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人狐恋”情节的文化透视——学术论坛

 狐精是中国古代小说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它的形象一直在正、邪两面之间徘徊。追溯源头，早期关于狐精有祥瑞、仁德等特点，进而隐喻婚姻爱情，这可能源于大禹娶涂山氏的传说。而这种传说则开辟了“人狐恋”的先河，后世作家于此生发开来，演绎了诸多丰富多彩的人狐情感故事，以展现各个时代对狐精的心理需求和期盼。人在与狐精的痴缠中，无疑呈现出矛盾，一方面男性冀希与异类狐精能有一段离奇的人生艳遇，而另一方面又畏惧这种恋爱的不可预知性，很可能会带来异类的祸害和惩罚。就在这种无法自拔的痛苦意识中，“人狐恋”演绎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以往学界研究喜从人的角度人手来审视其与人类的关系，其实更应该立足“狐精”的角度，从男性心理、人类欲望、人狐合一的角度来探讨“人狐恋”的文化本质特征。
一
“狐”进入人的视野绝非偶然。在小说家的眼中，狐精的性格特征和行为举止一直是特立独行，褒贬不一的。虽然最初狐精有过作为仁义、瑞兽、乃至图腾崇拜的历史，但更多的还是从其生物性出发，阐述其种种非人爱好，甚至于食人的可怖行为。而魏晋六朝时的狐精大多以丑恶形象出现，它们或蛊惑人心，或妖媚害人。唐朝由于思想意识和文化开放，加上道教和佛教思想的渗入。小说作品中已经出现了对狐精的正面化刻画。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文言小说、以及长篇白话小说中。狐精性格和形象进一步发展，并呈现出固定的两种形象：一种是继续从其生物性、异类性出发。揭示其假、丑、恶的本性，一种是揭示狐精的人性特征，不时流露出善良、真情与痴情。
先看狐精的生物性、异类性特征。这些涉及到狐精的故事，大都是程式化的叙述，狐精经过辛苦修炼，幻化为人形后，尤其幻化为女性后，旨在魅惑男性，轻则让他们日渐赢瘦，精神全无，重则迷惑君王，祸国殃民。字里行间往往流露出上天旨意、因果报应的说教。譬如在《封神演义》第一回“纣王女娲宫进香”中谈及纣王亡国的原因时，不惜留下伏笔，但作者的原意是要惩罚个人而非天下。
在惩罚个人的时候，作者往往也归结为天意与前世的夙缘以及道教的采补说。东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八中的“阿紫”，记叙了后汉建安中，被狐精掳入冢中的男子王灵孝清醒后的自述，乃为狐所惑，忘乎所以，举止类狐，这是人对自己情绪不能自己的一种惩罚。又如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卷九中记载了狐女复仇的故事，幻化为女性的狐精，其行为举止更接近于“淫妇”或妓女，而卷十一则明确记载了采补说。更将人狐的关系推向了反面。
狐精幻化为女性或男性，在形体上努力往人类形象靠拢，满足更多人潜意识中的欲望，得到更多生理的愉悦。如《太平广记》卷四四十八《刘甲》，就是狐幻化为男性，性侵许多女性的例证，这是从人潜意识角度的诠释。
另一种狐精幻化为人形，在与人实际交往中，展现了真情与痴情。对于“狐”的品性，《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中刘师退与道士装扮的狐仙的一番对话，便揭示其人类的特征。当然，作者是借助狐之口点出了人、狐这两个物种间都存在好丑不一、良莠不齐的现象，我们不必要为了狐精的反面例证而耿耿于怀。《阅微草堂笔记》卷九中一狐女能听从僧人的劝告，毅然离去的举动，这是两情相悦的印证，如果没有她对郎君的挚爱，为其生命和健康着想，她绝不会离开，“人狐恋”不虚也。卷十还描写了范鸿禧和一狐的故事，狐突然与人决绝，凸显出狐身上人性善良、友好、宽容的特征，绝不容许手足相残，这种个性为人所称道。
二
以上从狐的生物性、异类性和人性方面进行了初步的阐释，而“人狐恋”的结果恰恰是基于这样的特征。
