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民族观蕴含的民族自信——中州学刊

 自鸦片战争以来，抵抗外敌侵略的屡战屡败及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挫折，使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遭受沉重打击，引发了国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质疑。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知识界在震惊于国土沦丧、日本帝国主义明目张胆之侵略行径的同时，开始觉悟到通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来抵御外侮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顾颉刚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并试图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中寻求民族自信力的源泉。
顾颉刚甫一开始接触民族问题，就强调培育和发扬民族精神的意义，将其视为激发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重要力量。1929年，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所编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被南京国民政府查禁。理由是此书中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非圣无法”；戴季陶也认为“学者的讨论是可以的，但不能在教科书上这样说，否则动摇了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国家不利”，“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顾颉刚对此反驳说：“我们民族的自信力真是建筑在三皇五帝上的吗？”“我们的民族自信力应当建立于理性上。”“如果我们要团结这民族，那么我们民族经过多少次的磨难，这磨难中的牺牲人物正可唤起全民众的爱国精神。”在他看来，汉族在与其他民族的交锋中虽屡经磨难，但在危机和忧患中孕育起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则是弥足珍贵的，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财富，也是维系、协调和推动民族发展的巨大力量。
民族精神熔铸于民族意识之中，是民族意识中先进和精华的部分。顾颉刚对民族精神曾作过这样的表述：“国于天地之间必有舆立。舆立者何？其恃以生存之物质及其所以生存之精神是也。”何谓精神？“凡我先民艰难创业之事实与我民族相昫相濡之扶助意识，得之则博合为一，失之则涣离其本。”因此，他在对民族概念进行阐释时，多次强调真正构成民族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团结的情绪”。因为它既是民族意识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精神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观点提出不久就引起了一场学术争论。苗族人鲁格夫尔提出：“值此全面抗战之时，宣传固应以认清国家、提高民族意识为主”，但“要想团结各民族一致抗日，对变相的大汉族主义之宣传须绝对禁止，以免引起民族间之摩擦，予敌人以分化之口实。”“今日要团结苗夷共赴国难，并无须学究们来大唱特唱同源论”；“苗夷自己决不承认是与汉族同源的。”顾颉刚对此立即作出了回应。他认为，既然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使全国人民共同受到压迫，我们的抗战就是全国人民共同求生存的奋斗。我们团结的基础就是建筑在同仇敌忾的爱国情绪上，而不是建筑在一个种族上，更不建筑在一个祖先上。汉族和苗族如果同源，固然很好；即便不同源，彼此团结的情绪也是不会发生一点影响的。紧接着，他又从学术上对汉、苗的起源做了剖析，然后指出黄帝虽然是全中国汉人的祖先，但和亚当是全人类的祖先一样，只不过是含有宗教性的符号而已。对这样一个“历史上的问题，我们管也可以，不管也无妨”。因为民族的构成是精神的，非物质的；是主观的，非客观的。一个有团结情绪的人群，能同安乐、共患难，这就完成了一个民族的条件。中华民族就是在这种团结统一精神的带动下，在各族人民互相交往中及共同抵御外侮的斗争中，逐渐融汇形成的。
顾颉刚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顾炎武所言：“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冲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即“民族是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的，所以保持民族精神乃是每个人民应尽的责任；国家是由武力造成的，所以保国的事不妨仅由上层人物去担当；但是这些上层人物也必须认识了民族精神才保得住他们的国家，因为民族乃是国家的根本呵！”他指出，这里的“天下”与“民族精神”的内涵是一致的，等于中华民族或中国人；而“国”等于中央或地方的政府。因此，“要不是久已有了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古人是不会显现这种民族意识的”。虽然在顾炎武的时代，这个中华民族还主要是以汉族为主体，但它不过是中华民族的先进者，而满、蒙、回、藏、苗等便是中华民族之后进者。“他们都在一条路上走，有的先到，有的迟至，虽有快慢的差异，却无方向的殊别。一般保存原有的风俗习惯而体质较为纯粹的边民，他们也正在一步步朝着这个目标进行。”
在顾颉刚看来，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形成，并非革命的产物，即使其概念引自西方，但其形制在中国早已存在，并按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在演绎着。“‘中华民族是一个’，这话固然到了现在才说出口来，但默默地实行却已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中国自从秦皇统一之后，朝代虽有变更，种族虽有进退，但‘一个民族’总是一个民族，任凭外面的压力有多么大总不能把它破裂，新加入的分子无论怎么多也总能容受，好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遂得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因此，帝国主义者针对中国散布的民族分裂言论是站不住脚的。
