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精神生活解读的启示意义——中州学刊
作者:戴月华来源:原创日期:2013-07-26人气:1754
马克思对精神生活相关问题的论述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发展基础之上的,他对精神生活的重视与分析贯穿其生涯始终,特别是马克思对自由的解读将有助于我们对现代精神生活的追寻与解释。
可以说,作为启蒙运动之子的马克思也是在“自由”的旗帜下思考人的解放(根本上是精神解放)问题的。无论传统还是现代,精神生活作为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其核心就是自由。黑格尔认为“自由是精神所固有本质,也就是它自身的本体”;萨特则说“人是被宣判为自由的”。青年马克思通过对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以形象生动而又无比犀利的话语来讴歌人的精神自由:“你们(引者注:指普鲁士政府)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②马克思对精神自由的关注是贯穿他思想始终的,只不过在后来的思想探索中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视野强调了青年黑格尔派所忽视的精神生活背后的社会存在。动物仅仅是受自然支配的弯腰曲背的奴隶,而人之自由则成了人的宿命,正是自由为人之为人开启了各种可能性。因此,自由是创造精神产品和分享精神快乐的前提,创造是以自由为根本,不能自由创造的精神花朵无疑是缺少灵魂的塑料花。
让我们看看雅典城邦。雅典产生了“轴心时代”的古希腊文化范型意义上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产品。在欧里庇得斯看来,雅典的自由人和奴隶的差别在于精神,即奴隶就是不能表达自己想法的人。柏拉图曾说,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只喜欢金钱,我们的特点则是热爱知识。这就难怪雅典人在学校里主要学习的课程就是音乐和数学。希腊的文化正是由于“它们能够大胆地正视这个世界,并对这个世界进行思考,所有其他地方的人都深信不疑的那种可怕力量,希腊人却毫无畏惧地用理性来审视它,用智慧来驱逐它”③。雅典人在民主的城邦相对自由的人文环境下,对世界的自由探索精神和对生活的热爱,创造了无愧于时代的精神文化成果。与之相反,斯巴达人的军事化组织方式,使他们作为运行良好的一个零部件而不是一个个人发挥作用,这部机器需要的就是责任和服从,斯巴达人不需要或不知道自由的精神。于是,在这个与雅典同时代的斯巴达人的精神园地难觅思想之果。
当然,古希腊城邦的文化繁荣又是建立在大部分奴隶的没有自由而被奴役的前提下的,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牺牲大部分人的精神生活为代价。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精神的伟大意义时,比他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们又大大前进了一步。马克思进一步强调精神的解放不是纯粹的精神领域的事件,也不是在意识的主观层面消灭某个奴役的观念就能消灭受奴役的现实。“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获得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④马克思提出了在社会存在基础上的历史发展对文化的优先性和条件性,没有社会存在发展水准及其社会需要的时代迫切性,所谓的精神生活的丰富可能就成为无本之源,无源之水,也让我们明白只有在合适的社会土壤中才能开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精神之花。马克思说过:“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⑤即便是人类基本的生存需要,也以其满足需要的人的活动方式展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水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文化观表明人们为改善自己作为精神生活前提的物质条件是无可非议的,而现代精神气质的变化也正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反映。
在马克思早期直接对精神自由的讴歌之后,在后来的《资本论》手稿中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时间”思想。这一观点丰富了马克思初期的关于自由的思想,为通向未来社会的“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愿景,为现代精神生活提供了丰富启示。
马克思认为人只有在摆脱了为生存而劳作,缩短谋生的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有效保障和开启人的自由发展的可能空间。虽然马克思就精神生活本身论述可能不多,但他对精神生活的历史与现实的可能性作了精彩分析,在中后期对劳动的分析中区分了为生存服务的劳动时间与自由支配的时间,指出只有在自由时间的创造状态中,我们才能发现人类的精神自由。因为与工人手工业相比的大机器生产更加专业化,工人成了机器的仆人,他只是需要跟随机器的生产节奏而不是他自己的生命节奏生活。因而,这种劳动只能把工人降低为没有主动性的机械仆人,为生存服务的基本生活资料的机械劳动已不可能达到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促进个人的自由发展,过去手工时代劳动的大部分功能已通过科学技术对象化为机器来表达人的本质力量,直接的工人劳动反而越来越简单化和无趣化。