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狂欢、他者欲望与剩余快感

2023年12月上映的电影《年会不能停》在影视行业陷入寒冬之际仍然能拿下12.9亿的票房，可见其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从故事上来说，这是一部相当熟练而巧妙的喜剧电影。故事讲述的是高级钳工胡建林在因缘际会下进入总公司做人事工作，一窍不通的他在一系列啼笑皆非的巧合下一跃成为公司的高级领导的故事。这种个人与环境的极大冲突不仅制造了强烈的黑色幽默效果，同时讽刺了现代化企业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揭露现代和传统、精英和底层的之间存在的对立与矛盾，也“折射了中国从传统的集体主义式的工业社会到基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互联网平台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可以说，这一故事是相当具有象征意味的。

而狂欢化是影片采用最重要的叙事策略。所谓“狂欢”是来源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是脱胎于民间的节日庆典，因此也具有“大众性、仪式性、平等性及娱乐性”的特点。在电影中，狂欢化则表现为一种影片叙事的结构手段和模式，表现为影片中人物与环境造成的剧烈反差、节日庆典式的场景及其矛盾解决的象征性。《年会不能停》正是采用了狂欢的人物和场面来推动故事和完成矛盾的解决。事实上，故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看似前者的胜利和后者的退让，让我们真的误以为某种熟悉的事物再度回归时，而“年会”作为这部电影重要的狂欢场面，其所具有的符号性和象征性大大超过了其自身的生活呈现，事实上，这种借助“狂欢化”的手段来达成的结局，却反而凸显了其回归的不可能和乌托邦式的幻想。

狂欢叙事与怀旧意识

一开始的胡建林还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底层工人，虽然他年年获得工厂的“先进工作者”称号，却也不断被老婆数落没有“搭上时代的东风”，不仅工作上没有长进，甚至至今还和老母亲挤在同一套房子中。但因为一份错误的人事调动通知，让胡建林这一底层人进入到了现代化的企业中，去干一份从来每做过的人事工作，在整个公司的地位还十分超然，于是一场啼笑皆非的故事就在此展开。事实上，这种情景和人物关系的对立结构是影片喜剧性的来源，一种荒诞不经的故事在这种极具夸张的设置中铺开。此刻，胡建林的底层身份发生了置换，一跃而成的精英身份与其自身“小人物”的底层逻辑之间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也同时借由他，展示了传统工厂和现代企业之间的价值对立。而恰是胡建林一次次地歪打正着完成任务不断晋升，使得这一人物呈现出“狂欢化”的效果。狂欢化理论认为，“地位较低的人物被加冕时，会造成一系列的错位置换，并对主流权威和制度严肃产生消解。”胡建林就是这一典型的狂欢化人物。这也就意味着，经由一系列荒诞的事件而让他“畅通无阻”的升职道路本身也携带着浓厚的狂欢化色彩。

这种“狂欢化”不仅表现在胡建林这一形象和他一次错误而荒诞却又“备受青睐”的事业，也表现在为了突出某种传统价值的偏向而营造的视觉奇观。尤其以“年会”这一具有典型的狂欢化活动为代表。在得知工厂被取缔的真相后，胡建林匆忙赶往年会现场，打破了原本正常进行的流程，联合备受职场欺压的员工和工厂被开除的职员，以歌唱的形式揭露高管们所犯的“罪行”。这也就意味着，某种常规的事物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场极具反叛性质的符号性展演，表达对于现代体制与精英价值的怀疑。于是，他们通过在一个精英的场所进行的底层的狂欢，从而引起董事长的传统情怀，最终达到叙事目的。事实上，这种带有怀旧符号的展演式的狂欢所携带的乌托邦色彩是极具宣泄效果的，不仅是作为以胡建林为代表的底层的一次“痛彻心扉”的呐喊，也是让观众获得了一次情感释放的机会。于是，在这一次底层狂欢的人物和视觉营造下，整个叙事的价值走向呈现出一种对传统模式和价值的复演和重申，也是对传统语境下人际关系和社会/企业制度的回魂式召唤，其中泄露出了对现代主义体制下人与人之间关系巨大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作为一种时代症候也造就了充斥于整部电影的怀旧意识。

