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的民族观与民族自信——中州学刊

一、顾颉刚民族观的历史渊源
顾颉刚对其民族观的阐述并非侧重概念的分析和各种理论的列举、对比和解读，而是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上，将民族问题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来研究。并力图从史实中寻求依据，尤其注意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追根究底，其民族观与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一统”观念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顾颉刚在论述种族概念时，先从考古发现的角度指出“夏、商、周不是三个朝代而是三个种族”，因为春秋时期，黄河下游的人自称为“诸夏”，而瞧不起四围的人民，称他们为“蛮、夷、戎、狄”。在当时，姬姓的周、鲁和姜姓的齐、许等已列于诸夏，而姬姓的骊戎和姜姓的姜戎依然是戎。由此可见“当时的诸夏和蛮夷并不是以种族分而是以文化分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人自来只有文化观念而没有种族观念”。①可见其思想深受中国历史上以“文化”来区别“华夷”之传统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古代史也是一部华夷争斗与融合的历史。“华夷一统”观念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充实和提升，并自始自终被包容在王朝“大一统”观念之中，在绝大部分时期为中原王朝统治者所接受和实施。严“华夷之辨”往往出现在华夷政权鼎革之际，而在历史上大部分稳定时期，并不太强调种族之别。清末民初，革命党人出于推翻清朝政权的需要，提出“驱除鞑虏”的口号，使种族问题重新成为讨论的重要话题。同时，在革命和社会进化论的语境下，汉族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从表面看，这种变化似乎与中国历史上屡次发生的华夷之争并无不同，但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等观念广为流传，尤其是在日本武力入侵的现实背景下，无疑给这一问题增加了新的内涵和解决难度。如何妥善处理“华”、“夷”概念在近代的演变及其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关系，已不再是内部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保国卫种”的高度。顾颉刚的做法是回到历史，从传统思想、经验中去寻找解决的途径。
他认为，经过漫长的反复的交融，中国已不存在纯粹血统上的种族了。各族之间早已非种族关系，而是以文化相区别，“汉人文化之中心为夏商周三代之文物，此三代似为汉族之正宗矣，殊不知夏来自北，商来自东，周来自西，皆当时之外国人”，等到秦汉一统，蛮夷始化，及其后来的辽金元清“俱化于汉，故知汉人非种族之谓，凡能用汉文化者，即为汉矣”。②这与中国古代“用夏变夷”思想并无二致。
1939年，顾颉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继续从中国历史的演变中寻找其“种族”观的证据。他指出，春秋时期的许多蛮夷到了战国时期都消失了，其原因并不是绝种了，而是因文化的提高而与中原诸国合为一体了。到秦始皇统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发芽了。从此以后，政权的分合固有，但在秦汉的版图里大家都是中国人了。宋朝时辽、金、元和西夏迭来侵夺，然而到了后来仍然忘记了种族的仇恨，彼此是一人了；《辽史》、《金史》、《元史》都成了中国正统的史书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种族的成见，只要能在中国疆域内受一个政府的统治，就会彼此承认都是同等一体的人民”③，“因为文化的力量本来可以超越种族的界限，只要文化联成一体，那就是一个不可分解的集团了。”④
他接着提出，中华民族不独不组织在血统上，甚至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这一结论表明其思想已开始突破并发展了“用夏变夷”的内涵，由汉文化中心观转向多元文化观。“现在汉人的文化，大家说来，似乎还是承接商周的文化，其实也不对，它早因各种各族的混合而渐渐舍短取长成为一种混合的文化了”；从中国人的音乐、服饰、生活习俗的演变来看，“我们敢确定地说：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汉人的一定比较汉人原有的多得多。汉人为什么肯接受非汉人的文化而且用得这样的自然，那就为了他们没有种族的成见”，“所以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人的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⑤同时，因纯粹的汉人文化并不存在，故“汉人”二字也是说不通的。
由此可见，顾颉刚在阐释民族、种族观念时，并非简单搬移和套用西方理论，而是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一统”观念，将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融入到强化民族国家的工程中去。
二、顾颉刚民族观的发展演变
顾颉刚最早阐发民族问题，缘起于其对古史的研究。1923年他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推翻信史的四项标准，其中头两项就涉及到民族、地域问题，即“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⑥显然，此时在顾颉刚的观念中，中国各族起源是多元的，各自有其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
