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文人论政”职业精神的缘起、发育与建构探赜

在中国近现代报刊发展史上，“文人论政”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亦是值得关注的重要传统之一。利用报刊开展“文人论政”，是当时知识分子对国家实行建设性关怀、实现精神价值的方式。胡政之曾评价张季鸾是“文人论政的典型”，从进入报人行业到逐渐对职业产生认同，并形成较为成熟的思想体系，张季鸾对职业的选择和坚守、对职业的认知与实践，始终贯穿着“文人论政”的精神内核，并使得这种精神成为行业内共享的精神资源，时至今日，依然引领着无数新闻人不断完善自我、贡献社会，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

张季鸾“文人论政”职业精神的缘起

“文人论政”是张季鸾具有鲜明个人印记的职业精神特质，形成的缘起可以从他对职业的选择开始追溯。

传统思想的文化熏染。张季鸾祖籍陕西榆林，13岁时在山东任知县的父亲张病逝，母亲携子女千里扶灵柩返回榆林安葬，后送张季鸾至榆阳书院田善堂处学习。又受延榆绥道尹陈兆璜资助，入礼泉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师刘古愚。刘古愚是北宋经学大师张载的近代传人，因宣传变法与康有为并称“南康北刘”。张季鸾受教的，不仅是“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和深厚的文史功底，还有中国传统思想中刚正严直、激傲富贵的品性，尤其是刘古愚心怀天下、积极入世的赤子之心，更是成为他终身受益的思想财富。据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张季鸾1905年选中官费赴日留学时，在与陕西好友井勿幕交谈时，“井说，他将来要投笔从戎，在疆场上为国立功；张则说他手无缚鸡之力，只能以文章报国。”这和张季鸾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是吻合的。

新闻职业精神形成的起点，往往取决于新闻记者所接受和习得的理想信念、文化传统、伦理道德等在多大程度上被认同和遵循，进而指导职业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知识分子“文人论政”的传统熏染出了张季鸾的独特个性，并从中折射出独特的职业精神。作为传统文人的张季鸾把报纸作为表达舆论、维护人民的新载体，承担起了社会启蒙、革命和国家现代化的使命。

寻求“报恩”的内在动力。“报恩主义”是张季鸾对自己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凝练性表达。因父亲受伤不能参加武举，受他人提携帮助才得以考中进士去山东做官，父亲时刻感念他人帮助。知恩图报的思想与言行，使他从小耳濡目染。因此，张季鸾曾在《归乡记》中明确提出自己的人生观为“迂浅”的“报恩主义”。这种报恩思想的确体现在张季鸾一生的为人为文之中。报恩的终极立场是“报国恩”，张季鸾将个人对人生的感喟升华为对国家前途的使命担当。

留学日本期间，张季鸾曾为陕西、甘肃留日学生创办的《秦陇》、《夏声》等杂志撰稿，且担任了《夏声》杂志的编辑，并为国内部分报刊写稿。这可视作他报刊生涯的尝试阶段。受恩师刘古愚“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在他使用“少白”、“一苇”等笔名撰写的文章中，多为教育方面的论文，“文人论政”的倾向跃然纸上。武昌起义爆发，张季鸾回国接受于右任邀请出任《民立报》编辑，正式开启新闻生涯。四十年后，于右任在怀念张季鸾的诗作中有“发愿终身做记者，春风吹动耐寒枝”之句，说明张季鸾对这份终身职业做出选择时的坚定决心。

这种决心来源于中国“文人论政”的“清议”传统，来源于“知恩图报”的朴素理念，是根植在传统知识分子血液里的一种天然情感和价值选择。尤其是在国家危亡之际，这种理念和传统凝聚起来的精神就通过职业行动显现出来。他们以笔为枪，积极建言、表达爱国诉求，是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中一种清醒的存在。张季鸾即是如此。

张季鸾“文人论政”职业精神的发育

如果说，成为一名报人是张季鸾在集合了一切水到渠成的主客观因素之后自然而然的选择，那么如何对这一职业产生认同与归属，则需要强大的精神驱动力与持久的职业感召。民国时期名人记者群的出现和整体性职业理想的觉醒，加上张季鸾对报人职业的逐步认同和坚守，都促使张季鸾“文人论政”的职业精神进一步得到发育和完善。

