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口述史料问题

 一
要厘清那些“现在生活中的兴趣”，首先要对口述双方的身份有所认识。在大部分口述作品（尤其涉及“前三十年”者）中，受访者几乎都自认为以往（主要是“文革”）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采访者则自认为其反对者——这大约是一种身份共识。其中有些作品相当优秀，如《舒芜口述自传》、《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人有病，天知否》、《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等。这些作品不但提供了大量不同于官方“主导叙述”的另类的“活的史料”，而且还以人性和良知烛照着历史的幽深暗道。无疑，当代文学亟需更多这样的优秀著作，但是那种有关“受害者”和“反对者”的身份共识，还是有必要予以适当的分辨。
第一，受访者的“受害者”身份。当前口述中的“受害者”几乎都是以知名作家、批评家为代表的“优异分子”。这与当前西方口述史主流有微妙的区别。后者侧重于底层，并力图通过底层记忆重建历史多样性。对此，保尔·汤普逊明确表示：“现有的大多数记载在性质上所反映的是权威的观点”，“口述史却可能进行更公平的尝试：证据还可以从下等人、无特权者和失败者的口中说出来。口述史可以更现实、更公平地重构过去，可以向既定的记述提出挑战。”可见，口述史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历史”，但中国当代文学口述并不如此，它极少采访底层人士。当然，受访者确实普遍有过作为“无特权者和失败者”的经历，如作为“胡风分子”、“右派”等被记入“另册”，但这种“受害者”身份是暂时和不彻底的。其一，其“失败”只在短时段下才有意义。而从长时段看，社会对于知识阶层的不公正对待，主要是“革命民众主义”理论的结果。随着邓时代新的权力机制的建立，知识分子逐渐恢复了与政治精英结盟的常态角色，并取得“文化领导权”。部分经济学人和法学家在新世纪还跻身“成功人士”，与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利益协同关系。其二，其“失败”相对于政权而言，并非相对于底层。其实，即便“落难”，知识分子也未丧失相对于底层的精英位置与心态。与底层不同，他们被“下放”类似传统上的被放逐或“在野”，机会到来随时可能恢复权力和地位。由此二点观之，受访者的口述不能不叫人异常纠结：他们讲述的过去，究竟是“失败者”的经验，还是“成功者”的经验？E·H·卡尔说过，“历史是成功者的记录，而不是失败者的记录”，被访者能够讲述自己的“失败”，显然因为他们所属的阶层已在事实上“成功”，接管了话语权。
第二，采访者的“反对者”身份。口述工作者大都以“文革”路线的反对者自居，并以搜集其反人性证据为己任。譬如傅光明表示，他采访“老舍之死”的目的，“是要表现那场史无前例的人性的战争的‘疯狂愚昧’，哪怕所表现的仅仅是人性世界的一个侧面”。这种身份自设令人尊敬，但有两点相关信息需要澄清。其一，传统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当前中国已成为过去，我们正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其二，去威权化是文化思潮的一个部分。在一些人叙述中，社会似乎重新“阶级化”，底层被抛弃，部分知识精英在为利益部门掠夺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运动寻求合法性论证。在这新一轮权力重组中，以悲情方式反对过去年代的政治，多少有与假想敌作战的嫌疑。而且，它还带来两层客观效果。一方面，30年如一日地讲述“文革”罪恶（从“伤痕小说”到当前文学口述）、伸张正义的同时，是否也起到了转移视线、掩盖新的社会不平等的作用？正因此，汪晖反对一些人“反对者”身份的自我塑造，“今天，对任何权力的分析都必须置于一个权力网络的关系之中，从任何一个单一方向上将自己塑造成反对者都是可疑的”，何以“可疑”呢？因为“这个反抗的姿态和描述无非是新的权力关系的自我表达罢了。树立那样一个没有真正力量的敌对者，进而将自己的利益合法化”。这当然是极端的说法。