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折叠与现代摩登：电影《十字街头》中的城市影像建构

电影与城市之间有着多重的复合关系，一方面，城市作为一个地理空间，为电影的生产与制作提供了叙事背景与文化基底，是电影拍摄的主要背景与场所。电影中的城市空间不仅作为叙事背景出现，还作为重要的文化场域参与到影片的主题表达之中。另一方面，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影像中的“电影场景不仅记录，同时又影响现代都市所代表的社会与文化空间转变。”因此，对城市影像的分析可探见不同的文化景观，而“在中国电影史上，意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电影，构成了一个特定的电影文化和城市文化能指。”《十字街头》作为早期中国电影中城市电影群像的重要作品之一，不仅对当时的摩登上海进行了“物质现实的复原”，而且也揭示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同时，在故事讲述、人物塑造与主题表达之间又显现出一定的现代性特征。

记录与复制：《十字街头》的城市空间建构

作为中国早期电影中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影像作品之一，《十字街头》一片以现实主义的镜语风格记录和复制了彼时上海社会的各类城市空间，以普通人的视角讲述了发展中的“都市与人”之间的故事。因此，对影片中城市物质空间的分析可以一探旧上海摩登现代的历史发展之风貌。

城市中的物质空间呈现出一种折叠形态，在共有的空间中衍生出交多重空间的建构，诸如工作空间、交通空间等，这些物质空间“不仅构成了城市，同时也成为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在《十字街头》一片中展现了几个具有典型特征的城市物质空间，主要可从以下几个层面切入。其一，交通空间的建构。交通空间作为城市区别与乡村的重要物质空间，在该片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从片名来看，《十字街头》这一片名就已经将故事的讲述背景放置在城市语境当中。“街道作为一种典型的城市景观，体现了城市的流动性、匿名性、混乱性特征，也是城市区别于乡村的主要空间特征之一。”影片的故事也就发生在这一初具现代化的城市当中。影片开头的第一个镜头就以俯拍视角拍摄了上海某十字街头的城市景观，这一街道空间的建构，一方面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另一方面，展现了当时上海社会的整体面貌，“十字街头”是城市全貌的缩影，指涉着整个上海的社会语境。其次，公交车空间的建构是该片剧情发展非常重要的场所。影片中出现的公交车作为一个城市符号，既作为一个交通工具的出现代表了城市之印记，同时也作为一个符号联结着当时社会中的不同人群。这个流动却也封闭的电车空间如同一个通道，每日在起点与目的地循环往复，流动的人群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相遇，产生联结，成为电影重要的叙事空间。

其二，居住空间的建构。如果说交通空间的建构代表的是当时上海初显的都市文化特征，那么居住空间的建构显现的则是旧上海市民文化的特征。在《十字街头》中出现最多的居住环境则是石库门里弄的弄堂房屋，“石库门里弄（旧式）容纳着上海大多数的小市民群体，是上海当时的主要居住形式。其次，伴随着都市人口的大量涌入，石库门里弄的居住环境越来越拥挤，影响着小市民的生活体验，同时也影响了都市上海的文化经验。”在影片当中，故事主人公都居住在这一弄堂里，从表面的形态来看，这一居住环境比较简陋，代表的是最底层的一些市民生活状态。但这一居住空间的建构也彰显了上海普通民众之间的一种复杂关系，一方面，影片表现了租户与房东、租户与租户之间的微妙关系，老赵与房东之间交房租的问题贯穿了影片始终，影射着当时社会年轻人就业难的问题，同时也反映了房东的生活状况。此外，最具戏剧性的则是老赵与杨芝瑛之间的恶作剧，在公交车空间当中老赵与杨芝瑛所树立的是乐于助人、待人友好的形象，而在居住的“格子”间却表现出另一种形象。由此可以看出，在旧上海弄堂式房屋这一物质空间的建构上表现了当时上海的市民文化特征，而大量涌入的都市人群、逐渐拥挤的居住环境，这种“格子”间生活在实际的物理空间上看似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近，但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却更远。因此才有了老赵与杨芝瑛之间的“乌龙事件”。另一方面，除了表现房屋内部空间外，对弄堂街道空间的建构也可圈可点，影片中弄堂街道上出现了几次乞讨者的形象，乞讨者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危机。在老赵没有找到工作时，乞讨者出现乞讨时众人纷纷将其赶走；在老赵找到工作面对乞讨者时，他欣喜地给了乞讨者两个铜板。由此表现出工作对于当时年轻人的重要性。此外，影片除了这一可见的石库门里弄的展现外，还有一个未曾出现的居住空间，即影片中多次提到的“礼班路312号，高大的洋房。”这一“不可见”的空间代表了当时上海年轻人的理想的居住环境，以及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向往。