当然，这种携带有浓重怀旧色彩的底层狂欢必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电影的批判性和现实性，或者说，一种更具有感官效应和情感宣泄价值的模式取代了更为深刻的反思意识。因而可以看到，电影在对众多矛盾的处理上显得或滑稽或热血，甚至在胡建林敢去年会现场的路上被徐总和他带的一群人拦住的场景中还融入了多种类型片的处理方法，也就意味着在批判叙事的外衣之内是必然达成的想象式的和解。当然，这种和解是以商业片的坏人失败，好人胜利的必然模式进行的。事实上，影片的结尾就暴露出了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错位。如果说，整部影片代表着一种传统模式和价值的回魂，那么在年会后胡建林等三人走下楼梯，此时，三个人物的定格镜头和片名“年会不能停”的出现则具有很强的宣示结束的意味，也就意味着狂欢化的叙事在此刻终结。但是紧接着，画面衔接了一系列现代景观，诸如车水马龙的马路、鳞次栉比的大厦、川流不息的脚步，以及马杰的升职等，将观众的视线从一种底层狂欢的宣泄中拉回到现代社会的真实生活之中。这般如梦初醒的设置方式使影片自觉或不自觉地透露出对传统模式本身的看法，即它的消散本身已经不可避免。而影片的底层狂欢所做的努力也只不过是意味着这种价值和模式已经是落日余晖。因此，尽管故事中通过“年会”这一狂欢的设置，使故事的大团圆结局得以完成，但是影片对狂欢化的终结和对现代生活的复归则意味着：一种反叛式的狂欢的不遗余力的展现，更多地表示的是它本身的付之阙如。

他者欲望与主体展现

故事中，每个人的利益盘根错节，相互交织，都渴望从对方手中得到利益。而这种渴望与个体的欲望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他们彼此的欲望相互关联交错。我们知道，这一系列闹剧本是由庄正直花重金欲向赵飞宇买下去总部工作的机会引起的，而赵飞宇也作为徐总手下的得力干将，自然要讨得徐总欢心。这就意味着故事一开始就在各色人物之间建立了欲望关系，构建了一种密切关联的欲望结构，譬如庄正直、赵飞宇和徐总就清晰展示了这种结构模式。在这一欲望结构下，他人的目光就成为了每个个体所渴求的东西，只有获得他人视线的投射，自己的欲望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于是个人的欲望就与他者的凝视紧密结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他者的凝视构成了个体行动的内驱力，也建构了主体的自我意识。这一点上，拉康注意到在这种欲望结构下“主体本身所充当的客体”，并认为“在与他人的认同过程的辩证关系中，我才客观化”。当一个人欲望着他人的目光时，自我也就处在了被凝视的位置，于是主体也在幻想领域中滑动向了客体。像庄正直和赵飞宇都是在想像中渴望获得他者的认可，这种凝视本身是由他们自身召唤而来，并构成自身行动的动力。事实上，同样的欲望结构在众和公司的各色人物身上都存在：马杰害怕自己被优化，于是拼命想要在领导皮特面前证明自己，至少不能出错，以免丢掉工作；皮特则对错误调动的胡建林殷殷奉承，一心想着靠讨好胡建林为自己的高升铺路；就连高高在上的徐总都渴望通过“广进计划”来推进公司转型以获得董事长的认可。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欲望结构中，为了利益彼此相互倾轧，总渴望着得到他人的认同来满足自身的欲望，从而在幻想领域剥夺了自己的主体地位。

然而，胡建林的出现却使得这一稳固的欲望结构发生了变化，而这也是狂欢化所造成的效果，即一种结构之外的冲击对结构本身造成的撼动。因此可以看到，在公司众多交错的欲望结构中，胡建林却难以被纳入其中。作为一次错误的调动，胡建林以为是因为自己连续几年获得工厂的“先进工作者”而奖励他到总部工作，受到这种奖励的“暗示”，他认真地以为这是一份需要他发光发热的工作。因此，他的欲望并不是向其他人那样要从他者处获得满足，也就意味着，胡建林的欲望就与他者的凝视之间无法构建出有效的欲望结构。然而，即使胡建林作为欲望结构的例外，但叙事并不是没有尝试将其纳入到固有的欲望结构中的努力。在胡建林因为误打误撞而节节高升之时，他体会到了他之前从未有过的金钱和权力，此时的他不得不游走于他人的各类欲望之中，在面对他人的奉承时，胡建林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于是胡建林此时也陷入到他者的凝视之中了。也就是说，胡建林的欲望从一种自我满足滑向了他者的认可。为了满足这种高高在上的欲望，即使他什么也不懂，但是却学会了一个领导该有的“话术”，以此来凸显自己领导地位的权威，在这一过程中，他也随之滑向了客体的位置。

但是，很快这种叙事上的努力就随着工厂陷入危机而宣告失败。胡建林在得知工厂即将要关闭的消息后，他意识到了一种被客体化的强烈危机，这一促使他的欲望转变为一种对自我主体性的捍卫。但是，这种对主体性的捍卫是与对传统价值和传统模式的召唤和重申同时发生的，胡建林主体位置的获得与对工厂的捍卫息息相关。因此，与其说这种他的自我意识来自于对传统的深厚情感，毋宁说是一种传统集体的无意识显影，也就是说，胡建林不再作为个人式的主体而发挥作用，而是一个代表着传统模式和价值的符号性主体，他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他本人的生存展现。因而，故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抗是以前者的胜利和后者的妥协为结局，如果说这种明显的狂欢化的乌托邦式设想表现的是传统的消逝而非复现，那么同样，当胡建林以传统之名获得了欲望的满足时，表示的是他主体展现的幻想性和符号性而非真实存在。