“人狐恋”情节中论及狐的伤害，主要还是基于采补说的影响。这些故事情节大都雷同，人类与这些狐精相处久后，则会妖气环绕，身形倦怠，甚至丢掉性命。狐精有意或无意对人类构成威胁，而狐精的伤害往往和妖道结合起来。比如《西游记》第七十九回“寻洞擒妖逢老寿，当朝正主救婴儿”这一章节中写美皇后白狐精要食人心，害人性命，这种完全违背人性、漠视生命的残忍行为最终受到了人类的惩罚。在人狐相恋的故事中，人类的健康往往由于受到狐精的魅惑，呈现出急剧恶化的迹象。
既然“人狐恋”有以上诸多弊病。但作为人来讲却乐此不疲，就不得不深入追寻“人狐恋”的内在因缘。“人狐恋”和“人鬼恋”以及其他精怪的恋爱并不相同，“鬼”是大家敬畏的意象，它的形体呈现出多样性，是人内心矛盾的激烈反映。而植物以及其他动物等精怪的故事数量虽然并不少，但在爱情婚姻的故事中普及性并不强，民众的认可度也不高。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中对狐精文化潜能进行了充分肯定，认为狐处在人物、幽明、仙妖之间，容易被赋予更多的人性特征，这也是“人狐恋”作品异常丰富的根本原因。
“人狐恋”故事虽多，但结局复杂多变。狐女在与人类相恋时，呈现出采补与真情的矛盾性，而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结局自然也就大相径庭。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卷七中一方面暗示女狐媚人的采补之说，另一方面描写她到坟上的祭奠行为证明其并非冷酷之狐，它是在修炼与情欲之间纠葛的异类。也正是通过狐女与人类痴缠的矛盾突出了狐精的理性和感性。唐之前的狐精多有较高的地位，在宋代之后她们更多的成为狐魅。人对于狐精既渴望又敬畏。人类渴望的是通过这种人生艳遇，有情人终成眷属。在《容斋随笔》中，狐精拥有人性更多的优点，一般狐幻化为女性，多主动追求中意男子，最后夫唱妇随。这种明显是类型化的写法。但从中透露出这样的内涵，狐女在情感需求中如同人世间的凡夫俗子。可贵的是她们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突破了时代的园囿和女性地位的卑微。人对狐精敬畏的是，作为反面的狐精形象有着共同的特征，幻化为男性或女性，以妖术媚人，吸精补气，修炼提升。明清小说中的狐精故事大多如此，狐女多幻化为美丽人形，从外貌、神情、言语上吸引男性的追崇和爱慕。爱与恨的情绪纠结其中，曲折反映男性的心理需求，而狐精与人的交合修炼过程又从反面使男性遭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残害。当然，《阅微草堂笔记》中的狐意象更多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在这类小说中，作者无非借狐精的害人言行曲折表达出对人类德行以及知识分子境遇的感叹。从这个角度而言，狐精的害人特征就凸显出来，鉴于此，狐精的结局往往就是被高僧、道士、武士、仙人等识破原形，或遁逃或死亡。狐精的消亡命运虽然是悲剧，但从中可以得知作者对这些女子的魅惑存有矛盾的心理。既欣赏她们的美貌、大胆和真率，告诫世人多行善，又不得不从伦理的角度对她们进行无情的覆灭。
三
“人狐恋”故事的大量出现，其成因应该从男性的欲望、前世的夙缘“妖由人兴”两个角度加以诠释。
从男性的欲望而言，狐精幻化为各类美女，满足了他们的视觉和肉体的享受。综观中国古代小说的狐精形象，狐在中国人的眼中，被赋予了美貌绝伦的形体以及丰富多彩的语言能力。这些狐精具备了诱惑男性的基本条件，均为绝世佳人。服饰华美，身姿婀娜，顾盼生情，善于调笑。小说中多用“艳”“冶”等形容，如《太平广记·姚坤》（卷四百五十四）中的狐女天桃“妖丽冶容”。《封神演义》第四回“恩州驿狐狸死妲己”中的狐妖更是美艳绝伦。最后还是姜子牙亲自动手，祭出宝贝才杀了妲己，去除了祸害。
