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梦”到“中国梦”——从美学角度谈电影中中国形象的构建

 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人共同的价值取向，用了一个诗意的表达：“中国梦”，即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习近平定义“中国梦"是：“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我们说的每个人都有梦想，现在大家也在讨论中国梦，何谓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因为这个梦想，它是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夙愿，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一种共同的期盼。”[1]
“中国梦”这一概念的提出，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过去在国际传播的舞台上，最常被提到的就是“美国梦”和“美国精神”，而“美国梦”的主要表现是自由主义和民主精神及其附带的个人奋斗和冒险精神。它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核心，它强调个人，并使追求个人利益成为一种社会的共识。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长和国际话语权的扩大，我国的国家形象塑造越来越被提上议事日程。一个国家的形象既包括经济形象、政治形象也包括文化形象。这其中，文化形象作为国家形象的更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国家文化传统、文化实力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2]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对国家形象具有巨大的提升作用。在跨国传播的这一领域中，未来以“中国梦”和“中国精神”为核心的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必将成为不容忽视的一股重要力量。
在一个国家的形象塑造这一系统工程中，电影则是树立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电影本身娱乐性强，并可通过其声画组合直接地作用于人的视听系统，足以将普罗大众吸纳到它的影响范围中来。而电影本身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在潜移默化中也参与到塑造一个国家文化形象的过程中来。通过一系列影像的表达，电影会使人们形成对某个国家积极的印象和认识。例如好莱坞作为电影的造梦工厂，对展现和推广美国的国家形象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而反观中国电影，大家公认最集中体现“国家形象” 的电影就是所谓主旋律电影，就题材而言， 这类影片通常包括重现重大历史事件和展示主流英雄人物，即“革命片”和“传记片”两种类型。前者如《开国大典》、《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这些影片常描绘恢宏的历史背景和浩大的战争场面，将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大事件和大人物集中刻画，在民族兴亡、家国存废的背景下塑造 “国家形象”；后者如 《毛泽东的故事》、《周恩来》、《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梅兰芳》等，这类影片以具体的人物形象为叙述对象，思考以赞颂和弘扬这些人物的爱国情操、伟大人格、奉献及牺牲精神为最终旨归，凭借人物形象所投射的民族情怀达到对“国家形象”的集体认同。[3]
但实质上，这样的主旋律电影取得的效果如何呢？据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等几家机构联合在北京25个中小学发放 “电影对未成年人影响” 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大陆未成年人对当前中国电影中表现的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同率在33%左右，美国电影中的美国国家形象认同率则高达 73%”。[4]而美国电影是没有主旋律电影这一类型的，其国家文化形象的构建是贯穿在所有电影之中，并以一种隐蔽的形式存在。而通过观众对电影的观赏和解读之后，自然而然地形成对美国国家形象的认同。
由此，笔者思考能否从接受美学的召唤结构出发，对电影所塑造的国家形象如何更容易被受众接纳进行分析和解读。20世纪70年代，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伊瑟尔提出了“文本的召唤结构”这一重要理论，认为召唤结构能够“唤起读者、填补空白、连接空缺、更新视域”。杜莹杰先生将召唤结构视为一种陌生化美学，他在《召唤结构、期待视野与陌生化的艺术开拓》一文中认为作者在作品中采用各种手法设置召唤结构，其目的是为了引起欣赏者的观赏欲望，促使他们参与再创造。”在这里，设置召唤结构就是充分利用未确定点和空白等陌生化技巧打破受众原有的期待视野，以引起他们的注意从这种意义上说，召唤结构本质上是另一种陌生化美学。[5]
召唤结构最主要的特点是它的潜在性和不确定性，而这些空白可以激发阅读者的想象力，也是艺术魅力产生的土壤。在电影作品中，创造者可以通过蒙太奇等艺术语言以及剧情创造手法等留下许多的意义不确定和意义空白，这些未定点和空白一方面可以构成文本的召唤结构的，同时可以使作品本文结构中暗含着读者可能理解的种种解释的萌芽。
通过召唤结构，可以把受众吸纳到电影作品的完成和解读中来，促使受众思考并完成电影本文，使受众成为电影创作的一部分。因此电影创造中的留白和缺憾，是电影形成召唤结构非常重要的手段之一。
而在好莱坞电影的“美国梦”的展现中，这一手法也是经常运用的。例如电影《阿甘正传》，这部电影选择一名智障儿童阿甘作为主角，以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将美国几十年来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展示出来。在电影创作的包装下作为阿甘性格外包装部分的残疾和弱智，变成了一种每个普通人都会有的弱点的隐喻；而阿甘的经历和奋斗，象征着每一个美国人心中所珍藏着的美国梦。通过对主角的缺憾创造和在叙事方面刻意营造的距离感，形成了以陌生化美学为核心的召唤结构，使观众在观影之后参与到电影的完成之中，从而从电影中体悟到以阿甘为代表的美国主流意识，也就是人类社会始终追求的诚实善良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而这种体悟最终构成了美国国家文化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
国内的主旋律电影也开始注意到“接受美学” 所倡导的“留白”的艺术性，试图通过电影本身所创造的艺术内容的丰富性和艺术形象的生动性使观众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最终参与到对电影符号的解码过程中。例如为建国60周年大庆献礼的影片《建国大业》，就通过塑造出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使用生动个性的语言和营造一种细节化氛围从而摆脱了过去主旋律电影千人一面的形象，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召唤结构。例如在片中，毛泽东、周恩来在《建国大业》对他们的形象塑造打破了过去脸谱化的模式。听到冯玉祥遇难的消息时，毛泽东踢翻了洗脚盆，而周恩来大发雷霆，怒气冲天，摔东西等等；而在锦州大胜以后，毛泽东喝醉了一个人在墙边傻笑呓语，周恩来则是醉酒高歌，这在过去的主旋律影片中都是不曾出现过的。这样的描绘，让观众体会到伟人也是有血有肉，有愤怒有激情的真人。对蒋介石的刻画更是与以往的形象纯粹的反面角色不同，在电影中，蒋介石并非十恶不赦的罪人，而是经过痛苦挣扎，却回天乏术，蒋介石发出了 “国民党的腐败已经到骨头里了”“反要亡党，不反要亡国”的感慨，既增加了可信度也给观众留下了思考的余地。《建国大业》通过这些手法形成的召唤结构，促使观众去想象和品味，从而对国家建立的这一段历史形成自己的观感，这也正是《建国大业》这部一篇成为一部口碑与票房双赢的主旋律影片的重要原因。
因此，电影兼具娱乐大众和塑造国家形象的二重功能，而这二重功能通过创作者的努力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创作中必须考虑如何把观众吸纳到与电影文本的互动中来，通过观众的领悟、解释、融合后在他们心中创造出新的艺术形象和情感。在过往的主旋律电影创造中，往往宣讲得过多，情感感染得过少；对人物形象塑造“高大全”的居多，具有缺憾和人性化的过少；从而造成了召唤结构的缺乏。在电影的创造中，必须要考虑““意向中的观众”的存在，通过创造电影本文的不确定性，引起与观众之间的交流。由召唤结构带来的空白会激发观众的想象力，引起观众的思考，从而在观众理念中自然而然地形成国家形象这一内容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