其三，工作空间的建构。影片的开头部分用了一批镜头展现当时上海的摩天大楼，这些大楼有些作为殖民地政治符号的象征，有些作为商业与消费的象征，还有一些则是民族文化的符号。这些水泥森林都可看作是工作空间的建构，成为城市最重要的建筑存在。作为城市空间具有独特风貌的工作空间是影片中重要的叙事空间和场所，影片中表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工作空间：一是老赵所在的报社工作空间，二是杨芝瑛所在的工厂。首先，老赵所处的报社工作空间和前文提到的居住空间有某种类似性从物质层面来看，报社人员在报社办公室有固定的位置，并在这一固定位置中完成自己的工作，循环往复；从影像层面来看，作为报社象征物的报纸内容通过特写镜头展现在银幕上，报纸上的许多大标题与当时显示社会的语境暗合，从而潜入到了影片的叙事当中。其次，杨芝瑛所在的工厂最开始是作为城市背景而出现的，也正是在工厂的背景下完成了都市城市空间的建构，“工厂成为这类电影中标志性的城市空间意象。”工厂空间的建构是城市性最主要的体现，电影的“城市性”则由影片中各个空间间元素建构生成，成为影片重要的叙事背景。

意义与象征：参与影片主题表达的城市空间

电影中城市空间的建构常常作为物质空间而存在，为电影故事的讲述提供叙事背景和社会文化语境，但城市空间的建构不仅停留在为电影提供叙事背景，同时也参与到影片的主题表达当中，成为表达影片主题重要的“意指符号”，通过空间的隐喻折射出“高楼大厦”背后所隐藏着时代和民族的危机。

首先，最具象征意义的城市空间之一就是十字街头。前文谈到，十字街头这一城市空间是上海整体城市景象的缩影，作为物质空间，十字街头代表了城市发展的程度，是城市的“经脉”。此外，十字街头还作为空间意象参与到影片的主题表达当中。从影片主题层面来看，十字街头这一城市意象，隐喻着关于迷茫、彷徨的影片主题。这些迷茫的状态从影片的主人公老赵、阿豪等人的身上得以体现，作为当时的大学毕业生，老赵等一群年轻人面临着就业的难题，而影片通过“失业——就业——再失业”的叙事结构，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以及年轻人的迷惘状态。而回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历史，可以深刻感知到那是一个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时代，这种矛盾在上海这一地区则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迷茫和彷徨不仅体现在作为个体而存在的老赵等人的身上，也体现在当时社会面临的现状。从宏观意义说，这个十字街头隐晦地暗示了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状，与当时的社会语境相吻合。影片中通过“报纸”这一媒介的潜入，较为隐晦地表达了爱国主义思想，也通过老赵、杨芝瑛等人的觉醒，来表达面对日益锐化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之时，无论是个体还是国家都应离开彷徨的十字街头，走向革命，追求真理。于此，“十字街头”这一城市空间就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符号，其所代表的不仅是作为物质空间而存在的城市街道，更意指当时的人民和国家所面临的危机与矛盾。

其次，摩登大楼这一城市空间也作为现代城市的重要象征参与到了影片的叙事主题当中。《十字街头》影片开头部分以移动摄影的方式拍摄了八个高楼大厦的镜头叠加在一起，在这“一系列展现上海繁华城市景观的镜头中，画面的构图、摄影机的拍摄角度都是非常规处理的，从而使观众产生这些钢筋水泥的森林建筑随时有可能坍塌的错觉。”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一书中重新描绘了摩登大楼的意涵，上海的这些摩登大楼一部分作为政治和殖民势力而存在，一部分作为商业、娱乐和大众消费文化而存在，还有一部分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而存在。当时的这些摩登大楼在某种程度上“西方印记”的折射，而影片后来表现的石库门里弄的弄堂房屋，是具有民族特征的市民文化。于是，影片开头的摩登大楼群像与影片后来表现的石库门里弄的弄堂房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暗含着影片所表达的关于民族危机日益锐化的主题，也与当时的历史语境相吻合。