报人群体职业理想的觉醒。近代以来，中国报人以报刊为新的载体，维系民运，担当起社会启蒙、革命和国家现代化的使命。这种群体职业理想的觉醒，主要承继了中国传统文人“为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资源，也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西方的新闻传媒模式逐渐传入中国，启发了中国报人对新闻事业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中国报人早期对于报刊社会责任的认识，一是出于知识阶层几千年来一脉承继的忧国忧民情怀，二是出于对报刊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体验。”而张季鸾作为“文人论政”的典型，势必感受到风云际会的社会环境对开放舆论的强烈需求，也激发了在乱世中激扬文字的职业激情。

张季鸾在对报人职业的长期实践中，越来越深刻地从社会需求中找寻到了报业生存与发展的价值支点，体现出一种难以摆脱的使命感。和他交好的邵飘萍、于右任等人，都有着丰富的报刊实践，更有着“文人论政”的强烈诉求和热望。所以作为民国时期知名报人的一份子，张季鸾同样怀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政治热情和想要指导国民、健全舆论的夙愿。由此，“文人论政”的书生报国理想已然成为他笃定的职业航向。在职业实践的探索中，张季鸾便有了对职业专业化的努力和职业精神的建构诉求。

报人职业的认同与坚守。张季鸾一生有两次入狱的经历，第一次在1911年4月，张季鸾因在《民立报》上为宋教仁案鸣不平，并将批评矛头指向袁世凯，遂与曹成甫双双下狱。后曹成甫惨死狱中，张季鸾被营救出狱。下狱七十二天，险遭罹难。这样关乎性命的险遇并没有使初涉报界的张季鸾退而却步。出狱后他继续投身于新闻事业之中而义无反顾。主编《稚言》杂志并撰写文章，担任《大共和日报》国际版主编，创办《民信日报》并自任总编……五年多的职场初体验，可谓艰险重重。但张季鸾即使在不同报纸之间辗转腾挪，却并未对报人这一身份有过迟疑退缩。

1916年，张季鸾开始以“少白”的笔名为报刊撰写社论短评，同时为上海《新闻报》撰写北京通讯。仅1916年8月至1917年6月底，他撰写的通讯就多达140余篇。如此高产，不难看出张季鸾对记者职业的笃定和认同。张季鸾评论涉及的范围颇广，从世界大局、国家形势、外交内政到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官司诉讼以及民生问题，无所不包。从中亦可窥见张季鸾激进敢言的精神气象和身为报人的自我期待。

1924年，因上海《中华新报》停刊张季鸾陷入失业状态。1925年，同乡好友胡景翼给他在河南开封谋了一个陇海铁路会办的“肥差”。而张季鸾到任不足一月便挂冠而去，并说“不干这个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显然，重义轻财的个人秉性延伸到了职业理念当中，报人之爱与国士之心，是张季鸾钟情新闻界的根本心理动机，也是不断勉励自我、坚守初心的精神动力。

张季鸾“文人论政”职业精神的建构

张晓锋在其《新闻职业精神论纲》一书中将新闻职业精神的形成规律概括为同化、内化、强化三个过程：“通过对个体的精神行为进行反复倡导和塑造，使之形成稳定的行为习惯，在同化外在的义务观念、道德规范等的基础上，内化为个体的心理结构和精神素质，并在不断地新闻实践和道德评价中得到强化，最终构建出明确的价值观念和稳定的精神品质。”

对张季鸾来说，他的新闻职业精神经过同行的“同化”之后，在“内化”过程中，不断自省和自我调试，进而通过对新闻职业的认知和实践，“强化”其内在价值观的塑造，完成了“文人论政”职业精神的建构。

追求言论自由。1926年，张季鸾和吴鼎昌、胡政之复活了英敛之于1902年创办的《大公报》。在累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之后，张季鸾对新闻职业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将“文人论政”的精神引向深入。

因其留学经历，张季鸾受西方新闻思想影响颇深。自由主义精神是张季鸾职业精神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张季鸾根据自己长期办报受到自由禁锢的亲身经历，对国民党压制新闻自由的新闻制度进行过多次抵制和斗争。他在《大公报》发表了《关于言论自由》、《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论言论自由》等一系列社评，建议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对于各界言论，应“充分尊重人民权利之精神行之”，主张实行言论自由政策，“若当局持吹毛求疵之态度，则中国永无言论自由可言矣。”