⑥既然劳动从直接生产的最活跃因素成为生产的旁观者和大机器生产的仆人,那么工人劳动时间不能再作为广义财富的尺度,劳动也很难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缩短),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并不是社会发展的目的,而仅仅是为整个劳动时间的节约、自由时间的增加创造条件,“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⑦。自由时间是供人自由发展的时间,是人现实发展的空间,劳动时间的节约就为人的自由时间拓展了空间。为此,马克思以自由时间的提出为现代精神生活的发展和解释提供了可能途径。他把自由时间划分为“闲暇时间”和“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这种“闲暇时间”基于满足人的劳动之余的休息和娱乐所需要的时间,马克思明确把“闲暇时间”归在自由时间的范围之内。⑧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时间不属于直接生产劳动的时间,而是通向自由发展的途径并具有比劳动状态更多的生活自主性。当然,仅仅局限于闲暇方式的精神生活还是精神生活的低级形式,马克思对自由时间的论述正是注重“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这种“较高级活动的时间”总是与艺术、科学等自由创造与欣赏活动联在一起的。“用来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⑨,它作为人的精神生活的时间表达方式、作为人的本真生活的展示,充分体现了在人的创造性活动时间中全面展现人的自由的精神力量。在马克思看来,虽然这类自由劳作不可能像浪漫主义所想象的那样愉快轻松,同样充满着创作的艰辛,但那才是实现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活动。“自由时间”作为马克思精神生活理论相关的重要范畴,对今天的精神生活追寻与解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马克思对“自由时间”二阶段的划分,肯定了“闲暇时间”在精神生活中的合理性。现代社会的充分发展,为大多数人争得“自由时间”创造了条件,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可能。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是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表现形式。过去的“精神家园”不一定适合作现代人“居住”,对当代精神生活的世俗化、大众化现象不必看成洪水猛兽。时代的发展会产生与时代相应的精神生活方式,现代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能创造出适合现代人生活的精神家园。普罗大众精神生活的合理性体现在现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趋同化消费,表现为大众得到普及化精神生活的现代休闲方式,体现为依附于现代媒介之上的视觉文化和依附于物品之上的符号形态的精神消费。它更倾向于满足个人缓解压力、放松身心乃至纯粹娱乐或享乐的精神需要。无论是电视、电脑甚至时装都蕴含着精神性与物质性因素同化的愉悦层次的精神消费,其传播媒介具有向大众普及的精神文化效应,可以说开启了惠及众人的平民化精神生活的时代,为众人的意见表达和观念阐述提供了精神启蒙的舞台。
其次,马克思对从事较高级活动的自由时间的重视,表达了面向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创造的精神生活,才是现代人精神追寻的方向,这才是世俗社会中抵抗消费主义庸俗精神生活观的有力武器。我们注意到消费主义的危险就在把人的自由时间完全投入到闲暇时间的消费状态。盲目追求娱乐式快餐文化给人们精神生活带来消极影响,消解人们精神创造力,减弱精神反思的深度和批判力量。因为在信息时代的电视、电影及网络媒介传播的丰富性促使信息冗余,而不是信息不足。因此,现代人需要经常性地自我省察和反思以校正自己、审视自己,防止陷入人云亦云的“常人”状态。为此,我们需要重视马克思在“自由时间”理论所表达的精神生活的创造性追求的思想。
因而,马克思的“自由时间”理论既否定了把金钱作为最高精神追求的误区,也肯定了物质生活的合理性,同时也消解了需要层次理论等在精神解释上的困惑,并指出了痴迷于闲暇活动中的精神消费的局限与不足。
传统精神追寻境界的阶梯划分随着现代世俗化社会的出现,精神追寻的阶段性区分不再明显,由传统的阶梯状横向发展向现代的扁平化纵向发展。现代社会精神生活的超越性更倾向于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内化,而在精神生活中随着大众文化的诞生、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使愉悦性的休闲式精神生活分量加重,但这是精神生活追寻的方式改变,马克思强调的精神活动中自由创造与精神追寻的体验与超越没有根本改变。人作为世上唯一未完成的存在者,只有在精神文化的自由创造性活动中才能防止生活退化,才能开启人的自由发展的理想状态。可以说,现代社会同样因人的精神文化而灿烂,精神文化因人之自由创造而产生,现代精神产品的自由创造与精神生活的文化需求更以丰富多彩的时代形式构筑起人之为人的平凡又卓越的特性。
注释
①鲍霁编《冯友兰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3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页。
③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葛海滨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7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页。
⑥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62页。
⑦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8—219、225—226页。
