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文学改良”的“革命”话语追述与修正

 一、新文学早期话语：“革命”姿态与“改良”内涵
胡适“文学革命”的想法最先酝酿于留美期间与朋友间的讨论，然“革命”一语与后来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的“改良”词义相近。“文学革命”一词，最先出自胡适1915年9月送留美同学梅光迪的一首长诗，其中有“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梅光迪的辩论中有：“足下为诗界革命家，改良诗之文字则可；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谓之改良，则不可也。”任鸿隽在回胡适的游戏诗中也有“文学今革命，做歌送胡生”。胡适回应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他’可见当时讨论文学时，他们常把“革命”与“改良”混用，“革命”一词其实就是改良之意。
后来胡适也承认，“这一次论争是民国四年到五年春间的事。那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说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是我的文学革命的基本理论”。这在他1916年4月5日的日记中也得到印证：“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三大革命也。……”胡适把传统文学的发展和演化归于六次革命，解释说：“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可见，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主要来自文学的历史进化观念，无论是天演进化，还是循序渐进，都非激进的主张。任鸿隽后来写信评胡适以白话做诗时也说：“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胡适在后来的《谈新诗》一文中说用白话做诗的尝试是“八年来一件大事”。即是一件大事，依然持改良的态度，故说：“近来稍稍明白事理的人，都觉得中国文学有改革的必要”。
由此观之，胡适早期“文学革命”中的“革命”一词，主要援引的是梁启超假道日本来自西方的意义界定，含有汰变、革新之意。并非传统意义上以激进暴力方式改朝换代的社会政治“革命”。强调的是文学的自然演化和新变，而非以激进方式与传统的决裂。同时代的钱玄同、傅斯年及郭沫若等，也都意识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继承关系。在致陈独秀的信中，钱玄同说“粱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郭沫若也曾提到：“文学革命的滥觞应该要追溯到满清末年资产阶级的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滥觞时期的代表当推数梁任公。”傅斯年也承认：“文体迁革，已十余年，辛壬之间，风气大变。此酝酿已久之文学革命主义，一经有人道破，当无有闲言。此本时势破而出之，非空前之发明，非惊天之创作。”从参与者的论述看，五四“文学革命”，是晚清梁启超文学改良运动一脉相承的果实。由于观念上的传递，在用语上借用梁启超“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中的“革命”一说，自是当然，所以胡适、陈独秀等常用文学“革命”来言指文学的“改良”。但在正式场合，胡适对“革命”和“改良”的用语还是有所区分。他在1916年10月写信给陈独秀阐明其文学主张时，说“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人手”，他用的是“文学革命”；而在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正式发表与信件内容基本相同的《文学改良刍议》时，他则把常用的“文学革命”换成了“文学改良”，避免与社会话语中的“革命”观念相混淆，也意在声明自己文学上的改良主张。
胡适的文学改良主义，也体现在他白话新诗的“尝试”上。胡适认为文学语言和文体的演化背后，实际上是文学表现技巧的提高和内容的丰富，尤其是思维方式的进步，同时也符合中国文学进化的自然趋势。因此，他将自己的新诗视为承续中国文学进化轨迹的又一次诗体大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从而把自己的白话诗纳入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以证明其合法性。从他论述新诗的逻辑和与传统文学的关系看，胡适坚持的不是文学的断裂式“革命”主张，而是渐进式的改良；不是对前代文学的完全推翻与摒弃，而是接续传统资源所进行的更新与创造。但他也意识到，“自然趋势逐渐实现，不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那便是自然的进化。自然趋势有时被人类的习惯性守旧性所阻碍，到了该实现的时候均不实现，必须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的实现，那便是革命了”。在这里，他用“革命”一词区分改良的程度，但在下文又特意解释说：这种“有意的鼓吹，使他于短时间内猝然实现，故表面上有诗界革命的神气”。胡适把自己白话新诗的试验与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相比附，可见他所认同的还是文学改良的主张。胡适还特意提醒读者注意沈尹默的诗歌《人力车夫》中的“古乐府”的气息，以及脱胎于《孤儿行》的事实；也提醒读者注意自己《鸽子》一诗中“词调”的存在。胡适一再强调新诗背靠传统，而不是悖逆传统，努力拉近新诗与传统诗词的关系，强调新与旧之间的藕断丝连，新中含旧，旧中启新。
后被视为举“文学革命”大旗的陈独秀，在声援胡适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虽用的是“文学革命”，但实际观念与胡适的改良主张是一致的。陈独秀开篇即说：“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日，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进化。”他用了当时在社会上颇具魔力的“革命”一词，但特意强调自己所言革命源自欧洲，与汉语中朝代鼎革的“革命”之意不同。在此，陈独秀观点鲜明，对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做了区分。但他在后文中又说：“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这里，他把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纠缠到一起。“三次革命”皆指社会革命，与前文中的文学“革命”中的“革命”含义不同。而且三次革命的内涵和社会影响、意义也存在差别。戊戌变法倾向于改良，辛亥革命则是改朝换代。皆以“革命”指称，容易使人误解，从而把“文学革命”理解为辛亥革命一样的彻底变革。接下来陈独秀在讨论传统文学变迁时又说：“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这里的“革命”又回到了文学的自然进化。陈独秀对待古代文学的态度，有破有立，即他所言：“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目的在于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在陈独秀看来，这些需要建设的新文学，实际上已存在于传统之中，只是长期受压抑，需要去发扬光大而已。这一点类同于胡适对白话文学的理解。由此看来，作为社会革命家的陈独秀在文章中的“革命”一词虽有歧义，有时在社会革命与文学改良之间游走，但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始终秉持的还是改良主张。
但陈独秀作为一个思想革命领袖，孜孜不忘：“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意图把文学改良与政治革命相结合，“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陈独秀的着眼点是借文学改良解决社会政治革命问题，带有很强的社会功利目的，很容易把文学导入社会革命的轨道，也易使读者把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混为一谈。而陈独秀极端的态度也造成了对其文学改良理念的遮蔽。他说：“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支援。旗上大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还说：“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加之后来“不容反对”“不容匡正”的绝对主张，易使民众形成视文学“革命”为如火如荼激进的社会革命的错觉，也使后来的新文学参与者更多受其革命精神与姿态的影响，而忽略了新文学早期改良的基本立场，把新文学视同与传统文学对立，从而全盘、极端、粗暴否定传统文学，致使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激进思潮逐渐占了主流和上风。但从文学理念上，我们不得不承认，胡适和陈独秀其实如出一辙，都坚持“文学改良”的主张，仅仅是表述方式上的差别而已。文学革命中另一位善打攻坚战的刘半农也谈到：“文学改良之议，既由胡君适之提倡之于前，复由陈君独秀钱君玄同赞成之于后。”但需注意的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虽与胡适“文学改良”同义，但在文学改良“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的情势下，“革命”很容易被当时的社会大众理解并接受，进而使“文学革命”迅速成为一个社会话语，为新文学运动制造了舆论支持。同时，“革命”话语与极端姿态也易招致反对，最终上演了新文学与复古派、学衡派、甲寅派的论战，客观上造成了“反对即是注意”的推进效应。这也正是胡适后来认同“文学革命”，逐渐淡化“文学改良”话语的重要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