顾颉刚再次提及民族问题，是在6年后的1929年，他在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作序时指出，要“把中国昔日的学术范围和治学方法根本打破、根本换过”，“使许多人从根本上了解中华民族的各种生活状态”。⑦但顾颉刚此时提到“中华民族”，更多是欲借用这一概念来论证民俗学和古史辨伪的重要性，对其内涵的认识与6年前并无本质区别。
1931年4月，顾颉刚与容庚、郑德坤、林悦明等组成燕京大学考古旅行团，前往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考察。所到之处所见民生之惨痛状况，令其受到强烈的刺激。“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但从此以后，我总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救国救民的事，我要学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⑧从此，顾颉刚对民族问题的考察开始融入更多现实关怀的因素。1932年，顾颉刚有感于“满洲国”在“民族自决”的口号下成立，“总觉得这‘民族’二字不该乱用，开始慎重起来”⑨；并认为“改造中国历史，即可以改造一般民众的历史观念。第一部史应为民族史”。⑩
1934年2月，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顾颉刚明确提出要研究中国的民族史，但同时也表示目前研究工作的重心依然是放在地理沿革史上。“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社会各界对现实民族问题关注程度之强烈、学术界研究呼声之高涨的情形。顾颉刚在发刊词中特意对地理和民族的关系加以注解，显然是看到了这一时代需求，并借以表明目前的研究工作是为将来的“致用”做准备。
《禹贡》半月刊真正对民族问题予以较多关注，始于1937年禹贡学会成员对边疆地区的实地调查之后。1942年，顾颉刚在回顾对民族研究的缘起时说，当时他办了一本《禹贡》杂志，本为研究中国地理史，想把中国疆域沿革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的，因为注意到边疆问题，就在里边常常发表关于边疆的文章。几年之后，在国内渐渐造成了注意边疆问题的风气。不过那时候他对边疆问题的注意点，还偏重在外患方面。抗战发生的那一年，他到甘肃、青海一带走了一趟，目击当地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几个民族人民相处的情形，方才觉得“我们的边疆问题，不但是受外国人侵略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自己内部的问题”。这里点明了他及《禹贡》半月刊的关注重点由沿革地理到边疆史地，再及民族（尤其是边疆民族）问题的变化过程。综观《禹贡》半月刊初期对民族问题的研究，主要还是从考察古代民族居住地域着手，意在打破“内华夏而外夷狄”的传统观点。可以说，自1937年起，顾颉刚的民族观念开始有了根本性变化。
1937年1月，顾颉刚为《申报·星期论坛》作《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对民族、种族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血统相同的集团，叫做种族。有共同的历史背景，生活方式，而又有团结一致的民族情绪的集团，叫做民族”，“我们暂不妨循着一般人的观念，说中国有五个种族；但我们确实认定，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清代以前，为了战争，征服，移徙和同化，血统已不知混合了多少次，区域也不知迁动了多少次。所以汉族里早已加入了其他各族的血液，而其他各族之中也都有汉族的血液，纯粹的种族是找不到了”。
在这篇文章中，顾颉刚开始修正自己的民族观念，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及构成中华民族的五个种族进行了再定位。他试图用种族来定义不同起源的境内各族，并提出区别种族和民族的首要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共同的情绪，即对群体的认同感，这与梁启超所提倡的“民族成立之惟一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有着承袭关系。
同年4月，顾颉刚将对中国内部之民族研究列为禹贡学会的工作计划之一。在阐释设立这一专题的出发点时，他指出：“中国民族自血统言之，至为庞杂。盖自有史之初，所称华夏者即与夷狄杂处；秦汉而后，四夷诸族或以降服而寄处中原，或以武力而入主内部，始尚严客主之辨，不相混杂，稍久则畛域渐除，互通婚姻，血统遂融而为一。晚近治民族史者，或偏于边地诸族之源流，或偏于汉族发展之次第，而于其萃居中原所发生各方面之影响未能为详尽之研究，实为一大缺憾。”故“本会拟集合若干人力，分题研究”，“一一研究其在当时分布之情况，及其在政治上与社会间势力之兴衰起伏，与夫彼此文化交流影响，藉以明了中国整个民族发展之真相”。
自此，在《禹贡》半月刊中，“民族”和“种族”的概念被区分开来，形成了有别于孙中山“五族共和”的新观念，成为禹贡学会边疆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
1938年10月，顾颉刚前往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昆明版的《益世报》成为抗战初期，顾颉刚宣传边疆、民族思想的重要阵地。他先后在该报发表了两篇文章，倡议废弃“中国本部”和“五大民族”这两个名词，立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并成为这一时期探讨此类问题的代表性言论。1939年1月1日，顾颉刚在《益世报》发表了《“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一文。在对中国历代疆域沿革的历史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首先批驳了日本缔造出来的“中国本部”说，指出：“从古至明，少数朝代不及所谓‘中国本部’大，多数朝代则都广于所谓‘中国本部’，而绝没有一个朝代其疆域广袤恰合于所谓‘中国本部’的。这真正是铁一般的事实！”而“中国的历代政府从不曾规定某一部分地方叫做‘本部’，中国的各个地理学家也不曾设想把某一部分国土定为‘本部’，在四十年前我们自己的地理书里更不曾见过这‘本部’的称谓，然则这个名词是从那里来的？这不消说得，是我们的邻邦的恶意宣传”，这一名称使“大家感觉得‘本部’的地方是我国本有的，是痛痒相关的；除了‘本部’之外原是杂凑上去的，有之固然足喜，无之亦不足惜”，从而坐视许多边疆地方慢慢脱离中国领土之外。