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94页。
可以说,作为启蒙运动之子的马克思也是在“自由”的旗帜下思考人的解放(根本上是精神解放)问题的。无论传统还是现代,精神生活作为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其核心就是自由。黑格尔认为“自由是精神所固有本质,也就是它自身的本体”;萨特则说“人是被宣判为自由的”。青年马克思通过对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以形象生动而又无比犀利的话语来讴歌人的精神自由:“你们(引者注:指普鲁士政府)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②马克思对精神自由的关注是贯穿他思想始终的,只不过在后来的思想探索中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视野强调了青年黑格尔派所忽视的精神生活背后的社会存在。动物仅仅是受自然支配的弯腰曲背的奴隶,而人之自由则成了人的宿命,正是自由为人之为人开启了各种可能性。因此,自由是创造精神产品和分享精神快乐的前提,创造是以自由为根本,不能自由创造的精神花朵无疑是缺少灵魂的塑料花。
让我们看看雅典城邦。雅典产生了“轴心时代”的古希腊文化范型意义上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产品。在欧里庇得斯看来,雅典的自由人和奴隶的差别在于精神,即奴隶就是不能表达自己想法的人。柏拉图曾说,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只喜欢金钱,我们的特点则是热爱知识。这就难怪雅典人在学校里主要学习的课程就是音乐和数学。希腊的文化正是由于“它们能够大胆地正视这个世界,并对这个世界进行思考,所有其他地方的人都深信不疑的那种可怕力量,希腊人却毫无畏惧地用理性来审视它,用智慧来驱逐它”③。雅典人在民主的城邦相对自由的人文环境下,对世界的自由探索精神和对生活的热爱,创造了无愧于时代的精神文化成果。与之相反,斯巴达人的军事化组织方式,使他们作为运行良好的一个零部件而不是一个个人发挥作用,这部机器需要的就是责任和服从,斯巴达人不需要或不知道自由的精神。于是,在这个与雅典同时代的斯巴达人的精神园地难觅思想之果。
当然,古希腊城邦的文化繁荣又是建立在大部分奴隶的没有自由而被奴役的前提下的,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牺牲大部分人的精神生活为代价。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精神的伟大意义时,比他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们又大大前进了一步。马克思进一步强调精神的解放不是纯粹的精神领域的事件,也不是在意识的主观层面消灭某个奴役的观念就能消灭受奴役的现实。“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获得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④马克思提出了在社会存在基础上的历史发展对文化的优先性和条件性,没有社会存在发展水准及其社会需要的时代迫切性,所谓的精神生活的丰富可能就成为无本之源,无源之水,也让我们明白只有在合适的社会土壤中才能开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精神之花。马克思说过:“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⑤即便是人类基本的生存需要,也以其满足需要的人的活动方式展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水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文化观表明人们为改善自己作为精神生活前提的物质条件是无可非议的,而现代精神气质的变化也正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反映。
在马克思早期直接对精神自由的讴歌之后,在后来的《资本论》手稿中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时间”思想。这一观点丰富了马克思初期的关于自由的思想,为通向未来社会的“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愿景,为现代精神生活提供了丰富启示。
马克思认为人只有在摆脱了为生存而劳作,缩短谋生的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有效保障和开启人的自由发展的可能空间。虽然马克思就精神生活本身论述可能不多,但他对精神生活的历史与现实的可能性作了精彩分析,在中后期对劳动的分析中区分了为生存服务的劳动时间与自由支配的时间,指出只有在自由时间的创造状态中,我们才能发现人类的精神自由。因为与工人手工业相比的大机器生产更加专业化,工人成了机器的仆人,他只是需要跟随机器的生产节奏而不是他自己的生命节奏生活。因而,这种劳动只能把工人降低为没有主动性的机械仆人,为生存服务的基本生活资料的机械劳动已不可能达到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促进个人的自由发展,过去手工时代劳动的大部分功能已通过科学技术对象化为机器来表达人的本质力量,直接的工人劳动反而越来越简单化和无趣化。⑥既然劳动从直接生产的最活跃因素成为生产的旁观者和大机器生产的仆人,那么工人劳动时间不能再作为广义财富的尺度,劳动也很难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缩短),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并不是社会发展的目的,而仅仅是为整个劳动时间的节约、自由时间的增加创造条件,“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⑦。