由此可见，上述这些各具特征的城市空间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影片的叙事和主题表达中。其在影片中的作用不再简单地作为“物质现实的复原”，而成为内涵丰富的“表意符号”，在深层意义上与影片的思想和主题接轨，从而隐秘地完成了影片的意义表达。

摩登的显现：《十字街头》中城市影像的现代性体现

如果说《十字街头》中关于城市影像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回望上海历史的“窗口”，展现了当时的社会文化风貌的同时也表达了爱国主义思想。那么与此同时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得以窥见早期中国都市文化的“窗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已经初步进入了现代化，《十字街头》一片中所呈现出的城市空间，以及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早期上海都市文化与现代性的一种体现。

虽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已经初步进入了现代化，但无论是摩登大楼、汽车、洋房、商业街等具标志物都代表的是“西方现代性”的到来，“它们不仅在地理上是一种标记，而且也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具体象征。”而上海的现代性也正是由西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而“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层面比它精神层面更容易被中国人接纳。”因此，对《十字街头》城市影像现代性的讨论首先可从表面的物质层面来重新审视。影片中通过不稳定的移动镜头、景深镜头中作为背景出现的工厂、街道上来往的汽车和电车等现实的复刻构建了一个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上海都市。现代性在“物”的层面上得以体现，这些作用于“体验”的现代性建筑和设施，尽管代表了某种西方势力的植入，但却实在地潜入到当时的上海普通人生活之中。影片通过摩登大楼与弄堂的对比，显示了作为具有独立性而存在的民族文化对于西方势力的一种抵抗，但这种“现代性”的物质的、实在的体验却潜移默化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换句话说，现代性的实在体验融入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之中，而现代化进程也已作为历史发展之必然进入到中国社会。而这种“现代性”的外部体现则是建筑物、街道、汽车等客观实在，这些客观实在建立在城市的“皮肤”上，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也推动了上海乃至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诚然，《十字街头》中的城市影像在物质层面的现代性特征毋庸置疑，但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影片中展现的当时上海人的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该片在文化层面上转向了普通人的视角，而这种视角与现在的“现代性体验”极为相似。首先，老赵等一群人失业青年的生活现状与今日“北漂”“沪漂”一族的现代生活体验极为相似。在现在的“大都市上海，沪漂无一例外都面临着压力，一方面来自生活工作本身（远离亲朋、独居等），另一方面来自理想和显示的落差。”影片中表现了老赵、阿豪等人面临了“毕业即失业”的窘迫现状，居住的“格子”间环境等，这些生存状况的呈现与描写与当下的许多沪漂年轻人的“现代生活体验”十分相似。其次，这种现代性体验还表现在老赵与房东、老赵与杨芝瑛、老赵与阿豪等人之间的关系上。老赵与房东之间的微妙关系也与今日许多沪漂一族的租房体验相似，由于拖欠几个月房租，房东对老赵的态度极为恶劣，而房东对交过房租的杨芝瑛却非常客气。这种生存状况的表现与市井人物的刻画都显现出某种现代性特征。在老赵与杨芝瑛的爱情故事的表现中也采用了“偶遇”“乌龙事件”等叙事手法。而老赵与阿豪等好友之间的相处模式、嬉戏打闹等也与如今年轻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如此相似，因此，《十字街头》城市影像的现代性体现，不仅在物质层面，更体现在处于城市之中的人身上。在初次观看《十字街头》时不仅观看到作为历史存在的三十年代上海的摩登都市风光，更会惊讶于这种与现代生活极为相似的生存状况。无论是彼时上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当时上海年轻人面临的困境与对未来的探索都带有某种现代性体验。抛开《十字街头》拍摄时所处的时代语境，观影时恍惚间会顿觉这样的影像似乎是来自本世纪的市民生活。

结语

  “在发生学的意义上，电影与城市之间存在着一种原初关系。”城市给予电影创作的社会文化语境，而电影又作为现代科技与文化的产物参与到城市文化当中。在该片的城市影像建构中，一方面在物质层面上体现为作用于城市“皮肤”的街道、高楼大厦、汽车等实在物的建构与再布局，为影片提供了叙事背景与文化基底；另一方面，城市空间还作为“意指符号”参与到影片的主题表达、文化阐释与现代性呈现之中。由此可见，电影中城市影像的建构不仅作为物质空间参与影片叙事，还携带着丰富的文化意涵，而对早期中国电影中城市影像的建构进行剖析，能从另一个侧面挖掘早期中国电影的文化价值。

文章来源：  《声屏世界》  https://www.zzqklm.com/w/xf/24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