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五部单行本学术著作评议

金岳霖先生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他一生著述丰赡，有五部单行本学术著作行于世，这是就他所撰写具有独立完整主题的书稿说，不包括后人编的各类文集。其中四本在他生前出版，另一本在他去世三年后由学生为他整理出版。

一、《T.H.格林的政治学说》

最早的一本是金岳霖的博士论文《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omas Hill Green》（《T.H.格林的政治学说》），1920年9-10月由纽约的W.D.GRAY出版社出版，这篇论文是在他导师邓宁（William A. Dunning）指导下完成的。邓宁是美国20世纪上半叶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撰写的三卷本《政治思想史》至今仍是经典之作。金岳霖刚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硕士时就选了邓宁的《政治学说史》，听完这门课，对政治学说史产生了浓厚兴趣，硕士一毕业便跟着邓宁读博士。从今天的眼光看，金岳霖这篇博士论文是做人物，做人物有个好处，就是能够比较集中地围绕人物来阅读文献，不像做问题，涉及到很多不同的领域、人物、流派。关于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如何选题，金岳霖是不赞成做中国题目的，原因也简单，导师是外国人，一般不懂中国的学问，指导不了。金岳霖在晚年回忆中特别点了胡适的名，因为胡适的博士论文题目是《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lt China》，他认为胡适可能是留美学生中论文写中国题目的鼻祖，开了个不好的头。

对这本最早出版的博士论文，金岳霖好像并没有把它当回事，晚年回忆时说只写了三本书，《逻辑》、《论道》和《知识论》。或许在他看来，博士论文还算不得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书，而只是他两年博士生涯的一个总结。另外还可能跟上世纪2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政治学博士的毕业规定有关，规定要求博士论文必须先出版，才可答辩，因此这本书的诞生纯粹是博士毕业规定的结果，而非金岳霖主观上想要出版。不过今天来看，这都不重要了，我们要了解金岳霖的早期学思历程，绕不开此书。贺麟在参加金岳霖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56周年大会所做的发言中对这部著作有过简单评介：“金老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写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一位偏重康德的新黑格尔主义者T.H.格林的政治思想。格林注重分析人们形成认识的逻辑条件，在政治上他虽然反对大英帝国对殖民地的剥削，是当时六大激进派之一，但他认为国家主权建立的基础是‘公意’。金老的论文首先指出格林的政治思想为神秘主义所笼罩，但是金老也部分同意格林对于批判休谟的分析和论证。这说明金老青年时代就注重对政治思想的研究。”从金岳霖博士论文确实可以看出，他这时已经接触到休谟，但这个接触还仅限于休谟的政治学思想，而且还是作为阐释T.H.格林政治学思想的一个配角，到了1922年他读到《人性论》之后，才可谓在哲学上正式跟休谟结缘。

二、《逻辑》

第二本《逻辑》，原是金岳霖在清华授课的讲义，1935年由清华大学出版部印行，1936年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正式出版。金岳霖是1926年进入清华大学接替赵元任讲逻辑，到这本书出版时他差不多已经教了十年。因此，这本书也可以看做是他在讲义基础上用十年时间不断完善而成的，不过他对这本书并不满意，直言和《论道》、《知识论》相比，写得最糟糕。该书一共四个部分，他对第三部分“介绍一逻辑系统”尤其不满，认为有不少错误。殷海光曾对此做过系统更正，不过金岳霖没看到，所以也无法判断殷海光改的是否对。关于这一部分，金岳霖在书的序言中说：“第三部介绍新式逻辑，全部分差不多完全是直抄。”在第三部分起首处他又交代：“这一部分在原书中分为好几部分，共一百六十余命题，第一节仅抄六十余命题。”这里说的原书或直抄的对象就是罗素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一书，也就是说第三部分主要是介绍《数学原理》的逻辑系统。斯洛文尼亚学者扬·弗霍夫斯基（Jan Vrhovski）在论文《“清华逻辑学派”：数理逻辑在清华》中给出了《逻辑》第三部分对《数学原理》的具体引用和介绍情况：“在关于《数学原理》的介绍性章节中，他介绍了《数学原理》∗1.1到∗2.67节的命题。在专门讨论原子命题和类演算以及关系演算的章节中，他概述了《数学原理》∗10到∗14节的大部分内容，但完全忽略了∗12节，该节专门讨论备受批评的可归约性公理和谓词函数。最后，金岳霖还总结了《数学原理》专门研究类和关系演算理论的部分，即∗20到∗23节的命题。正如徐义保所指出的，金岳霖略去可归约性公理表明，他非常了解近年来哈佛进行的讨论和奎因对该公理的批评。”扬·弗霍夫斯基提到的金岳霖对哈佛大学30年代关于逻辑学争论的了解，其实也反映在金岳霖从哈佛访学回来之后几年内所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文中，譬如1933年10月5日发表在《大公报·学界思潮》上的论文《彼此不相融的逻辑系统与概念实用主义》，该文评论了C.I.刘易斯的概念实用主义思想，认为即使在逻辑范围内有不同的或不相融的系统，以适用为选择的标准，也不足以成为“概念实用主义”的一个新证据。另外还有1933年11月发表在《哲学评论》上的论文《范围的逻辑》，1934年1月发表在《The Monist》上的论文《Note on Alternative Systems of Logic》，1934年4月发表在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论文《不相融的逻辑系统》，均聚焦于相关争论。当然，缘起还要追溯到1931年底他利用休假时间到哈佛大学从谢弗（H.M.Sheffer）学逻辑。