顾颉刚曾提出一个设问：“中国民族的生存年龄太长久了，为什么别的古老民族早已亡却而中国却能支持下去，这一定有一个理由在内。”他认为，正是这种团结的精神，使得内外各族的不断融合，使得中华民族获得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即“常有浅化而强壮的异族血液渗透进去，使得这个已经衰老了的民族时时可以回复到少壮，所以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各族的融合问题。”“融合”包括血统上的融合和文化上的融合。中华民族通过血统上的融合，从而“吸收了各系的新血液，使后裔们的体格日益健壮。”通过文化上的不断融合，使得文明程度日益提高，个人能力亦不断发展。
而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历经几千年而绵延不绝，与中华民族精神博大的包容性和非凡的凝聚力是分不开的，“中国人民是最宽大最无偏见的，所以他在历史上能糅合许多相异的种族成为一个顶大的民族，能混合种种不同的文化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文化”。中华民族精神又是与时俱进的，“融化的工作至今不曾停止。现在强寇压境，我们团结的情绪更加高涨起来，要求这工作做得快，又做得好”。换言之，只要弘扬民族精神，保持团结的信念，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就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活力，就会长久延续下去，这是从中国的历史实际中树立起来的一种自信。因而，即便是对于西方文化，顾颉刚认为同样应报以融合的态度。“近来国内有人主张全盘西化的，反对他们这一说的就主张恢复中国本位文化，其实全是多事。西洋文化如果适合于今日中国的需要，当然该加采取。中国固有文化如果还适合于今日社会，当然该加保存。哪能执其一端而赅全体！”由此不难看出，顾颉刚对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及其发展前途充满信心。
顾颉刚民族观点的提出与时代局势紧密相关，但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为挽救危亡而出台的时政性理论。顾颉刚在重视意识因素对民族共同体形成意义的同时，亦强调中国的民族问题要从中国历史上去寻找答案。他指出，民族“这个名词是中国向来所没有的。满清政府统治二百余年，在他们的隔离政策之下，使得国内很清楚的分出‘满、汉、蒙、回、藏’五个部分来，恰好清末传进了‘民族’的名词，于是辛亥革命之后就有‘五族共和’的口号，好像中华民国之内真有这五个民族似的。全国人受了这个口号的暗示，每以一人一事的不满而赅括全体，渐渐分出彼此的疆界”。西方的民族观念在反帝话语下是不适用的，但它在中国已流传了数十年，将其消除并不可取也不现实，唯有将其转化为适合中国国情的观念才是可行之道。顾颉刚选择的方式，就是回到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去寻找重新诠释的基础。当然，他并不是倒退回文化封闭主义，而是力求将西方的理论和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并充分吸收中国近代以来有关民族研究的理论成果。
尽管顾颉刚的民族观受时代所限，有其不完善之处，但其思想核心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的学者所接受和继承。民族学家李绍明指出，费孝通从最初反对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到后来回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这一观念对弘扬民族精神、强化民族自信力所发挥的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注释
①顾颉刚：《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伊斯兰学会的讲演词》，《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第59—60、59、62页。
②《顾颉刚先生对临洮教育界讲演稿》，新临洮日报社编《顾颉刚先生在临洮之言论》（油印本），1937年。
③④⑤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⑥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2页。
⑦⑩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1—192、224、193—194页。
⑧《顾颉刚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0页。
⑨[25]顾颉刚：《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0期，1939年5月10日。
[11]《发刊词》，《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2月。
[12]顾颉刚：《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讲演稿），《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第172—173页。
[13]顾颉刚：《中华民族的团结》，《申报·星期论坛》1937年1月10日。
[14]《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2、3合期，1937年4月。
[15]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益世报·星期评论》1939年1月1日。
[19]顾颉刚：《中国史地学社缘起》，《宝树园文存》卷二，中华书局，2011年，第355页。
[20]顾颉刚：《答鲁格夫尔君》，《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1期，1939年5月15日。
[21][22][23][24]顾颉刚：《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30]顾颉刚：《我们为什么到西北》，《世界日报·民国二十六年暑期西北考察团特刊》1937年6月27日。顾颉刚：《西北回民应有的觉悟》，《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第66页。《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边疆和边政研究——李绍明先生访谈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