李辉、许福芦、傅光明等口述研究者的工作确实值得当代文学口述重新理解我们身边充满吊诡的意识形态生产：我们的“良知”是否正好适应了新的格局的需要？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许并非只是单质的威权形式。事实上，它也包含了国家现代化和底层人权（生存权）的真实追求，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底层与公正问题未必没有值得清理的“遗产”。但强烈的反对立场无疑会截断清理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讲，口述者的良知带给底层的，未必是积极的效果。
是“受害者”还是“成功者”，是过去政治的反对者还是现实权力的共谋者，这些重叠的或似无或似有的混杂身份，使当代文学口述变得异常复杂。如果说，我们承认口述史料“源于一个复杂的生产过程。受到多种不同层面社会结构力量的制约”，那么，“受害者”和“反对者”在前、“成功者”或权力者居后，就共同构成了文学口述的“台前幕后”。这是口述者个人未必意识得到的文化生产机制。做口述工作，如不能认识并面对这一问题，那么他（她）的工作的价值无疑会打很大折扣。显然，“成功者”也好，权力者也好，都涉及“现在生活中的兴趣”。记忆总是因“兴趣”召唤而至，甚至被限制、被垄断。当代文学口述有无此类问题呢？我们可从“幸存者”视角的特权化、知识分子视角的普适化以及道德塑造等方面，予以具体分析。至于人所周知的政治限制，则不赘述。
三
关于“幸存者”视角的特权化，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曾针对维乌科米尔斯基的自传体“名著”《童年回忆残片（1939—1948）》作过分析。这部自传作为纳粹大屠杀的证据，一度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其实它的情节多有伪造。但为什么这种伪装的“回忆”会被广为接受呢？阿莱达·阿斯曼说：
这可能与这样一种情况有关，就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切切实实地根据一种社会期待态度写成的。人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就是维乌科米尔斯基的回忆虽然不是真实的，但却是“正确的”。他们不仅从对幸存者的有用性这个意义上是正确的，而且从社会接受性这个意义上说也是正确的。把这种幸存者的视角特权化，使之成为公认的、正确的回忆。
这里有一种区分：“真实的”和“正确的”。维乌科米尔斯基的“回忆”尽管不真实，但由于“有用”，所以仍被广泛接受。其中，“幸存者”的视角具有某种叙述与传播的“特权”，它为人们所需要并巩固了人们记忆和建构历史的某种方式。
在当代文学口述（尤其“前三十年”）中，“幸存者”的“特权”同样非常明显。除郑实采写的《浩然口述自传》外，当代口述几乎全部集中在“前三十年”政治运动的“幸存者”身上。这存在着“正确的”高于“真实的”的叙述权力问题。寻求“幸存者”、搜集当年的反人性证据，具有无可辩驳的“正确性”。一方面，它是朴素良知的见证，以深刻的现场性记录了曾经有过的反人类暴行。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它也是“改革开放”年代寻求自身合法性的“政治正确”。因这两点“正确”，“幸存者”视角就被自然化了，其“真实性”问题则被隐匿。这不是说“幸存者”的口述不真实，而是说在结构性的意义上，“幸存者”视角的“真实性”涉及到两种比较明显的约束与控制。
第一，为什么口述对象会绝对地集中于“幸存者”身上呢？其实，历史是由不同人群或不同遭遇的人共同经历的。在“前三十年”，有不幸落难和家毁人亡的群体，也有凭借体制而风光幸运者。譬如，当年文学体制曾让谷峪、尹庚、唐湜等青年作家沦落底层（尹庚成了乞丐！），但也造就了许多一言九鼎的“重要人物”。后一类材料无疑真实，但不太“正确”，故当代文学口述极少涉及“幸运者”。指出“幸运者”的存在并非要暗示政治的“美丽”，但口述活动删除“幸运者”则会使历史简约化，“遗漏”诸多复杂问题。譬如，体制为何在过去、今天都越演越烈，其实与既得利益者的喜爱和维护有关。与抛弃
