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式自毁，浪漫主义下的善美统一

昆德在《九三年》的背后发掘了重大秘密——侯爵、教士和子爵三人存在着一组独特的共性：他们为道义而殉难的精神、对历史的责任与对道义的虔诚是同等的，他们纯粹得如同从史诗中走到当代里来的古代英雄。这种存在形而上学嫌疑的塑造人物方法在小说史上固然存在着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它赋予《九三年》以一种特殊的浪漫禀赋，并令其成为小说世界中最具悲剧诱惑力的杰作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九三年》是浪漫主义历史小说的最后余音”。

三位英雄作出最后抉择的共性，是他们都听任私人道义立场上的“善”超越于当代革命的历史本质，摆脱了共和国法律的钳制。这些抉择都表现出对精神高尚性的顺从，以及一种自我毁弃的悲剧色彩。尽管在西穆尔丹那里，理性也曾战胜了精神（处死郭文），但最后的自杀却依旧宣告了其对“爱”的服从，对自我毁弃的悲剧性的皈依。在强烈的悲剧精神的诱惑之下，无论是作者，还是如笔者般的读者，都难以避免地深深沉浸于这一诗式英雄的世界——力的抗争，坚定的信仰，毫无犹豫的牺牲，革命、精神、道义三重价值的博弈。

具有宗教信仰意味的“善”与“美”的统一结合在郭万这位俊美道德崇高的年轻人身上——他既是革命者，也是贵族，既有思索未来的先进性，也依旧保留了旧时贵族的一些思想传统。作为桥梁一样的人物，他要用革命实现的并不是暴力的毁灭，而是建立在道义基础上的转化和过渡。因此，当革命在他眼中不再符合道义与“善”，他宁愿牺牲肉体亦要获取精神上的完胜。他是雨果吸取了希腊诸神“美”的概念，以“善”为核心塑造的一名新的英雄，一个新的神。

而郎德纳克无疑是郭文的对立体：残忍、不择手段，是热衷暴力的阴谋家和军事家。他不爱任何人，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郭文是他枪口瞄准的目标。但值得深思的是，形似反派的伯爵最后选择毁掉逃出生天的可能，折返救回三个孩子。“善”在这里竟然能起到了涤荡心灵、战胜求生本能的作用，浪漫主义的光芒在这里被放大到了极致——无畏的伯爵心甘情愿地被投入监狱，一位伟大的英雄又诞生了。

事实上与“善”最格格不入的是具有浓厚宗教机构色彩的西穆尔丹。他在文中的形象，在是一个严酷的革命者的同时，还类似于一名宗教的判官。毫无疑问，西穆尔丹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纪律的共和国，如同要把整个法兰西变为一个大军营。他的这种行为与宗教机构希望建立一个“圣经条文”的世界如出一辙，他代表着统治了欧洲几个世纪教会的观念——即人们是愚钝的，他们不能理解上帝，天堂真正的含义，必须把他们管制起来。可见基督教“善”的核心逐渐转变为罪与惩罚的宣扬。西穆尔丹所宣扬的纪律治理下的共和国依旧是与这种罪和惩罚的概念是相同的——用惩罚犯罪的法律和纪律激发人们的畏惧之心从而钳制人们的行动。来源于宗教信仰的道义与“善”，竟然与宗教机构的控制欲互相撕杀，人性在扭曲，宗教信仰价值被贬低。以上种种正正因为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发生，重重地打击了雨果，才会引发了他对革命的深刻反思。因此最后西穆尔丹极为具有浪漫主义悲观色彩的结局，寄托了作者对“善”终将战胜一切的无限希冀。

从对抗教会与王国过程中“善”“美”的割裂，到对抗革命中的冷酷的机械主义思想，在这场争斗中，人的力量在不断增强，从一个丑陋的人内心中“善”的原始本能，到一个年轻近乎完美的贵族革命者深思熟虑的思想，尽管必须以牺牲肉体作为代价，但“善”依然赢得了最终回合的胜利，与“美”走向了统一。《九三年》可以被看作一部充分彰显作者道义裁判的小说，这是因为，在三位诗式英雄的主动抉择与自我毁弃中，表现出作者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对人性深处的道义和“善”的赞许。主人公们的行为的真正意义，是不惜以自我毁弃的代价彰显个体的自由、尊严、道义。而这种自甘受难的行动又往往催生出某种具有强大魔力的福祉，而非一切价值和意义都消亡的虚空，正因于此，悲剧才具有引导精神上升的效力，富于教谕和净化的功能。小说的结局是未完的革命，英雄与神是否能在“善”的拯救中逃离扼杀，是雨果留下的无穷期许， 

结  语

九三年是一个历史舞台。朗德纳克、西穆尔丹和郭文，分别代表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身戴各自的面具与战袍在舞台上交战。同时，这三位对立的诗式英雄，又处在某种相同的境遇之中，即被一七九三年革命本质的迷雾所包围。这一迷雾，如同人类历史上诸多激动人心的时代一样，令人物成为战争的工具，而在道义的抉择上渐失自我的主体性。

精神力量作为道义与革命的中介，最终引发了“善”的复归，“善”与“美”的统一。《九三年》拥有一种史诗般的雄壮与欣快的风格，它用急速的节奏将小说推向顶峰，雨果用神秘的数字“三”把整个故事和盘托出，以三场战争为背景，三个孩子为媒介，将三位诗式英雄推向其各自道义抉择的决定性时刻。最终，他们以浪漫主义的悲剧形式自我毁弃，终于换取个人道义的彰显。

在《九三年》中，各种充满力量的行动都显得富于崇高的美感，在不同的政治立场面前，作者更像是一位中立者；真正占据整部小说价值中心的不仅是人在道义抉择上的自由问题，也是如何重拾“善”“美”合一的问题。在革命、精神、道义三重世界的相互关系上，在“善”缺失的史实问题下，雨果显然倾注了其深刻的思索。尽管结尾的回归不乏理想化的构思，但也证明了尽管人在大部分情况下均受制于历史的机器，但依然能够通过精神及道义去把握革命的本质，获取历史以外的自由。在此意义上，作为道义抉择主体的人既是非自由的也是自由的，而这，也就是维克多·雨果对三重世界的诗意裁判，《九三年》在“善”“美”统一的道路上最终走向了复归。

参考文献

①《九三年》，维克多·雨果著，叶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