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群体媒体形象的新特征及形成原因——江淮论坛

同性恋群体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进入中国公众视野，因与异性恋取向相悖，在传统道德与社会伦理的双重压迫下，该群体一直以隐蔽的方式生活着，他们的真实世界不为大多数人关注与了解。同性恋群体长期被贴上“性变态”、“精神问题”等标签，被认为生活方式混乱，传播艾滋病，是一个被极其边缘化的群体。新世纪以来，有研究者提出“同性恋这个群体大概有3000万人，加上与他们直接关联的妻儿老小，就有上亿人了。同性恋现象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1]”
作为人们认识世界的窗口，大众传媒具有对群体形象的建构功能。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指出，传播实质上是一种通过符号来使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过程，是一种分享意义的文化仪式。在这一文化仪式观中，传媒作为信息的最初传递呈现者，在议题设置和建构中有着支配作用。只有反映这种规范，媒介才能与公众交流，达到最大程度的认同。
随着社会民主法治的进步，人们思想的开放及眼界的拓展，社会对同性恋群体越来越持宽容的态度，同性恋群体媒体形象的建构也出现新特征，开始向“时尚群体”、“出色人群”转变。同性恋者不再默默无闻，不再害怕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们逐渐频繁走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公共事件、公共决策中的重要角色。
本文以新闻类期刊《三联生活周刊》（1994年创刊）和《新周刊》（1996年创刊）为例，对其创刊以来各自139篇和64篇涉及同性恋群体的报道进行考察，力图以点带面反映该群体在新时代如何被媒体设置和建构其形象的新特征，并分析产生这些特征的原因。
一、同性恋群体媒体形象的议题设置和建构特征
通过对《三联生活周刊》和《新周刊》同性恋群体报道的分析发现，对该群体的报道议题偏向同性恋与生活时尚、同性恋素材的影视作品及国外同性恋活动介绍等“软新闻”，同性恋者形象以“时尚群体”、“社会名流”等男性同性恋者为主；报道取向趋向中性和正面。
1.同性恋群体报道议题及发生地特征。考察显示位居同性恋报道量前两位的议题是：同性恋对生活方式及时尚界的影响（占总数29.6%）与同性恋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及相关作者、导演介绍（占总数24.6%），合计超过报道总量半数以上；同性恋者组织的各类活动，及医学生物学视角下的同性恋，如同性恋产生原因等也有报道，但数量均不到一成；最少的是艾滋病报道中涉及的同性恋群体的内容。说明媒体更重视从生活、文化视角解读同性恋群体；对同性恋活动及医学生物学研究的介绍尚不多；报道内容上有意识地注意避免在艾滋病报道中涉及同性恋群体，以免受众把两者简单地联系或划等号。具体结果见表1。
从报道发生地看，国外同性恋群体报道超过六成（60.1%），国内报道量不到40%。国外同性恋群体报道中，美、英、法三国占报道总数的73.8%，尤以美国最多。说明媒体更侧重于介绍国外同性恋群体的状况，尤其是美国的同性恋者。结果见表2。
2.同性恋群体职业身份及性别特征。报道中涉及同性恋个体并明确其职业身份和性别的共96篇。其中职业身份为艺人明星、其他知名人物（包括摄影师、企业家、画家、性学或相关研究专家、设计师、神职人员、球星等）所占比例合计超过半数达53.2%；政治家和社会普通人物所占比重最小，均只有13.5%；可见报道中的同性恋群体以“社会名流”、 “时尚群体”居多。而“政治家”类社会知名人物因其特殊身份较少被报道。普通人物因其关注度较低在报道中也较少出现。在96位当事人中，女性为29名，男性则多达67名，说明对男性同性恋者的关注度显然要远高于女同性恋者。具体结果见表3。
3.同性恋群体报道取向特征。203篇报道中，保持中立态度，情感表达内敛的中性报道最多有89篇，占43.8%；直接或借助采访对象之口，对同性恋群体持赞成、宽容态度的正面报道有55篇，占27.1%；对同性恋群体持反对、歧视等负面报道取向的数量为40篇；而莫衷一是，含正面和负面两种报道取向者最少，只有19篇，占9.4%。总体而言，对同性恋群体持中性和正面报道取向占据主体地位，总计达70.9%，说明报道取向与人们过往的印象有较大变化。具体结果见表4。