“幸运者”相似，文学口述对“幸存者”也有区别对待。据我看来，当前口述挑选的主要是对过去政治心怀不满的或至少可给读者这类暗示的“幸存者”。但其实，对过去年代仍怀有深切感情的“幸存者”也大有人在，譬如《红色娘子军》的作者、“文革”期间被捕入狱的梁信。梁信对南霸天是编造的说法甚表愤怒。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这位87岁的老人明确表示当年写作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遗憾的是，已有口述很少对这类“幸存者”发生兴趣。对后者而言，若说是社会主义政治（主要是“文革”）让他们遭受不幸，不如说是民国或满洲国的“反人类”暴行更使身在底层的他们心有余悸。文学之于梁信们，实是一种詹姆斯·斯科特未曾提到的“弱者的武器”，是追求最低限度的“人的生活”的努力。那么，这类受害经历为何很少进入口述呢？推其原因，恐怕也在于不“正确”。美国媒体学家将“受害者”分为两类：即“有价值受害者”和“无价值受害者”，其中，只有“来自敌国的受害者会被认为‘有价值’，较之本国或附庸国那些显然是‘无价值’受害者会得到更密集和充满愤慨的报道”。同样，中国当代文学口述者既自认为“文革”路线的反对者，那么就只有这些“受害者”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而民国和今天的“受害者”的材料尽管真实，却没有多大“意义”。这使我感叹：何以不同的不幸会如此地结构不对称呢？何以文学口述总是吝于投射到我的乡邻和同胞之上呢？我意识到，“良知”并非普适的，它受到身份和立场的约束。
第二，“幸存者”视角对于口述史实也是有选择的。一位被选定的口述者，他所经历的生活未必正好和迫害/被迫害的故事若合符节，这就给口述带来“麻烦”。启之先生从事电影人口述工作，据他自述，一次采访S先生时，他就发现受访者所谈内容缺乏价值：
（他）没完没了地向你讲述他们的秘辛逸闻：周璇的金条藏在了什么地方，周璇与哪位影人有了私生子，石挥与周璇的恋爱风波，石挥为什么自杀，等等。如果你提醒他，能否讲一讲“文革”中电影人的生存状况，他马上就想到了黄宗英，想到了黄在五七干校吃饭时，从食堂买的四毛钱一盘的煮蚕豆。
在启之看来，S先生的“趣味”不太高雅。那么，何以“秘辛逸闻”就无价值呢？其实，电影人是“受害者”，但也可能同时是爱情荡子。采访者应在“幸存者”视角之外，有足够思想空间包容历史的驳杂性。这里，我甚至很欣赏保尔·汤普逊对于谎言的肯定。他认为，“在一个生活故事中发现扭曲或者隐瞒并不纯粹是消极的。甚至一句谎言也是一种沟通的形式；并且它可能对于家庭的心理和社会态度提供重要的线索。”这是怎样开放的眼光啊。2008年5月我采访一位中国作协的老人时，他突然给我讲起一件各种周扬史料都未提及的私事。他说，50年代初周扬有私情并育有一子，孩子到作协里玩，活脱脱一个小周扬，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则材料使我对喜怒不形于色的周扬有了一个感性认识，更多地理解了他在60年代初期对《讲话》的个人解释。S先生的材料对了解当年文艺生态其实也有很高史料价值。但在“幸存者”视角下，这类“低级趣味”不免内含威胁：如果50年代的导演们也是私情不断，那么所谓“政治压力”就要打折扣了。启之截断S先生或与此有关。这是不是意味着，有时口述者是在为心目中已经定好的结论收集材料，而非从各种驳杂的材料中形成看法？如是这样，我就想起英国历史学家艾文思的一句感叹：“一个自以为是的历史学家把整个美妙而神奇的历史活动归结于一个单一的主题，把整整几百年当作乏味的东西扔掉，把整个历史都挤进一个预设的体系中。恰好违背了所有成其为历史的东西。”
以上两点，可见“幸存者”视角的特权化对真实的妨碍。这种妨碍有时发展到夸张的地步，譬如受访者的有意迎合。启之采访Y先生时：“前两个小时是在摄像机前面度过的，后三个小时用在了饭桌上。在摄像机前，他讲述了1964年自己在拍第一部样板电影时如何得罪了江青，江青对他怎样不满。讲述了‘文革’中，由于江青对他的诬陷，他受到了怎样的迫害。而在酒酣耳热的饭桌上，Y先生讲述的则是他与江青关系的另一面——江青如何关心他，如何懂得艺术。”Y先生颇为精明，对“应该”怎样讲述“幸存”的故事才能迎合对方，已经摸得比较清楚。为此，他提供了一部分材料，而将另一部分材料丢开。如非吃饭，采访者就不会知道另一些史料，于是他们整理出来的口述史就正是他们事先希望的。如此口述怎能不可疑呢？不过，提出“幸存者”视角特权化的问题，并非要否定“幸存者”故事的意义。恰恰相反，文学口述还应继续讲述“幸存者”的故事，以使我们不重蹈过去的悲剧。不过，口述工作应避免让“幸存者”成为垄断性的“认识装置”——我们的良知不仅要投射到“文革”政治的“受害者”之上，还要投射到那些被“改革开放”甩出“轨道”的牺牲者，那些已逐渐被排斥在“民国热”之外的底层不幸者，以及替他们发出声音的作者和文字。各类“幸存者”都应拥有喧哗之声。如果文学口述只有或只允许有一种声音，那么即使它拥有良知或自由的神圣名义。它的结构性霸权也仍然是对正义的疏离。
