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的“革命”话语追述与知识修正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正式提出“文学革命”后，胡适开始放弃“文学改良”这个提法。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虽重申的依旧是文学改良主张，但采用的却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术语。而且，文中的态度开始变得坚决，逐渐放弃了《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商榷语气。强调新文学“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强调“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还意识到之前《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不主义”过于消极，故将其改成“一半消极，一半积极”的肯定语。把白话文学语言的工具改良，换成了“文学的国语”的实现，为新文学设定一个宏大的社会目标。他还把新文学的次序确定为工具、方法、创造三个步骤。从传统文学方法的简陋，不够做新文学的模范，引出新文学不得不取法西洋文学，为社会否定传统文学的思想埋下了伏笔。胡适甚至对自己当初没有采用“文学革命”一词颇具悔意。在1922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强调正是“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这个太持重的缺点”。对自己《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的观点，解读为“其实还是破坏的方面最有力”。可见其内心深处对文学“革命”激进话语的服膺。在诸多文献中，胡适以新文学运动当事人身份，对“文学改良”进行“革命”的追述与修正。
胡适文学观念“改良”与“革命”激进间的犹豫，早在1916年8月9日写给朱经农的信中就有所流露。胡适说他最先提出的“八事”主张，是把“不避俗字俗语”放在第四项，而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却将其改到了第八项。胡适后在1934年的《逼上梁山》一文中特意解释说“这个新次第是有意改动的”，但接着辩称，“我把‘不避俗字俗语’一件放在最后，标题只是很委婉的说‘不避俗字俗语’，其实是很郑重的提出我的白话文学的主张”。他认同的还是把“不避俗字俗语”放在靠前，而对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将其移后不乏有些遗憾。胡适还揶揄地解释说：“可是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态度便谦虚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帜。”还说“这是一个外国留学生对于国内学者的谦逊态度”。这显然是托词。因为从《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看，并非是不敢提，也非是态度谦虚，而是他有意不提。因为自己与梅光迪、任鸿隽讨论中的“革命”一语，本质上就是“改良”之意。当陈独秀发表“不容他人匡正”的言论后，胡适还对其激进主张表示过忧虑。此时胡适重提旧事，把“文学革命”之义更多解释为激进的主张，其实也早已溢出陈独秀对“文学革命”所设定的改良内涵。他十分肯定陈独秀的老革命党身份，说“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胡适的辩说言辞值得玩味。当时的态度、胆量，他人的反对都是事后说辞。当初自己的“改良”观念是真，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尔后“革命”的阐说也不假。通过《尝试集自序》《谈新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及《逼上梁山》等文，胡适以当事人身份，对新文学早期历史进行重新整合与叙述，通过对新文学运动中激进主张的强调，有意把新文学运动打扮成革命的激进姿态。
在20世纪30年代，胡适借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写《导言》的机会，对新文学史进行了再一次叙述与修正。他说：“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用活的语言来创作新中国的新文学——来创造活的文学，人的文学。”他看到新文学不仅仅是语言形式问题，关键还是思想问题。故此胡适把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相比附，说“正如政治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那个新社会秩序的成败即是那个政治革命的成败。文学革命产生出来的新文学不能满足我们赞成革命者的期望，就如同政治革命不能产生更满意的社会秩序一样，虽有最圆满的革命理论，都只好算作不兑现的纸币了”。在这之前，胡适叙述文学革命，更多是从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念着手，将“文学革命”的历史合法性延伸至《诗经》中的国风，为中国文学传统在文言之外理出一条白话文学的线索，以证明白话文学古已有之，且成就不菲。