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谑背后的主体建构困境

 六十年代生人在“文革”中的成长比之他们的“兄长”——红卫兵和知青们直接在“文革”政治运动中历练的成长有着别一种艰难，社会浩劫的冲击给处于心理“断乳期”的孩子造成了一个影响巨大的“心理缺口”。比他们年长的红卫兵和知青加入了时代潮流，被政治中心话语所认可、接纳和器重，成为时代的“弄潮儿”。相形之下，年幼者则成了不受关注的时代“弃儿”，他们对未能赶上历史大潮耿耿于怀，这种心理也催生了“文革”童年的追叙性话语。从苏童、王刚、韩东、艾伟等人的“文革”童年书写中，可以看到这“代”作家涉及历史的写作中有一个共同特征：少意识形态写作，甚至可以说是非意识形态写作（尤其如苏童）。这种写作立场的选择，是由他们自身在那段历史中的边缘地位所决定的。边缘人的身份使他们面对历史将可能失语，于是抓住个人童年记忆中对历史的混沌感受，从个体生命存在的角度出发进行“文革”童年的追溯，并以一如既往的“观看”姿态——他们童年时就是时代的旁观者——来完成对“文革”历史的反思，并多用“戏谑”的方式，体现出与红卫兵一知青视角的“文革”叙事截然不同的况味。
“文革”中年幼的旁观者因为没有直接参与运动，所以对历史的追怀没有参与者们那样的激情（如梁晓声在《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今夜有暴风雪》中的激情表白），也没有强烈的伤痛感和悲剧感（如叶辛在《蹉跎岁月》中的感伤自怜），摆脱了参与者们多会采用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他们依然用当年懵懂的稚眼去回望那段岁月，走在童年回忆的生命小径上呼吸氤氲而来的历史雾气，沿着个人生命的童年经验来复原记忆中现象化的历史碎片。相比意识形态话语中的“文革”叙事，“文革”童年叙事对历史的书写有着更浓烈的日常生活质地。“文革”对于当时的孩子来说只是一场特殊名义下的游戏，当这些长大后的孩子在叙述历史时便自然地剥去了它的政治色调，而用孩子的感知与经验方式，将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简化成了某种狂欢行为，将历史还原到孩子们的生活形态和内在生命成长流程中。这种由孩子视角出发、看似无关痛痒的天真化呈现，有时反而更能洞穿表象背后的荒诞真相，从而达到对那荒谬历史的解构。这种叙事手法与风格在王朔的《看上去很美》、王刚的《英格力士》、韩东的《扎根》等小说中格外鲜明。“文革”年代的“特产”如关于“红卫兵”、“批斗会”、“下放”等，经孩子的眼睛过滤出了荒诞无稽的底色。这种从童年经验出发、探究历史本相的直觉性表达，是对板结的公众规整意识的有力消解，“文革”中的童年经验成为一面映照历史的“哈哈镜”。这一带有戏谑性或寓言性的智性写作，发现了这一代人的童年成长中存在或隐或显的历史困厄，关注童年生命个体在“文革”中被遮蔽或被挤压的“声音”及其被扭曲的童心，彰显的是历史如何让“人”走向主体沦落的危机。从边缘性立场远距离观看的理性姿态和着重于个体生命意识的叙述，对历史谬误与人性迷误发出了独到的质疑或批判，构成了对意识形态叙述向度的某种偏离和超越。
从历史境遇来看，红卫兵、知青们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管结果如何，但至少在行动过程中曾积极追求；而生不逢时的六十年代生人因没有参与历史建构而流露了一种无所作为的忧伤。“无所依傍无从皈依，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境遇（从童年到成年）……只有童年、少年，还有青年，那些时刻可以比较充沛地拥有我们共同的经验。事实上，恰恰是在这个时代逐步分化的个人立场之上我们开始注视这种集体经验，它是在某种共同的悖逆中完成的。”当年的幼小边缘者，长大后并不甘心这代人被冷落的历史地位，他们试图凭借童年记忆去打捞历史碎片，找到自己对历史的发言权，并在不同于上一代人的对历史的重释中努力建构自己的主体身份。然而，往往因为当年历史在场感的缺乏而给此时的言说带来话语无力感。这一代人童年期的无助感延续性地带来了成年后的危机感，因为他们成长于信仰混沌、虚假的“文革”时代，而又立足于世纪末又一个理想与价值被湮灭的无信仰的时代。关于“出生寻访”的追溯对其主体建构意义重大：“在记忆之川里捞取这些现象性的片断和经验其实是一个个人化事件……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经验在回忆里被篡改的部分，而是照亮我们寂静的心之航程的灯塔。”也许正是这一动机，王朔才会对“小时候”分外惦记，苏童对“少年血”持续地痴迷，韩东则反反复复地梦回“三余”。可是，他们真能找到照亮寂静的心之航程的“灯塔”吗？其童年叙事并没有提供肯定的回答。他们立足于童年的“文革”回忆，不再能从政治历史那里获取建构其主体感的生存法则和力量。“红卫兵一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因其言说者所具有的“共名性”的历史身份而带有更多的公共经验，而“文革”童年叙事者因身份的“无名”而具有强烈的个体性。由于失去了集体话语依傍的公共原则或信念，这种个体性话语势必会给独立的主体建构带来一定难度。“六十年代生人”在童年叙事中或天真或戏谑的言说表情背后，隐藏的是这代人无法摆脱主体建构困境的焦虑感、虚弱感和无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