三
知识分子视角也是文学口述中值得分辨的“现在生活中的兴趣”。其实，它与“幸存者”有较大重叠，但本质不太一样，故需另作讨论。保尔·汤普逊说，“任何人对于过去事件的回忆都是不值得信任的”，由知识分子策划、采访/被访、出版的文学口述也不例外。据我看来，当代中国史不是在国家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上展开的，但当代口述却主要是根据知识分子的历史感受进行的。这固然有独立思考之优点，但也意味着将某一特殊阶层的经验与诉求普适化，以及对多重交织的历史逻辑的压缩、删除和误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知识分子视角以集权，知识分子的二元关系想象历史。在此“认识装置”中，知识者以自身的整体不幸，将社会历史中国推入了难以辩诘的尴尬位置。舒芜先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就把年代与知识者的关系解释为“兔死狗烹”，认为“解放后从萧军一直打到冯雪峰，鲁迅的这些人都打完了，最后把周扬也打掉了”。这是用社会权力的逻辑进行推断。但我以为事实要更复杂，至少“兔死狗烹”之说对周扬不甚合适。周扬“落难”，事情并不简单。其背后牵涉的是邹谠所谓的中国政治传统中全赢，全输的派系斗争模式。知识者视角毋宁错失了更有价值的问题。当然，这只是印象式判断。从理论上讲，知识者的二元视野实是以知识者为主体，而将社会主义客体化了，后者自身的逻辑被抹除。
知识分子视角对政权的客体化在当代文学口述中表现甚为明显。从《老舍之死采访实录》、《人有病，天知否？》等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前三十年”的文学体制和文学除了压抑人性之外，委实无甚价值。一般而言，这种判断也能够成立，但它在两点上受到了知识分子“潜在的约定”的影响。其一，知识分子念兹在兹的独立思考的欲望与言论自由的权利诉求，被界定为“人性”的主要内容，而农民免于贫困的欲求和工人初步形成的尊严感，不被承认为“人性”。因此，当代文学口述的“人性”立场，主要表现在发掘权力对知识者的影响，而基本上不关注体制对（底层）温饱、识字、自主婚姻、免于土霸欺压的人格尊严等最低限度的“人的生活”的创造。其二，以这种压制经验作为根据，将“前三十年”文学界定为政权合法性的论证工具。但这显然不能解释这种文学与底层的深刻关系。其实，这种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主要是“少数群体”的反抗文学，是底层求取尊严的“弱者的武器”。“少数者的文学一定是集体性的”，㈨’它对底层的集体肯定和对上层社会的集体否定，它对日常异质性的压抑，都是“反抗者”的自然的“叙事政治”，也是第三世界文学的普遍特征。将此特点从“反抗”中割裂出来进而界定为工具“本质”，无疑包含有并不那么公正的“新意识形态”的偏见。
第二，知识分子对底层的误读和利用。由于知识分子总在政府，知识分子二维关系中思考问题，当代文学口述基本上遗忘了底层，但也有个别涉及者。其中存在两个问题。其一，以一种知识的“自信”强行解释底层。由于文学口述过于欠缺，这里以一桩社会学口述为例。社会学家郭于华曾在陕北骥村从事妇女口述，她发现骥村妇女对五六十年代集体化岁月留有快乐的突出印象。这使她感到“多少有些令人费解”，为什么呢？因为集体化是“一场给无数普通人带来灾难的大规模社会试验”，“集体化对于乡村社会和农民心灵的重构过程使我们想到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大洋国’。他在著名的《一九八四》中描述了一个全体人民处于完全监视之下、自由与思想成为绝迹珍品的国度”。