
（一）空间聚集的古诺竞争
为了描述不同企业的空间位置，霍特林（Hotelling）首次建立了一个选址模型，并证明了在没有价格竞争情况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态结果导致两家企业均倾向于向城市的中心集聚，而这一均衡是选址策略中的纳什均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是否进行价格竞争必须对价格的性质进行设定，如果价格由企业成本函数内生给定，在不考虑线性运费的影响（即认为运费是二次的）的情况下，为避免引致对手降低价格，企业倾向于分离布局来弱化价格竞争，此时，均衡是伯川德——纳什均衡（Aspremont et al.，1979），但空间差异化的结果会导致聚集不存在。相反，如果假设价格是外生给定的，则企业之间将选择产量竞争，给定产品成本分布函数整体凸的前提，聚集均衡将存在，而且是古诺——纳什均衡（梁琦，2004）。
当价格是外生给定时，企业集群能够依靠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达到维持集群所需的价格约定，虽然这一约定可能只是一种默契。因为每一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实现都依赖于其他企业的行为，任何背离默契价格的行为都可能招致恶性价格战的后果。事实是，即使某一群内企业在整体利润最大化下不能实现自身最大化，它也不会贸然打破平衡，因为发动价格战的损失过大，则遵守约定虽然不是最大化战略，却是极大化极小策略，仍然是一个纳什均衡。基于聚集的古诺竞争优势在于：它能够有效的消除市场不稳定带给单个企业的经营风险，由于创意产业集群的需求规模和价格水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是基本稳定的，从而群内单个企业能够预期其收益，产量竞争实质上是对集群整体利益的分配手段。
（二）资源整合与价值观趋同的竞争优势
战略管理中关于竞争优势的来源有以资源为基础的竞争优势观、以活动为基础的竞争优势观和以无形资源为基础的竞争优势观（唐建民，2003）。而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则在于对各种资源的整合能力，体现在为顾客创造价值的整体优势。可以认为，这一过程即是集群中企业、社区管理者、相关服务机构等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念整合和趋同的过程。从时间上来看，每一个区域产业生态系统的发展都是历史上产业聚集的延续，其结构和功能的逐步完善是通过这一生态系统的演替实现的，当某一区域文化创意产业聚集中的价值观形成之后，会通过自组织的效应强化，吸引同质企业加入这一演化过程，并扩张其整体的竞争优势。企业生态群的资源整合同样具有扩张单个企业竞争优势的效应，并通过集群中的知识溢出和学习机制惠及其他企业；价值观趋同则具有建立区域品牌的效应，强化区域文化创意产业优势的同时也降低了社会中商业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成本。和聚集带来的产量竞争优势不同的是，这一竞争优势不仅强调对于企业的价值，更体现了对于社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