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与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世界历史形成的客观规律、内在矛盾与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但遭遇逆流冲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当代语境下，重新阐释这一理论的当代价值，探索其创新发展路径，对于回应全球化进程中的现实困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其核心内涵可概括为三个层面。

其一，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生产力发展推动了分工扩大，分工深化又促进了交往普遍化，当交往突破民族国家界限形成世界市场时，历史便从“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

其二，世界历史的本质是资本逻辑主导的普遍交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揭示道，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资本的扩张性推动了商品、资本、劳动力的全球流动，使世界成为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但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历史存在内在矛盾：一方面，它打破了地域限制，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幅发展；另一方面，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导致了阶级对立的全球化。

其三，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共产主义的实现。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历史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全球化，更是人解放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历史中，“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能力”。当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将使其无法容纳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将通过革命实现对资本的超越，最终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使世界历史进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阶段。

在全球化深度发展与人类面临共同挑战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依然展现出了强大的解释力与指导力。

首先，体现为对当代全球化本质的科学解释力。马克思关于资本“无限度地追求发财致富”的论断，深刻揭示了当代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扩张的内在动力，包括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金融资本的无国界流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全球推行等，均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体现。这一理论为理解当代全球化矛盾提供了钥匙，点明了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生态危机全球化、数字鸿沟加剧等现象，本质上都是资本逻辑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异化的产物。

其次，体现为对全球治理困境的批判穿透力。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指出，全球治理困境源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与资本逻辑的排他性。资本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本质上是“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规制，体现的是资本强国的利益，会形成“制度性霸权”。这一批判视角，为解构全球治理的不平等结构、构建更公正的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武器。

最后，体现为对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价值引领力。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不仅揭示了“世界历史是什么”，更指引了“世界历史向何处去”。其核心价值指向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类解放”，这一目标与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愿景，本质上是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当代发展，二者均反对将人异化为资本的工具，主张通过构建平等交往的世界关系实现人类共同利益。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不是教条，而是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的开放体系。在数字时代、风险社会、文明转型的条件下，其发展需要立足新实践、回应新问题，构建具有时代性、实践性、包容性的理论形态。

其一，立足数字文明新形态，拓展理论的时代内涵。数字技术的革命性发展正在重塑世界历史的交往方式与生产方式，使世界历史进入数字世界历史新阶段。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回应时代课题，应立足数字文明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发展不能停留在传统框架中，而要扎根数字技术重构的现实土壤。比如，数字交往中的伦理边界、数据驱动下的社会公平、算法治理中的权力平衡等新问题，都在呼唤理论给出新阐释。而拓展理论的时代内涵，需打破学科壁垒，将数字逻辑融入理论建构，既要梳理数字文明的演进规律，也要捕捉技术应用的矛盾本质，让理论既能解释数字时代的复杂现象，又能为实践提供前瞻性指引，从而在动态发展中保持理论的活力。

其二，回应全球发展新问题，强化理论的实践品格。当前全球发展正处于复杂变革期，贫富分化持续加剧、气候变化挑战升级、技术革命伴生伦理困境、地缘冲突引发治理梗阻等问题交织涌现，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回应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化理论的实践品格，关键在于打破抽象思辨的桎梏，以鲜活的全球发展实践为根基，既要聚焦各国共同面临的痛点难点，从减贫合作、碳中和行动、数字治理协同等具体领域提炼问题、凝练思路，让理论扎根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土壤；又要在回应挑战的过程中动态完善理论，通过实践检验其适用性、修正其偏差性，使理论既保持思想穿透力，又具备行动指导力。唯有如此，理论才能真正成为解析全球发展谜题、推动共同进步的思想利器。

其三，吸收文明对话新成果，提升理论的开放包容性。世界历史的深化必然伴随着文明交流的扩大，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需以开放姿态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唯有主动吸纳其新成果，才能不断提升理论的开放包容性。不同文明承载着独特的历史智慧与实践经验，其交流互鉴并非简单的文化叠加，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思想碰撞与智慧融合。通过倾听多元文明的声音，汲取其中关于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有益思考，能使理论跳出单一文化视角的限制，深刻把握人类共同命运的本质，如中华文明“天下观”中的“协和万邦”思想、非洲文明的“乌班图精神”等，为构建“和而不同”的世界历史观提供文化滋养。这种开放姿态，既不是对自身文化根基的背离，也不是对其他文明的盲从，而是以兼容并蓄的胸怀，让理论在与不同文明的对话中获得新的阐释维度与实践活力，从而更具普遍解释力和时代回应力。

因此，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是解释全球化本质的理论透镜，也是批判全球治理困境的思想武器，更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灯塔。在数字时代与全球变革的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需要立足数字文明新形态、回应全球发展新问题、吸收文明对话新成果，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不断丰富内涵。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报》 https://www.zzqklm.com/w/qt/357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