最后，郭还是努力作了解释：现实不满的投射，尤其是一种自我欺骗式的“幻象”导致了不合理的快乐记忆。这种解释颇为武断，明显暴露出“知识分子视角”与底层农民之间的鸿沟。农民的快乐并非由于被骗的幻象，不过是摆脱极度贫困和无尊严人生而初步获得“人”的资格的内心愉悦。汪晖把这一点列入了“20世纪的理想和社会主义时代真实的成就”，“不仅是经济的成就，而且也是工人和农民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曾经获得的——也是并不稳定的——尊严感”。郭于华将自由与思想误解为农民应有的诉求，无疑是知识者的误读与错位。所以，怎样“通过他们自己的声音而不是我的声音来理解他们”，仍是口述工作面对底层时待解的难题。其二，“绑架”底层，利用底层证明知识分子历史观。可以纪录电影《暴风骤雨》（2005）为例。这部电影意在颠覆革命小说《暴风骤雨》对于地主之“恶”的叙述。电影中小说原型地（今尚志市元宝镇）大量农民的口述显示，现实中的地主勤俭、无剥削、无恶行，小说纯属谎言。但据我搜集到的两部元宝镇内部资料集（《土改文化第一村》，2003；《从光腚屯到亿元村》，2004）看，小说中所写地主之道德败坏多有真实原型，而资料中所载当地人深陷赤贫的真实痛苦、被地主和“公职人员”欺辱的怨怒、对土地和尊严的渴望，都被导演蒋樾有意识地“疏忽”了。这种做法，粗暴地“斩断”了农民的生活逻辑，仅截取、利用其口述“碎片”，以“证明”导演预设的结论，与底层真正的声音和诉求并无关系。
知识分子视角的普适化，使当代文学口述在理解社会主义政权和底层两方面都出现了误差。在社会主义理想已被新的权力关系抛弃、底层从来都难以发出声音的现实下，这两重“误差”不会遭到有效抵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真的能广为接受。在洪子诚先生的一次讲演中，曾有学生对洪先生有关“文革”的讲述表示怀疑，认为那可能只是精英视野内的叙述。洪先生以学生未经历过那个年代，轻易地将问题“化解”。我私意以为这未必妥当。经验的优势未必可以代替必要的反思。保尔·汤普逊说：“口述史的优点并不是它必然需要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立场，而是使得历史学家意识到他们的活动不可避免地是在一个社会脉络之中并伴随着政治含义而从事的。”既然“不可避免”，我们在做口述工作时，对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认识事物的方式少些“自信”，或许对于历史功莫大焉。
四
絮絮叨叨地谈论“幸存者”视角的特权化，分析知识分子视角的普适化，多少有些陈平原讽刺的“懂得了福柯，动不动就往权力、往阴谋、往宰制方面靠”的“无聊”。但仍愿为此，确实是心中有所郁结。我也无意故意挑知识分子的刺，实在是觉得口述工作若能对“现在生活中的兴趣”多保持些距离，将会获得更宽阔的“田野”空间。甚至对众声喧哗的世界的形成，对各种利益团体之间合理的公共空间的形成，或许都有所裨益。当然，这就要求知识分子有更多承担：既能经受体制的压力，又能谦逊地面对底层的深刻不信任。这是近似于“横站”的命运。不过，文学口述中“现在生活中的兴趣”，并非全部源出知识分子，也有属于社会“共识”范畴的规范，譬如某种无形而有力的“道德塑造”。众所周知，深受儒家浸淫的中国人有强烈的道德倾向，习于给历史人物“提炼”或追加良好道德形象。不单家属、门生要求历史记述回避其可能实存的“失德”，而且一般刊物和出版社编辑也不太接纳对于“先贤”的道德冒犯。其间原因，不仅在于可能引起的法律纠纷，而更在于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认同。即便某些“失德”是“真实”的，知识界也倾向于与死者为善，视公开讲述为另一种“不正确”。在文学口述中，有三项大致属于“私德”范畴的活动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排斥：一是与性有关的私生活，二是涉及背叛或投机的史实，三是作为文人重要社会活动的派系政治。