而在《导言》中，胡适是从桐城古文复兴对文坛的压制、梁启超等仿效古文应付新时代的失败开始讲起。意在说明“文学革命”是对当时文坛的反动，强调其现实的革命意义，开始有意疏离与梁启超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关系。他又追溯汉字拼音化的过程及失败，说明“士大夫始终迷恋着古文字的残骸”，如此煞费周折，是要引出“这重重矛盾都由于缺乏一个自觉的文学革命运动”，从而把五四新文学运动纳入晚清之后的语言革新运动的大背景，前者盲动的失败，而后者的自觉造就胜利，可见其革命和超越性，即他所谓的“只有这些革命的见解（引者：其核心依然是《文学改良刍议》中的主张）可以解决上述的重重矛盾，打破了那‘宇宙古今至美’的迷梦，汉文的尊严和权威自然倒下来了”。胡适这时使用的是“解决”“推倒”“打破”“建立”等词，除对《文学改良刍议》标题的引用之外，对“改良”只字不提，有意规避，可见其小心谨慎和良苦用心。而且较少引用自己《文学改良刍议》中的文字，而更多采用的是《逼上梁山》中的文字，回避“改良”而言指“革命”的心思可见一斑。
还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之前辩称为何用“文学改良”而非“文学革命”时用的“谦逊”等说法，此时换成了“放胆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而且在白话文学的历史、官话的历史之外还加上了世界文学的影响这个因素，以将“文学革命”叙述为超个人、超民族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大势，而文中还多次驳斥陈独秀的因产业人口发达导使白话文推行成功的观点，将文学革命的成功原因归为废科举、帝制等政治因素，力求强化文学革命的社会和政治资源，有把“文学革命”纳入社会革命的企图。更有甚者，胡适对日记和《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献的引文，所引的多为斩钉截铁的话。如：“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非活的言语，决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决不能产生第一流文学也。”“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将为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而且声称，“文学革命”“这是推翻向来的正统，重新建立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推翻“正统”，“重建”“正统”的用语，几乎与社会的革命话语无异。此时对“文学革命”中“革命”的解释，基本上采用的是社会革命中通过极端方式造成朝代更革之义，原先的“改良”内涵基本被涤除。而对白话文学历史的追溯，却变成了“这是用谁都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来做文学革命的武器”。胡适在这里把之前惯用的“工具”说法换成了火药味十足的“武器”一词，其中所暗含的意思很清楚，是要凸显新文学的革命性质。把自己历史进化的文学观，比附成“哥白尼的天文革命”，还进而解释哥白尼用太阳中心说代替了地球中心说；对文学革命使桐城派古文从“正宗”变成“谬种”，从“宇宙古今之至美”变成“妖魔”，胡适同样认为是“我们的哥白尼革命”。言下之意是，文学革命不仅是新旧文学的对决，还是新旧价值世界的倒转。在叙述到陈独秀关于文学革命“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偏激主张时，他引用的是钱玄同表赞同的话，有意规避了自己对陈独秀极端主张的规劝。引的是“我也武断地说”，“……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在行文上，有意把陈独秀、钱玄同和自己的话连成一个整体，给人形成一种错觉：就是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三人，在文学革命中都是真理在握，且都持激进的革命主张。在这里，胡适一再强调的是新文学对文言文学的破坏性胜利，而非以前那样从三百篇、语录体到晚清的白话文学一路捋下来，最终通过“历史的进化”引出对白话文学的辩护。在文学革命已过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之后，文中刻意对这部分内容的省略，目的是在叙述中凸显新文学的激进姿态、革命倾向，而非改良的保守态度。
在序言的第六部分，胡适还提出“这一册的题目是‘建设理论集’，其实也可以叫做‘革命理论集’，……用那活的白话文学来替代那死的古文学，可以叫做大破坏，可以叫做大解放”。以“革命”“大破坏”“大解放”追加五四新文学运动，至此，胡适通过对改良话语的有意悬置，又一次完成了他对新文学发生期历史知识的革命化修正。使人认识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革命”性所在，其关键并不在于白话的提倡，而在于提倡白话的同时，还以相当决绝的姿态宣告了文言的死亡。但作为服膺科学主义和善于小心求证的胡适，对自己新文学历史的革命化追述，还是有些心存疑虑。在说了上面那番话后，还是不忘加一个“也可以叫做‘建设的文学革命”’的感叹的尾巴。或许，在他的意识深处，对五四提倡的“文学革命”，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其改良性质还是不容完全抹去的。但这种犹豫和苦心，一般的读者是很难觉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