自由时间是供人自由发展的时间,是人现实发展的空间,劳动时间的节约就为人的自由时间拓展了空间。为此,马克思以自由时间的提出为现代精神生活的发展和解释提供了可能途径。他把自由时间划分为“闲暇时间”和“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这种“闲暇时间”基于满足人的劳动之余的休息和娱乐所需要的时间,马克思明确把“闲暇时间”归在自由时间的范围之内。⑧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时间不属于直接生产劳动的时间,而是通向自由发展的途径并具有比劳动状态更多的生活自主性。当然,仅仅局限于闲暇方式的精神生活还是精神生活的低级形式,马克思对自由时间的论述正是注重“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这种“较高级活动的时间”总是与艺术、科学等自由创造与欣赏活动联在一起的。“用来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⑨,它作为人的精神生活的时间表达方式、作为人的本真生活的展示,充分体现了在人的创造性活动时间中全面展现人的自由的精神力量。在马克思看来,虽然这类自由劳作不可能像浪漫主义所想象的那样愉快轻松,同样充满着创作的艰辛,但那才是实现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活动。“自由时间”作为马克思精神生活理论相关的重要范畴,对今天的精神生活追寻与解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马克思对“自由时间”二阶段的划分,肯定了“闲暇时间”在精神生活中的合理性。现代社会的充分发展,为大多数人争得“自由时间”创造了条件,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可能。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是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表现形式。过去的“精神家园”不一定适合作现代人“居住”,对当代精神生活的世俗化、大众化现象不必看成洪水猛兽。时代的发展会产生与时代相应的精神生活方式,现代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能创造出适合现代人生活的精神家园。普罗大众精神生活的合理性体现在现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趋同化消费,表现为大众得到普及化精神生活的现代休闲方式,体现为依附于现代媒介之上的视觉文化和依附于物品之上的符号形态的精神消费。它更倾向于满足个人缓解压力、放松身心乃至纯粹娱乐或享乐的精神需要。无论是电视、电脑甚至时装都蕴含着精神性与物质性因素同化的愉悦层次的精神消费,其传播媒介具有向大众普及的精神文化效应,可以说开启了惠及众人的平民化精神生活的时代,为众人的意见表达和观念阐述提供了精神启蒙的舞台。
其次,马克思对从事较高级活动的自由时间的重视,表达了面向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创造的精神生活,才是现代人精神追寻的方向,这才是世俗社会中抵抗消费主义庸俗精神生活观的有力武器。我们注意到消费主义的危险就在把人的自由时间完全投入到闲暇时间的消费状态。盲目追求娱乐式快餐文化给人们精神生活带来消极影响,消解人们精神创造力,减弱精神反思的深度和批判力量。因为在信息时代的电视、电影及网络媒介传播的丰富性促使信息冗余,而不是信息不足。因此,现代人需要经常性地自我省察和反思以校正自己、审视自己,防止陷入人云亦云的“常人”状态。为此,我们需要重视马克思在“自由时间”理论所表达的精神生活的创造性追求的思想。
因而,马克思的“自由时间”理论既否定了把金钱作为最高精神追求的误区,也肯定了物质生活的合理性,同时也消解了需要层次理论等在精神解释上的困惑,并指出了痴迷于闲暇活动中的精神消费的局限与不足。
传统精神追寻境界的阶梯划分随着现代世俗化社会的出现,精神追寻的阶段性区分不再明显,由传统的阶梯状横向发展向现代的扁平化纵向发展。现代社会精神生活的超越性更倾向于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内化,而在精神生活中随着大众文化的诞生、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使愉悦性的休闲式精神生活分量加重,但这是精神生活追寻的方式改变,马克思强调的精神活动中自由创造与精神追寻的体验与超越没有根本改变。人作为世上唯一未完成的存在者,只有在精神文化的自由创造性活动中才能防止生活退化,才能开启人的自由发展的理想状态。可以说,现代社会同样因人的精神文化而灿烂,精神文化因人之自由创造而产生,现代精神产品的自由创造与精神生活的文化需求更以丰富多彩的时代形式构筑起人之为人的平凡又卓越的特性。
注释
①鲍霁编《冯友兰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3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页。
③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葛海滨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7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页。
⑥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62页。
⑦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8—219、225—226页。
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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