幻想满足与剩余快感

随着片名的浮现，狂欢也宣告结束，现代都市的画面在银幕上不断切画时，一切都似乎回归了正轨。马杰、潘怡然和胡建林都获得了晋升，而徐云峰、庄正直等人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颇为吊诡的是，这一场为传统价值而战的斗争最后却是由于来自现代机制的承认而获得了合法性，可以说，现代模式才是背后的“大他者”。在科耶夫看来，“人类发生的、源于自我意识和人的是在性的欲望，最终和‘承认’的欲望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影片中，胡建林、马杰、潘怡然都收到了公司的晋升或转正邮件，也就是说他们在与现代机制对抗的过程中也纷纷获得了现代机制的承认，即使是转为正式员工后却仍选择辞职的潘怡然也由此纾解了之前“非主体”式的境遇。如果说，胡建林等人的“底层狂欢”是一次对现代机制的改造式行动，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们要“把他没有在其中得到承认的（自然和人类）世界改造成一个他能在其中获得承认的世界”。看似他们是以传统价值去改造现代机制，从而凸显传统模式和价值的重要意义。但是讽刺的是，在传统模式中的胡建林反而是那个不被承认的存在，而当他到总公司时他却成为众星捧月的对象，这一场看似对现代模式的反抗，却反而成为了胡建林在传统价值中寻找承认的旅途。但可能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个旅途的终点却是他们一直对抗的东西。事实上，这一戏剧性的错位更凸显了这一对抗本身的幻想性质。

胡建林由于其自身挥之不去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气质令他在总公司备受“承认”，做成了许多人做不成的工作——这显然是一种狂欢化的效果——于是本来是被传统机制排斥的胡建林，却在现代公司想像性地弥合了他与传统之间的裂隙。于是可以看到，当他得知工厂要被关停的时候，这一想像性的弥合成为他为传统而斗争的动力。在经过他们的在年会上反叛的狂欢，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罅隙也跟在幻想领域得到弥合：总公司更具了传统情怀，传统工厂也进行着现代转型。同时胡建林在传统模式内部获得了承认，担任了厂长；马杰、潘怡然也在现代机制中获得了晋升，于是他们被承认的欲望也获得想象性满足。而所谓想象性的满足，在拉康那里就是“剩余快感”，是“承认”的欲望被剥夺后，处于被剥夺地位的主体在幻想领域所能够找到的替代性的满足。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满足，而是由缺失激发出来的幻象。从胡建林等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他们原本就是被主流机制所放逐的对象，他们想尽办法想要获得承认，但却都苦劳无功。庄正直是一种获得承认的方式，利用金钱进入到他们的欲望结构之中。而胡建林也是一种方式，只不过这种方式的乌托邦性质决定了它的幻想性，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远比实际意义更丰富。也就是说，以胡建林这种方式，即使获得了承认，这种承认也只不过是一种幻想的延续，那种不被承认的焦虑和恐惧也就以这种方式被掩盖过去了。因此，影片中胡建林等人的结局就是以幻想来抵御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恐惧，将他们现实生活中被放逐和不被承认的境遇转化为“剩余快感”，并在幻想领域中自行抹除期间的裂痕和创伤。正如潘怡然辞职信上所写的“世界那么大，想要叛逆一下”的美好愿景，他们主体的获得和被承认的过程只是在自我的美好幻想中转化为“剩余快感”了。

毫无疑问，对于观众而言，这也是一次美好的狂欢。影片的结局给了观众以充分的心灵抚慰，让他们在对面这个不“被承认”世界时暂时遁入这一底层狂欢的宣泄中，在电影院这一想象界的领域里将自己生存之苦转化为了“剩余快感”。这大概也就是商业电影之所以引人入胜的原因。然而，正是以这种狂欢的姿态对“剩余快感”的过度展现，却恰恰指示出现实改变的不可能。

结语

《年会不能停》的故事展现出了成熟而巧妙的编剧技巧，它对于现实职场矛盾的指涉也十分切中，因而能够引发观众的强烈的情感共鸣。事实上，狂欢化的策略作为一种叙事手段和模式，它很大程度上是抽取了象征过后的现实生活，而非现实生活的真实复现，故而显示出人物主体建构和故事矛盾解决的乌托邦意味。

因此，对狂欢化手段的使用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透露出编导对于现实的某些态度——尽管矛盾难以解决，但人生依然可以享受当下。虽然这看上去很“心灵鸡汤”，但这也是商业电影能带给观众最大的安慰了。

文章来源：  《声屏世界》   https://www.zzqklm.com/w/xf/24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