关于《数学原理》这本书，金岳霖是1922年在伦敦游学时读到的，读后使他认识到对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如果能够进行很精深的分析也是哲学，这一基本哲学观的确立也使他彻底告别政治学而转向哲学。可以这么说，在思想上与罗素的相遇，使金岳霖的智识生活发生了“突变性”转折，有点类似于罗素在1900年撰写《数学的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陷入困顿遇到意大利数学家皮亚诺 （Giuseppe Peano） 时的感觉——“a turning point in my intellectual life”。这本《逻辑》今天可能已经没人再把它当教材用了，但作为现代逻辑在中国早期传播时期的重要文献，它仍值得我们关注，尤其是令金岳霖极不满意的这个第三部分，它见证了老一辈哲学家在数理逻辑引介及教研方面的拓荒之功，《左传》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此之谓也，今天中国的数理逻辑已经得到了蓬勃发展。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金岳霖在《逻辑》的序言中建议教师授课时可以完全忽略第四部分，他这样说并非告诉大家这一部分没有价值，而是说这一部分不像前面几部分涉及到对传统逻辑及《数学原理》逻辑系统的介绍，这一部分是作者对逻辑及各种逻辑系统所作的哲学思考，从逻辑教学上说，不讲这一部分也没大问题，是这个意思。时移而势易，价值亦有所嬗变，如今这个第四部分对我们研究金岳霖早期的逻辑思想及逻辑观来说，倒成了最不可忽略、最有价值的部分，而前面那些教材及绍介性质的内容则随着逻辑学的进步显得有些陈旧了。

三、《论道》

第三本《论道》，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金岳霖自认为写的最满意的一本书，是一部形上学著作。虽然建国后的特殊时期，他写下《<论道>一书的总批判》一文，对《论道》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但丝毫不妨碍这本书的价值。所以，到晚年撰写回忆录时，他才道出关于此书的真实心声，称这本书是他最满意的作品，这也可以看做是对《<论道>一书的总批判》一文的翻案。在金岳霖的“哲学三书”中他之所以最满意这本，我想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这本书以“酒瓶装新酒”的手法极富创造性地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些概念、判断和命题从具体内涵到逻辑关系都进行了全新改造，并抟塑起来建构了一个符合现代逻辑的道演体系，这是金岳霖哲学思想中最具原创性的部分；第二可能跟他在这本书上所寄托的情感有关，据冯友兰回忆，金岳霖写《论道》的时候，他在写《新理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当年9月他们随清华大学南迁到长沙，10月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1月他们从长沙到了衡山脚下的圣经学校，这是临时大学文学院的所在地，他们就在这开始撰写各自的著作，其时他们的内心都郁结着一种悲愤之情，当时有人问金岳霖为什么用“论道”做书名，金岳霖回答说，要使它有中国味。冯友兰这一段回忆使我们了解到金岳霖写《论道》时的心境与情感，也明白了金岳霖在《论道》序言中反复申说“道”作为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以及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概念之意味。不过，关于《论道》最初开始撰写的时间，并不是冯友兰提到的1937年末，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1936年9月以前金岳霖已开始撰写此书的相关内容，因为1936年9月《哲学评论》第7卷第1期上刊载了金岳霖的论文《道，式，能》，这大致就是《论道》第一章的内容。在1936年12月和1937年3月，金岳霖分别还有两篇论文《可能底现实》和《现实底个体化》发表在《哲学评论》第7卷第2期和第3期上，这大致是《论道》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内容。所以，1937年9月离开北京前，金岳霖至少已经完成了《论道》前三章的内容。