当代文人纠纷不断的情恋或婚外性关系本来是常见的，口述工作对这方面的材料宜以“平常心”视之，不必刻意“窥私”，也不必有意排斥。但有些“严肃”采访者对此不太接受。譬如前述启之先生就反感被访者在预定话题之外谈论绯闻艳事，甚至将此归因于“对成功者以及他们享有的这类性关系的羡憎情结”“弱”。这是怎样“正派”的道德意识啊。其实，如果所述可靠，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绯闻”简简单单地当作史料看呢？也许私生活材料比正式传记中的一脸俨然要有价值得多。这方面，也有口述工者做得比较出色，譬如程绍国在《林斤澜说》中就记述了林在生前对已故作家高晓声的评价，认为高写小说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出名、赚钱，换一个年轻漂亮的老婆。这种从多年私交得出的观察，对于理解高晓声当年在重返“十七年”和走向“国民性批判”之间的敏感与“调整”大有助益。也因此，我在采访黎辛时，专门向他求证了坊间传言较多的丁玲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黎辛是当年《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他明确表示两人很接近，但并无其他“关系”。这一说法比较可信，它对我理解丁玲40年代的思想冲突也有不少帮助。故我觉得，口述工作应该克服道德塑造和道德判断的冲动，尝试从历史的意义上发掘与文学有关的私人史料。
回避背叛或投机的史实，也是一种有关道德塑造的“现在生活中的兴趣”。这主要是受访者的忌讳，“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他们犯有错误甚至罪行，在运动结束后受到了组织的处理或法律的惩办。人生的挫折感、失败感，以及耻辱感使他们封闭了回顾之门，逃离了口述历史。”我在采访舒芜先生时，就比较顾虑1955年“交信”事件。因此在前半部分，一直有意识地没有涉及胡风。到后半部分谈得比较融洽时，才涉及胡风。可能由于口述者没有摆出“问罪”姿态，舒先生谈起胡风比较客观。言谈间对师长胡风仍流露出较多感激之情，也体现出较强的自我反思能力。比较起来，启之先生做的口述工作多，遇到的麻烦也多，譬如一位揭发过恩师孙道临的导演就拒绝采访。这也是口述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
不过，“道德塑造”作为一种“现在生活中的必趣”，对文学口述妨碍最大处其实在另一种更为普遍化的事实——圈子意识。每个单位都普遍存在一个、两个乃至多个彼此矛盾的圈子。权力和资源的配置，由在斗争中占优势的圈子决定。一个人期望获得权力和资源，他（她）除了使自己的业绩符合公开评价规则之外，更重要的是参加占优势的圈子。而不愿意参加圈子的人，往往要付出不能获得权力和资源的代价。文化人则从来都是派争的“重灾区”。文艺观念的分歧与意气之争、门户之别、利益冲突，永远有着互为因果的复杂关联。做口述工作若不明白这一点，是比较遗憾的。启之回忆：有一次“一位被打成‘右派’，在宁夏度过了三十年的、年近八旬的知识女性，在饭桌上突然发起火来，把‘四条汉子’和他们的译著、剧作视为粪土，把钱钟书、杨绛的学术成就说得一钱不值。”对此，启之照例解释为“偏执”和“羡憎”，无意探究。其实，这里面可能有派系旧怨：该女士（可能是丁玲秘书张凤珠）何以沦为“右派”，或牵涉到当年的“周（扬）、丁（玲）之争”。其中当可采集到很好的见证当代文学生态的口述史料。遗憾的是，很多口述工作者对此缺乏意识，或意识到了但认为此类材料不够“光彩”就给“忽略”了。
“道德塑造”，连同前述“幸存者”视角的特权化、知识分子视角的普适化，都构成了当代文学口述中的身份权力。哈布瓦赫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按照一群人实际生活的样子来讲述事实。”真要做到这一点，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毕竟，当代文学口述起步未几，虽有初步的成绩，但也有更多问题需要直面。我们不但要扩展“幸存者”的概念，而且还要顶住外来的道德或其他的（如政治）压力，甚至还要时时检查自己的“良知”是否真的可靠。最后，艾文思的一段话可作为口述工作者的共勉——“文献永远是从某人的观点出发定写成的，带有某种特定的目的和对读者的想象，如果我们不将这些东西都发掘出来，我们就可能会被误导”——我们的口述史料要经得起这种多少有点“残酷”的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