除了狐精的形体美之外，举止风流更成为其魅惑的手段。狐的投怀送抱，无疑满足了男性的性幻想。狐精身上一直具有动物特征，善淫，更多地体现对男性的一种魅惑，男子一旦沉溺其中，轻者重病，重者丧命。狐精与人的关系，往往归之为魅惑与夙缘，大多数故事以魅惑为主，所以在“人狐恋”的小说中狐精的举止往往比较轻浮、艳冶。一见面就挑逗、投怀送抱，如《任氏传》中的狐女任氏。当男性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情感的交流，便要在想象中得到异类情感的慰藉和肉体的放纵。而这种慰藉不需要任何的伦理道德束缚。
因此，狐精大胆多情的行为有时会模糊作者的评价，凸显男性矛盾的心理，既渴望有人生的非凡艳遇，又期待冰清玉洁的女性，类似于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剖析男性心理所说的那样，男人大都需要两个女人的，一个如红玫瑰般热情似火的情人，一个似白玫瑰那样的贞节烈妇。正因为有这种矛盾的心理需求，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鸦头》中，描述了老少狐精幻化成人形，开了妓院，门庭若市。魅惑男子。众所周知，《聊斋志异》中的多数狐精形象均为正面描述，学界关注的是蒲松龄从男性“白日梦”角度塑造出的多情率真的狐精形象，但他亦将狐精与烟花女子的行径联系起来，赋予她们同样的三个特征：淫荡、贪财与无情。这种构思把男性渴望真情又惧怕欺骗的心理表露无遗。
在男性对待人生艳遇的时候，中国古代小说家在情节的安排上显得独具匠心，这种畸形的情感有时会戛然而止、无疾而终，狐的死亡或者遁逃，满足了男性撇清责任、以及惧祸的心理。唐传奇中的《任氏传》就是如此，狐精任氏美貌多情。她的有些行为显得十分轻佻与荒谬。看似水性杨花的女人，却给予其忠贞的形象，从而形成视觉上的错位。这种“人狐恋”的结果如何？但是作者偏偏安排郑六的痴情与执着。对于这种结合的套路。中国古代小说中比比皆是。当然这种情感并不会天长地久，故小说的结尾安排了任氏之死。又如《封神演义》细致勾勒狐精祸国殃民的行为，认为商纣王为妲己魅惑，迷失本性，残害忠良，为祸民间，最后身亡国败，实乃咎由自取。但是作者并没有简单化处理“人狐恋”的情节，虽然千年狐是被女娲派到，纣王身边实施复仇以及顺天意的棋子，但她对纣王的情感非常依恋，当看到纣王被击中背部败退后，她和其余二妖为报君王的眷爱之情，毅然决定夜袭周营。事虽不成，足见九尾狐的真情真意，而这时男性就会退缩与逃避，自我疗伤，纣王所说的“彼此牵绊”点出了男性惧祸的心理，希冀通过关系的终结来撇清责任，自己先寻找出路。
“人狐恋”固然满足了男性对女性的占有欲望，同时透过这样的题材给男性的邪念和妄想予以辛辣的讽刺。很多狐精故事反而揭露了男性的轻佻举止，如《阅微草堂笔记》卷九记载淮镇古墓有一美丽狐女，束州的邵氏子向往之，欲戏之。遭到了该狐精的严词拒绝。这是“人狐恋”采补说的翻案，尽显其正直真率的性情。
“人狐恋”的另一成因是所谓的前世的夙缘，就如《萤窗异草-狐判官》中所云：“妖由人兴”。夙缘是假，心生邪念是真。又如《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中记载朱某一奴婢逃走，狐女化其模样，侍奉朱某，治家有方。但也有男子不为前世姻缘说所动，如《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记载一个书生断然拒绝狐女所谓的缘分说。这种态度揭露了“人狐恋”故事中所谓前缘说的虚妄。
四
人与狐的情感纠葛互有损伤，中国古代小说家为什么把“人狐恋”作为人与异类相恋的典型呢？
第一，“人狐恋”在某种意义上是采补说的畸形体现，狐的超能，更多预示着人的善行。《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评价云，这种艳遇绝非好事，定有弊端。狐女的采补之行并非真心实意，而更深刻的意义在于点出人类建立在势力和财富上的感情均是镜中花、水中月，是不能长久的。人类与这些狐精相处久长，从精神乃至肉体上害处颇多，轻则妖气上身，神形倦态，害人得病；重则失去本心，致人疯魔，命丧黄泉。