《论道》出版后，金岳霖十分渴望听到学术界的反馈，但很可惜，只有林宰平站在儒家立场上表达过一点反对意见，其他几乎没有任何声音，这让他非常失望。有一次他对冯契说：“《论道》这本书出版后，如石沉大海，一点反应都没有。没有评论，……也没有人骂！”冯契安慰他后，随即提出了自己对于《论道》的看法，表示不太同意《论道》绪论中关于“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区分的提法，认为认识论还应该研究智慧学说，并讨论“元学如何可能”和“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问题。金岳霖听了冯契的看法后说：“我的《知识论》确实只讲知识经验领域，即名言世界；你说的智慧，涉及那超形脱相、非名言所能达的领域，理智无法过问，只好交给元学去探讨……。不过，你的话也有道理，可能还更接近中国传统哲学。”并鼓励冯契循着自己的思路去探索。师生二人围绕着《论道》敞开心扉的这段讨论，堪称两类哲学头脑（abstract mind和concrete mind）展开学术对话的典范，其精彩程度让我想到了古希腊那对著名师生——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以及亚里士多德那句名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诚哉斯言。时隔八十年，《论道》早已是学界公认的经典，很多专业学者对这本极具原创性的作品表现出浓厚兴趣，不断展开深入研究，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真正有价值的书早晚会被看到。

四、《知识论》

第四本《知识论》，1948年12月中旬完稿，寄送商务印书馆，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建国后，在1959年6月曾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印制内部发行，直到1983年11月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因此，出版时金岳霖已是耄耋之年，更确切地说，是在他离世前一年。能看到自己一生中花费精力最多、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出版，金岳霖十分激动，他在书的序言中说：“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序言中他还回顾了这本书诞生的艰难过程：“这本《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抗战期间，我在昆明时已经把它写完了。有一次空袭警报，我把稿子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躲着，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我站起来就走。等到我记起时，返回去稿子已经没有了。这是几十万字的书，重写并不容易。可是，得重写。到了1948年12月12日或14日，我又写完了，交给了商务印书馆。这已经是解放前夕，没能出版。《知识论》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正是这段自述，世人才知道这部70万字的大书他竟写了两遍。据冯契回忆，金岳霖在昆明写这个第一稿时条件极为艰苦：“当时在后方，没有稿纸，连白报纸也没有，金先生把薄薄的油光纸拆裁成练习薄那么大小，用毛笔按横行自左至右书写，写成几十万字的著作。我大概是第一个学生，有幸系统地读他这部油光纸的手稿，有几章，是他一脱稿就交给我读的。”跑警报丢的就是这部油光纸手稿。据金岳霖1941年5月20日致梅贻琦信，可知他即将赴李庄利用一年的休假时间撰写《知识论》，大纲已经拟好。从李庄返回昆明后，1942年9月27日，金岳霖再就《知识论》撰写情况致梅贻琦信，汇报这一年的研究情况，谈到原打算利用这一年时间把书写完，但由于各种原因，预计的16章只完成了11章，写了三十多万字。而据朱自清1943年5月8日日记，这天他读了金岳霖《知识论》的《语言》一章，《语言》是后来出版的《知识论》（总17章）的第15章，虽然我们不完全清楚这个第15章在金岳霖原计划16章中的位置，但很显然相比于1942年从李庄休假刚回来时的撰写进度，金岳霖又大幅向前推进了几章，而这也十分接近于完稿了。