其次，他建议对因“中国本部”概念而形成的“华北”、“华中”、“华南”、“华西”等地理名词重新进行内涵设定。“我们如果要把全国地方分作几区，可以把西伯利亚以南至阴山以北称为华北，阴山以南至淮河、秦岭、岷山一带称为华中，自此以南直到南海称为华南，从阿尔泰山至喜马拉雅山称为华西。我们应依据了国家的实界和自然区域来划分我国的全境，而不该颟顸糊涂，随便使用别人蒙混我们的名词，以致国家疆土尚未受到敌国武力侵略的时候竟先在自己的观念中消失了。”通过改变区划，将“华”的传统内涵扩展到华夏民族以外的居住区，以此打破内地和边疆地域、民族、文化上的藩篱，将其整合在一个中国、一个中华民族的旗帜之下。
1939年2月9日，顾颉刚又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开篇即提出，凡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在中华民族之内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来。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既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事实。“中国本部”一词是敌人用来分化中国人制造出来的，而“五大民族”则非敌人所造，却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自古以来，中国人本来就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他进而又强调，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人的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非但汉人文化不能称为汉人文化，就是这“汉人”二字也可以断然说它不通。“我们只是在一个政府下营共同生活的人，我们决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而“知识分子表示自己能用新名词，随口就把‘汉民族、回民族、藏民族、摆夷民族’乱嚷出来，自己的心理上既起了分化作用，外人的谋我者也就得到了一条下手分化我们的捷径了。”“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因为种族以血统为主，而中国人的血统错综万状，已没有单纯的血统可言）。”
顾颉刚在这篇文章中，再次修订了自己的民族观，既否定了其先前提出的中国有五个种族的说法，也否认了汉族为中国主体民族及汉文化为主流文化的观点，而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
从当时的抗战形势出发，学者们对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大多表示赞同，认为这一观点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抵御外侮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但同时，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费孝通提出，如果大家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那么，文化、语言、体质上没有混一的必要。若国家真能做到五族共和，组成国家的分子都能享受平等，大家都能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得到切身的利益，这个国家一定会受各分子的爱护。故他主张应承认中国国内多民族并立的事实，并认为唯有从事实上认识边疆，才能保有边疆。
为回应费孝通的观点，顾颉刚连续发表了《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和《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在这两篇文章中，顾颉刚除再次强调民族意识是民族形成和存在的关键因素外，还表达了自己欲通过理论构建来解决现实困境的想法。在他看来，各族之间之所以造成隔膜，归根结底还是‘民族’二字在作祟。
顾颉刚对古史的研究，重在打破民族出于一统、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人化等观念。而通过梳理其民族观发展演变的过程，我们发现，他对民族问题的研究，也在试图打破当时流行的两个观念：一是种族主义观念。顾颉刚由最初承认中国国内有“五大种族”存在，到随后提出中国早已不存在任何纯粹血统的种族，应放弃这一与中国传统不符的观念，打破了清末以来革命党人的种族主义观念。二是汉族中心观。1934年，顾颉刚开始着手进行中国疆域沿革史研究时，尚以汉族的活动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心，但到抗战以后，其观念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先是宣称“汉”不是一个种族的称谓，而是汉文化之意，只要接受汉文化，都可称为“汉”；接着提出中华民族是建立在混合文化，而非汉文化的基础上；再指出“汉人”这一词汇不科学，应放弃使用。从而对梁启超、孙中山、傅斯年等以汉族和汉族文化为中国历史发展主体的种族进化论思想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