二、同性恋群体媒体形象的话语特征
荷兰学者梵·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一书中提出把新闻作为一种文本或话语进行分析的理论。这种分析首要考虑新闻话语的结构，如描述的各种层次或视角，以及为清楚体现这些层次或视角特征所使用的单位或种类。[2]依据梵·迪克所确立的话语分析模式，笔者从报道结构、叙事策略、词语选择三个方面考察同性恋群体媒体形象的话语特征。
1.同性恋群体媒体形象的报道结构
报道结构支撑着报道的走向和脉络，宏观控制着意义的表达。梵·迪克认为通常包括概述（标题和导语）、情节（事件与背景）、后果、口头反应、评论等五要素。报道结构中对各要素的突出或弱化体现报道者的价值观和对报道事件所持的态度。考察发现，关于同性恋群体的报道事实陈述全面，能提供多背景阐释；故事情节把握适度，能恰当运用评论，表达各方观点。
如2001年《三联生活周刊》对北京大学“首届同性恋电影节”的报道。在对事件进行简要介绍之后，明确提出：“这次电影节的意义从‘首届’两个字中即可体现出来，而且组织者在宣传材料中强调绝大部分电影是第一次真正以胶片方式跟观众见面。而电影节的另一层意义似乎更为重要，即它透过电影折射出社会对待同性恋这一社会现象的思考深度。”
接着，报道开始对参展的同性恋题材的电影进行解读，并对几部影片内容和导演意志进行了总结，紧接着穿插了作者评论：
“在这几部电影里，能清晰地看到社会对待同性恋者的态度正慢慢平和下来，而平和正是我们看待事物和现象最合适的出发点。
“这个话题才刚刚开始，有更多的东西正在被我们忽视着，或者被错误地理解了。”
最后，以介绍观众观后感收尾：“大部分人的态度是希望去了解和看见，而不是单纯的支持或者反对。同性恋就是社会的一部分，无论被如何看待。”
不难看出报道结构尽量避免因事实缺失而造成读者认知的偏见，彰显出对同性恋群体所持的平和、公正、客观的态度。
2.同性恋群体媒体形象的叙事策略
（1）细节描摹，个性叙写，有血有肉
《新周刊》执行主编闫肖峰认为：严谨的逻辑、丰富的细节和深厚的“情怀” 是评判好文章的三个标准。[3]《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认为理想的叙事应是从细节出发，在叙述中加入个性色彩。这些观点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三联生活周刊》2003年4月封面报道——别留那风情万种——张国荣：
“2000年，他答应免费为香港同性恋组织举办的“十大杰出同性恋报道奖”担任评判，他曾这样为自己在演唱会中穿裙子而辩解：‘人有好多种，人有自己喜欢，我钟意着裙，又没伤害到其他人，为什么不可以有选择权。’
“张国荣用他的舞台形象和真实的人生故事重新演绎了《莎乐美》的主题：性、美丽、欲望和死亡。巧合的是，张国荣和王尔德都在这个尘世逗留了46年。”
对张国荣过往的回望，演唱会着裙的解释，与同是同性恋者、同样才华卓越的王尔德生辰巧合，各种细节的展示在让读者对他短暂一生无限欷歔的同时，也增添了对同性恋群体的了解与理解。
（2）温情抒写，言辞诚恳，读之动容
作家梁晓声曾说“写作：情怀比技巧重要”。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以采访对象之口，从“我”自身体验出发，发自内心的认知和感悟，真实坦诚而不失温情，是报道常用的叙事策略。
《新周刊》2010年4月对曾子墨的报道：“经历了之后，我特别理解，也特别尊重不一样的生活。我发自内心地说过：假设有一天，我是一个同性恋的母亲，我肯定不会觉得什么，肯定特别希望他找到自己的幸福，找到他的爱人，然后快乐生活。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问题。”对同性恋者感同身受的体贴与关爱溢于言表。
3.同性恋群体媒体形象的词语选择
美国社会学家塔奇曼认为新闻是建构的现实，是对社会现实的再生产，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体现。这种意识形态，贯穿于报道框架、叙事策略中，微观层面的词语选择上更是显而易见。考察发现，同性恋群体媒体话语的词语选择从早期 “艾滋病的桥梁人群”、“性心理障碍”中逐渐剥离，开始转向多元化，将同性恋与“粉红政治”、“救‘市’主”等相连，甚至用“时尚潮流引领者”、“活得雅痞”和“有创意”来描述，感情色彩上经历了从贬义逐渐向中性和褒义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