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记出版工作的教育属性

 对于我国出版事业的性质，长期以来，其实并没有特别明晰的界定，有的只是一些大的、原则性的说法，比如：“我国的出版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活动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从事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等。应该说，这些大的原则解决了出版工作的基本方针和路线问题，但相对而言，离出版工作的实际还是有一定的距离。2003年，当时的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同志在一次报告中谈到，“新闻出版业既是党的宣传思想阵地，又是先进文化的基本载体，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这一论述可以说第一次较为具体地阐明了我国出版工作的三种基本属性，即：意识形态属性、文化属性、经济属性。这三种属性，也基本反映了我国当前出版工作的性质与特点。最近，有机会学习了老一辈出版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的编辑出版思想以后，我感到出版工作还有一个基本属性，一直没有明确提出，却绝对不可忽视也不能忘记的，那就是它的教育属性。
1982年，叶圣陶先生在《出版史料与出版事业》（《出版史料》杂志第1期）一文中说，“书刊要排印，要印刷，要装订，这是工业；出了书刊要发行，要卖出去，这是商业。可是排版先得有稿子，稿子要作者写出来，编辑者编出来，这又是什么业呢？我要回答得严重些，这是教育事业。你的书刊无论深的、浅的、通俗的、专门的，总之都会影响人们的见识和思想。你不是在当人们的老师吗？所以出版事业的性质是工业、商业、教育事业三者兼之；三者之中，教育事业应居于首要地位。”叶先生还说，“要是在教育方面做得差，那么工业方面的排版印刷装订和商业方面的销售发行无论做得怎么好，利润收入无论怎么多，也算不得好。”
把教育放在出版工作的首要地位，可以说是叶圣陶先生毕生从事编辑出版实践的亲身体认，也是他投身于编辑出版工作的终极理想与追求。从192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工作开始，叶圣陶先生的主要精力就一直放在中小学教材编辑出版的工作上。1930年底改任开明书店编辑后，从1932年的初级小学《开明国语课本》，到1948年的《文言读本》，他亲自编写或参与编写了十多套国文教材，其间还主编了《中学生》《新少年》《开明少年》等直接面向学生的刊物。新中国成立后，叶先生在先后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的同时，还兼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亲自主持全国中学语文课本的编写工作，共编出了13套50多册语文课本，为我国教育改革作出了极大贡献。
在叶圣陶先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出版事业和教育事业的这种高度统一、出版事业首先是教育事业的特点，是不是一种独特的个例呢？不是的。我们只要回过头去看看20个世纪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兴起，是与教科书的出版密不可分的，这可以说是时代使然，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这里不妨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出版业的“百年老店”为例来说明。
今天我们往往把商务印书馆看成一家专业学术出版社，它也的确早在20世纪初就出版了《天演论》这样影响深远的著作，但历史地看，它最成功、对中国社会发展贡献最大的，还是教科书出版。夏瑞芳、张元济等早期商务的主事者就把出版视为“开发中国急务”。张元济就说，“我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由于这些人本身都是知识分子和教育家，所以从一开始，商务的企业文化就是重责轻利，就是把扶助教育、开发民智、启蒙社会这样的历史责任感，放在单纯的利润追求之上。根据现有资料统计，1902～1931年间，商务总计出版了341种教科书。[1]最早编辑出版的《最新教科书》推出后，从1904年一直发行到1911年底，发行量占全国课本份额的80%。而1912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在出版后十几年里，发行量达到七八千万册，被称为中国乃至世界教科书史上版次最多的一套教材。[2]从1904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商务印书馆一直是国内最大的教科书编辑、出版企业，大部分时间里，其教科书市场份额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而教科书出版所获得的丰厚利润，也是商务的生存发展之本。
同样，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之所以投身出版业，就是为了在中国社会完成了政治革命以后，推进教育革命，而教育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教科书革命。他曾经说过：“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1912～1942年，在陆费逵主持中华书局的三十多年里，该局编辑出版了《中华教科书》《新教育教课书》《新课程标准使用教科书》等多套教科书，市场份额能够占到全国的30%左右。
回到当下，今天我们的出版业和教育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根据国际通行的划分，我们一般把出版业分为三大板块，也就是大众出版、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欧美出版业经过较长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在近些年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发展，科技、医药等专业出版已经脱颖而出，占据了主导地位。以全球前十大出版集团2011年的情况来说，科技、医药等专业出版已经占到了全年总收入的46%，教育出版尽管呈增长之势，但总体份额也就是和大众出版差不多，在20%～30%之间。反观国内，教育出版仍然是一枝独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更大的局面，中国出版业长期以来一直以教材教辅为支柱的产业结构并无太大变化。
这里不妨以新闻出版总署2011年发布的数据来说明：全国全年共出版图书约37万种，总印数77亿册，总定价金额1063亿元，其中课本78000多种，总印数34.40亿册，定价总金额330亿元。也就是说，尽管课本品种数只占了全部图书品种的20%左右，总印数和总定价则分别占到了全部图书的44.7%和31%左右。注意，这里讲的只是课本，市场上还有大量各种形式的教辅材料，甚至一些学生推荐读物和中小学馆配图书严格来说也已经不能算在大众出版之内了。按照一般的估计，教材教辅在整个图书出版产业中的占比要达到60%以上。上面的数据反映的还仅仅是规模，如果从利润来说，可能教材教辅的占比还会更高，甚至达到70%～80%。近些年，尽管出版业表面上出现了大规模的、快速的增长，但是业内人士都很清楚，中小学教材教辅始终是出版社的生命线。全国581家出版单位，经过审批且具有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资质的只有60多家，但绝大多数出版社都已涉足教材教辅出版，并依赖于教材教辅生存。
大众图书市场表面的繁荣看起来似乎鼓舞人心，实际上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泡沫与危机。同样以新闻出版总署网站发布的数据来看，2011年，全国图书销售收入是635亿多元，但是年末库存达到了804亿元，也就是说，我们是以大得多的库存来获取销售的。尽管这些年出版企业的销售在增长，但背后是库存更快的增长和利润的下降。在很多出版社，大众图书的出版实际上处于微利甚至是亏损的状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尽管今天出版业扛着文化产业的大旗，甚至有着要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雄心，但实际上，说得重一点，出版业仍然还是教育的附属产业；说得轻一点，它还是一项主要服务于教育的产业。这也决定了在这种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之前，我们就不能不重视出版工作的教育属性。就像叶圣陶先生所说的，出版是工业、是商业，我们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但当我们赖以为生的产品主要是教材教辅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要按教育规律办事。如果我们服务于教育，却又不把服务好教育作为首要追求，而是以单纯的盈利甚至经济规模作为首要追求，难道不是在舍本逐末吗？这些年我们教材教辅出版的种种乱相，大家有目共睹，尽管有社会各方面的呼吁，尽管有政府采取种种措施进行规范的努力，却一直难以根治，不能不说跟我们出版业没有充分认识和尊重出版工作的教育属性，而片面追逐利润有关。
参考文献
[1] 蒋广学. 商务印书馆早期教科书的历史意义[J] . 编辑学刊，2010（1）.
[2] 金源云，李国强，程慧. 新中国成立前教科书的成功之道[J] . 编辑之友，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