第一稿丢后，如金岳霖所言，欲重写并不容易，尤其是这样一部几十万字的书。但幸运的是部分章节的主要内容在丢失之前已经发表在相关杂志上了，譬如：发表在1943年《图书季刊》新第4卷第1、2期合刊上的论文《意念底摹状与规律》，这是《知识论》第七章的相关内容；发表在1943年7月《哲学评论》第8卷第2期上的论文《归纳总则与将来》，是《知识论》第八章的相关内容；发表在1943年11月《哲学评论》第8卷第4期上的论文《自然》，是《知识论》第九章的相关内容；发表在1944年5月和7月《哲学评论》第9卷第1期和第2期上的论文《思想》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是《知识论》第六章的相关内容。所以重写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基础，不是完全从零开始。总的来说，这部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完成的哲学作品虽然没有被及时出版，也没有被翻译成外文并参与到西方哲学论争中，但它的诞生本身就已经为中国哲学家的学术能力在世界哲学界正名，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哲学家就具备在对思辨能力有较高要求的分析哲学领域游刃有余地进行长程推理和高水平系统研究的能力。这本《知识论》同《论道》一样，也已经成为学界公认的中国现代哲学经典之作，并且至今国内还未有学者写出一部整体上超越此书的知识论著作。

五、《罗素哲学》

第五本《罗素哲学》，是在金岳霖去世后，他的学生周礼全、冯契等对手稿组织整理，后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8月出版，该书也可以说是金岳霖的遗著。金岳霖动手写这本书的时间比较早，据周礼全为该书作的序言，金岳霖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就开始写了，花了四五年时间完成初稿，之后在北京还专门组织人就这个稿子开过讨论会。不过接着十年动乱，全国上下都卷入到了运动中，金岳霖没机会再对稿子进行修改，1978年局势稳定后，他也已年过八旬，没精力改了，所以《罗素哲学》到出版时基本还是初稿的样子。不过冯契为该书撰的跋谈到，他们在整理过程中对书的第一章有所删节，对其他各章的个别字句有所订正，也即这本《罗素哲学》最后出版时已不是金岳霖手稿的原貌了。目前因为看不到全本的手稿原文，无法一一比照，不清楚整体来说这个改动到底多大。

不过，1978年的《哲学研究》有一期刊载了金岳霖的论文《评罗素的所谓追求“永恒的真理”》，论文题目脚注为：“本文选自金岳霖写的《罗素的哲学》专著中第一章一节。”由此可知，《罗素哲学》一书原名是《罗素的哲学》，出版时才去掉“的”改为《罗素哲学》。这个书名变化跟罗素那本《数学原理》的书名变化相映成趣，《数学原理》的前身名字叫《数学的原理》。不过，从《罗素的哲学》到《罗素哲学》，主要是涉及到出版时的一些删节和订正，而从《数学的原理》到《数学原理》，则涉及到从自然语言到符号语言的方法论转变，这又是二者的根本不同。所以，第一个重大改动，我想应该是题目的变化。另外，我在对比《评罗素的所谓追求“永恒的真理”》和已出版的《罗素哲学》第一章相关内容后，发现不少改动存在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改动并不必要，还有一些改动则存在错误。比如第一段中，金岳霖原文“罗素出身于一个政治家庭。”在《罗素哲学》中被改为“罗素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虽然罗素家本身确实是一个贵族家族，爷爷父亲都有爵位，但这么改与后面几句话的语境就对不上了，因为后面谈到罗素祖父当过两次英国首相，父亲年轻时竞选过议员，祖母也曾要罗素从政并曾安排他去做驻外使馆的外交官，这都是主要突出他家庭的政治性的特点，而非贵族的一面。还有第四段中，金岳霖原文引用了一个概念“热寂说”（Heat death of the universe），这是发现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开尔文（Lord Kelvin）所提出的一个宇宙学假说，在《罗素哲学》中被改为了“热灭论”，这也是不必要的，因为“热灭论”这个译名并不常见，也可以说几乎没人用，而“热寂说”则是通用的常见译名，更改通用译名很容易引起歧义，增加理解的成本。第八段中，在谈到罗素从小喜欢欧几里得几何学时，金岳霖原文用了一个概念“公设”，在《罗素哲学》中被改为了“公式”，这就错了，公设意指几何学中无需证明的基本定理，公式则不然，它是反映变量之间关系的式子，二者不是一个概念。其他地方还有不少，这里不再赘述了。总的来说，这些改动在我看来，多数是不必要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金岳霖这部著作能按原貌出版，这对研究金岳霖晚年哲学思想来说，也是有益的。

文章来源：  《河南经济报》   https://www.zzqklm.com/w/qt/342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