“人狐恋”的另一个畸形表现是狐的特异功能常能规避祸害。对于狐精的这种超能力，中国古代小说均加以区分，有道行的深浅之说。对于千年狐精，上通于天，无惧猛犬。而对于道行较浅、修行不够的狐精来说，惧怕的东西较多，常见的如鹰犬。譬如唐传奇《任氏传》中的任氏为犬逐而亡。
对于狐精的作恶，小说家们的惩罚手段大多是雷击与狩猎，雷击是惩罚其淫荡，狩猎是绝其祸害，通过狐避雷击或刺人之鄙陋，或云人之高洁，写作的最终目的却是劝人行善。如《聊斋志异·小翠》中的狐女小翠，为报王太常为其母偶避雷霆之祸，故化为美丽少女，嫁给其痴呆之子王元丰，不但治好了其疯病，更解除了王家的政治灾难，最后从容而去。《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中的狐更有人情味，狐所赞赏人的种种善行，实际是劝人行善的说教，由此可见作者的写作意图。
第二，狐的来去无踪或捕获身亡，满足人类于仙、人之间的某种幻想，更为人类无需承担道义负担埋下了伏笔。
狐精固然存有很多生物的特性，但更多呈现出人性的特点，从而增加了其审美的特征，如狐精从祸害国家乃至百姓，变为美貌非凡、崇尚情感、忠贞不渝、知恩图报、天真无邪、大胆泼辣的正面形象，特别是“人狐恋”的故事，狐与人的情感表现往往是短暂欢会，之后或渺无踪迹，或为人识破，无所遁逃。狐精生活的环境，实际也代表作者暗示的心理，虚构了人迹罕至的地点，或孤坟野地，或荒郊旷野，或废寺深林，通过安排的一场场离奇邂逅。狐女幻化成美艳绝伦的女子，令人痴狂，因而男性有了诸多的人生艳遇。这类故事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俯拾皆是。
第三，从伦理意义而言，狐精的真性情，更多是人类情感的投射与情感缺失的补充。
“人狐恋”的表现方式纷繁复杂，或纯为采补修炼之用；或采补兼情爱的结合；或仅为相互挑逗，欢娱一日或数日；或结为夫妇，终成眷属。韦凤娟认为在民俗宗教系统中的狐精被染上了浓厚的社会道德伦理色彩，成为“淫”、“媚”一类文化符号的最佳载体：
狐精的“人化”被纳入道教修炼系统之后，狐精对道教修炼之术进行“移植”，因其另类的“修炼”而使狐精贴上此前未有的“性”标签，使得“性因素”逐渐成为唐宋以来狐精故事的基本要素，后世小说家正是在这类狐精故事中提炼出“人狐恋”这一文学母题。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性因素”成为其基本要素，但从伦理意蕴来看，狐精对人类的意义并不相同，有的狐精对人类祸害多端，有的则对人类倍加呵护，可见，相知相恋不是“人狐恋”题材的主流，更多的“人狐恋”以狐拟人，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的曲折反映和人类潜意识心理的挖掘。以上这种情况在《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等小说中体现非常充分。从此意义而言，“人狐恋”敢直面人生，揭露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弊端，疏泄了不满与谴责的情绪。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小说中“人狐恋”故事让人和狐有了交集，在这些虚妄的故事情节中，狐精或以男性出现，或幻化为女性，且以女性的比例为高。若从狐精的角度反观人世，狐精故事更多是刻画人情世态，或丑或美，从中我们窥视到男性潜意识中的占有欲望，认识到“人狐恋”本质特征“人狐合一”，既满足了宗教劝人行善的教义，又通过狐精的种种结局，满足了人类于仙、人之间的某种幻想，而狐精的真性情，更多是人类情感的投射与情感缺失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