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话语挪移的意图及效果

 胡适为何如此煞费苦心，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正自己的主张，以至于把自己“逼上梁山”呢？这与新文学的发生语境、时代推移中社会对革命话语的认同状况，以及新文学的发展进程有关。
首先，是对“文学革命”正义性的维护。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深入，文学革命渐得人心，且实绩可观，虽还有一些文言小鬼叫战，但随着白话文在教育中的推行，尤其是大量白话文学作品的涌现，文言文学渐趋式微，白话新文学的步伐已不可逆转。重要的是，经过思想启蒙，此时“革命”已成普遍的社会话语，“革命”不仅具备了正义性，而且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和整合力量；而“改良”则逐渐显得不合时宜，甚至还有可能因妥协和不彻底成为革命的对立面遭到批判。在这个时候，与其说是社会把胡适“逼上梁山”，还毋宁说是社会情势的发展，新文学历史的推进，胡适自己逼自己上了“梁山”。胡适通过对新文学发轫的重新叙事，把自己的“文学改良”尽力叙述成“文学革命”，以借助社会革命的话语来进一步确立新文学革命的进步意义，以此涵盖新文学更丰富的内容。所以，新文学的“革命”史，并非是后来文学史家贴上的标签，也不是时人随意附会赠予的色彩，而是文学改良的倡导者，尤其是胡适经过多次精心叙述而给自己有意戴上的一顶“革命”帽子。只是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和科学方法的倡导者，他通过“科学”的手段，利用话语的重置与历史的组合叙述去完成的，故而更能让读者接受，也为后来的研究者习焉不察。
其次，是为了确立“文学革命”的科学性质。胡适在《谈新诗》《逼上粱山》等文中，三番五次回忆自己提出文学革命的经过，回忆与梅光迪、任鸿隽等的探讨和自己白话诗的试验，作为亲历者，通过对事件经过的叙述和整合，一方面是再三提醒社会，使文学革命不被如火如茶的社会运动所淹没而被遗忘；另一方面就是说明文学革命本身的科学性，强调“我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以打消新文学创作者的顾虑和反对者的疑虑，意在说明文学革命虽有假设成分，但却是经过小心求证，是西方科学方法的产物，也是对五四以来社会上科学话语崇拜的呼应。如他所言：“白话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再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因此‘完全失败’，何妨再来？若因此失败，便‘期期因为不可’，此岂‘科学的精神’所许乎？”也如他所强调的：“要用试验的结果来证明我的主张的是非”。胡适通过自己的论述，强调文学革命不仅符合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而且也符合现实社会和思想革命的需求，同时也是现代科学观念的产物，用一种知识和信念的方式，来巩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成果。面对文言文的多次非难和还魂，胡适用“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从文学史角度确立起白话文学的正当性，尤其是五四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革命的自然发展的趋势”。强调“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新文学’随时起来代替‘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这与孙中山“要人类进步，便不能不除去反对进步的障碍物，除去障碍物，便是革命”的论述，极其相似。胡适对新文学话语激进内涵的强调与放大，并立足于此重新阐释新文学的历史，其意图就是尽量使文学革命的进程与社会革命保持同步，以社会革命的正义性来进一步确立文学革命的正当性。
再次，也是新文学理论重建的需要。胡适通过对新文学进程中激进话语的挪用，从而把“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文学的现代性主题纳入到新文学的历史叙述中，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逻辑整体，确保五四“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学运动的源头和历史节点性质。新文学第一阶段是语言形式的革新，即采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但随着历史的演进，新文学运动进入纵深阶段，这也需要新文学具有更大的理论包容性。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中就说：“光是用白话文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新文学仅以语言文字改革为目标，就不足以面对“今日文学界、思想界莫大的危机”。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中也强调：“这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也怎能算是文学革命的完全胜利呢？”明确主张：“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重要。”傅斯年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对此观点予以支持，且把周氏的提法纳入政治范畴，说：“我以为未来的真正的中华民国，还须借着文学革命的力量造成”，即“未来的真正中华民国靠着新思想，新思想不能不夹在新文学里；犹之乎俄国的革命是以文人做肥料去培养的。”当新文学由语言革命发展到思想革命、“人的文学”阶段的时候，新文学早期的改良话语很难接续后来的历史进程，当新文学的发展进程不断溢出五四“文学革命”理论框架的时候，就必须为“文学革命”不断重建历史，为自己辩护的同时，也为自己确立正当性。在这种情况下，胡适通过新文学早期历史的革命化追述，修正早期新文学中的工具主义倾向，借助革命话语的更大容纳能力，从而接纳“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主张。正如周作人描述的那样：“民六以后新文学运动哄动了一时，……后来批评家称之为如何运动，这在他们当初是未曾预想到的。”当新文学发展超越最新设计的工具革命的框架之时，胡适的历史追述与话语重建，也算是一种有效的补救和对新文学理论的完善，以便把不断发展中的新文学纳入自己所开创的五四文学运动的家谱。
所以，新文学“革命”的激进话语，并非全由时人附会，也非后来文学史家的误读，而是其倡导者胡适等人通过多次历史追述、知识修正与自觉形塑的结果。胡适受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把真理看成一种相对价值，认为在新的经验下，永远需要对已有真理进行价值重估。而对新文学历史和“文学革命”话语的重新阐释过程，事件的取舍与意义的植入，往往充满了颠覆和再造的旨意。在此过程中，“文学革命”的意义不断被填充、改写、再造，凝固在新文学的历史中，进而确立为新文学的知识和信念，成为接受者的共识，影响后来者对“文学革命”的理解。胡适在重塑新文学的历史形象中，其对信息的重新编码，在有意遗忘与刻意申诉之间，所反映的是对新文学价值多元的期待，其中所折射的丰富信息，对理解新文学的性质和历史进程至关重要。而新文学历史的“革命”话语追述，也体现了新文学运动对社会革命资源的有意和有效征用，从而把新文学运动由书斋引向社会，由文学运动汇流成思想运动、文化运动，甚至与社会革命结盟，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胡适晚年也承认，文学革命的成功，“不能不说是政治革命的恩赐”。胡适对新文学历史的重塑，也说明新文学倡导者将新文学运动皈依社会革命的事实，反映出新文学早期倡导者对文学社会功利价值的潜在设定，他们都有把文学纳入整个社会革命的强烈意愿，而对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学独立意识重视不够。对文学“革命”话语的追述与修正，为新文学负载更多社会功能留出理论空间的同时，也让新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付出了艺术让渡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