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张季鸾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至此，张季鸾已经对中国新闻业的本质有了较为清晰的把握。推崇西方的自由主义精神，但并不意味着完全超脱政府而将报刊视为盈利工具。在商业色彩之外，张季鸾深知埋在中国报人身上的家国责任和价值理性。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追求新闻独立性的张季鸾却由价值理性转向了工具理性，努力使新闻业成为抗战宣传、谋求国家利益的武器。“在这抗战期间，一切私人事业、精神上都应认为国家所有。换句话说，就是一切的事业都应该贡献国家，听其征发使用，各业皆然，报纸岂容例外”。这种认知和实践的巨大变化，背后依然是其“文人论政”的初衷，即以服务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目标的特殊情怀。

倡导“四不”方针。新记《大公报》续刊第一天，张季鸾便在《本社同人之志趣》一文中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四不”方针后来几乎成为《大公报》乃至张季鸾的代名词，在学术研究以及新闻职业者的认知中被不断重申、甚至“神化”。张季鸾通过这一巧妙且掷地有声的方式将其昭告天下，不仅是对自己已有报业生涯的总结和思考，更是表达了他想要一改报界陈腐气息的决心、以及对未来新闻事业勾画的美丽蓝图。“四不”原则“使得民间报刊在坚持自由主义立场时，有了操作上的具体规则，从而使“文人论政”有了必须严格信守的精神条款和自由归趋。”

在“不党”前提下，张季鸾希望报纸摆脱政治附庸的地位，“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不卖”则是顺应了“经济独立”才能“言论独立”的逻辑。“不私”与“不盲”表达的是在新闻实践层面应有的担当与理性。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张季鸾主编的《大公报》通过对新闻界不断进行反思以及表达立场来构建“四不”形象，完成精神文化的塑造与积淀。

例如其对“不私”精神的实践与追逐。在《大公报》续刊的最初几年，张季鸾通过设置各种民众关心的社会议题来提升自身地位和形象，如“赈灾”话题的不断讲述。据统计，在新记《大公报》发展初期，发起有关捐款救灾的运动将近二十次。1930年在陕西赈灾活动中，作为榆林人的张季鸾更是为家乡受灾忧心忡忡，他在整个救灾活动中不断跟进报道，并发表大量社评，讲述普通人的捐款故事，“三元钱救一命”的口号尽人皆知，引得其他报纸纷纷效仿。张季鸾通过对新闻实践的不断尝试和调整，实现了“关心民瘼、为民请命”的精神构建，在那个职业精神尚在发育的时代无疑是堪称典范的精神标杆。

新闻职业专业化的努力。随着新闻经验的日益丰富，张季鸾对新闻的把控和实操能力逐渐成熟。他忘我地工作，在采访中交游肆应，各界人士都是他的座上客；写社论“从不作谩骂之文，亦不作敷衍之作”；报纸编排上更是一丝不苟、力求严谨。作为一名职业报人，张季鸾的专业水准在当时已经超越了同行水平，显示出他在新闻职业专业化发展方面的积极探索。

在论及张季鸾职业精神时，我们不得不将西方专业主义精神和张季鸾“文人论政”精神进行对照。19世纪初，西方的现代新闻理念传入我国，随后以美国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为代表的西方新闻教育在中国陆续展开，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融入奠定了基础。而新记《大公报》的续刊，则是“西方新闻教育引进到中国，中国文人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借鉴的典型范例。”无论是对言论自由的追求还是“四不”方针的提出，都能看到张季鸾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借鉴和实践痕迹。

1941年《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荣誉奖章”时，马星野在社评《米苏里之荣誉奖》中阐述其获奖理由时说，“艰难报国之志趣，慷慨赴义之精神，便是这次荣誉赠给的最大理由。”《大公报》“不仅用行动而且在学理探讨中树立起‘文人论政’大旗”。张季鸾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虽推崇西方专业主义精神奉行的独立自由原则，但他却能认清中国新闻业自身发展的特质和传统，因此他努力维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重义轻财的精神，认为报纸言论的独立背后，知识分子固有的良知才是根本。

结语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病逝。其遗嘱中所表述的“以办报为唯一之职业”、“善尽记者天职自勉”等语，道出了他对新闻职业的义无反顾。张季鸾一生都在寻求文章报国的职业路径，他胸怀天下的国士精神以及感恩报国、维护公益的职业追求，穿过层层历史迷雾，被不断解读和书写。今天，“文人论政”的时代语境已然发生改变，精神价值也被屡屡忽视，但如张季鸾那般中国新闻人的士人风骨和为国为民的职业理念，却成为我国新闻事业发展最浓重的底色。

文章来源：  《声屏世界》   https://www.zzqklm.com/w/xf/24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