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小说中时间和结构的设置

小说叙事离不开时间设置，对时间的有效调度关系着作品的优劣，也直接反映了作家的叙事能力。20世纪以前，小说叙事时间受亚里士多德和牛顿理论的影响，呈现出单向的物理时间认知和一维时间的运用，在此之下，小说讲求故事的线性发展和情节的完整，即使作家也采用倒叙、补叙、插叙等手法来达到叙事的多样性，但这种时间变形只是局部性的，并未改变整个叙述的逻辑性和打破整个故事的完整性。直到20世纪一战的爆发，非理性思潮的影响，作家们开始改变传统认识，尤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出现，一种新的时间观念——心理时间——被认可，并运用于小说写作中。伍尔夫就深受影响，她的小说以心理时间为依托，客观时间被联想、回忆、梦幻等心理活动所左右，时间的书写在她的笔下变得更具灵性。

首先，伍尔夫的小说呈现出时间的非线性和无序性。这一特征在她的小说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如《墙上的斑点》，“我”在今年的一月上旬看到了墙上的一个斑点，于是开始了对它的无限遐想，然后小说便对“我”由斑点而联想到的各种可能的心理活动一一进行叙述，直到被告知那个斑点是只蜗牛，主人公意识流式的遐想也随之结束。小说中，“我”的每一次联想都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由斑点而延宕想象，自我否定后又回到斑点，然后再联想开来，这一次次的放与收构成了花状似的叙事时序，斑点为花芯，种种联想为花瓣，这种时序状态与故事的线性时间相比，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模式。同时，伍尔夫还将讲述的过去时和联想时的现在时进行并置，造成一种错位感。小说首尾是过去时，但在叙述过去时态中“我”的联想时却用现在时，这是作者为了打破多次联想的时序性，用现在时将它们并置，形成一种共时性，而非历时性的叙述状态。这样的处理，使时序错位，物理时间中的线性格局被打破，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壁垒不再拥有绝对的约束力。同时，这样的处理也是为了尊重人物心理活动的真实性，小说主要由“我”的无数意念构成，叙述的无序性正是潜入人物的意识层面对其心理做纵深式的发掘，这种外静内动的张力也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其次，伍尔夫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将时间空间化。伍尔夫刻意将线性的时间或打破，或淡化，或消融，将历时性的时间变形为共时性的空间化的时间呈现。在她的小说中，各种叙事单位比如场景、事件等的组合的并不是以有序的线性时间展开，而是像摆放物品一样按空间位置来共同并置，这一方式相当于电影中的蒙太奇，同一时间，多种景象同时出现，或者同一空间，不同时间段的景象同时出现。这样的时间书写可以多角度、多层面地反映出人物连续的思维活动和意识流动。同一空间呈现多种时间，如《达洛卫夫人》中描写达洛卫夫人克拉丽莎出门时的一段：她感觉空气清新是写现在，回忆起家乡布顿的清晨、欣赏风景、与彼得对话，这是过去，对彼得的话有所怀疑，这是现在，想到彼得要从印度回来了，这是将来，想到彼得的音容笑貌、脾气等，这又是过去。这里，过去、现在、未来的时序完全被打破，不同时间的情景在同一空间并置、重叠，而且，这种并置有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特征，就是各种情景之间缺乏一种逻辑性和因果联系，呈现出比较大的跳跃性，这使读者在阅读时需要调动情绪和想象来添补小说中作者刻意设计的逻辑空白，以此来投入到小说人物的意识活动和情绪起伏中。此外，伍尔夫还通过人物的感觉来呈现同一空间中的各种景象，比如写达洛卫夫人行走在伦敦大街上的一段，人们的目光、步态，马车、汽车、运货车，管乐队的乐声，叮当的铃声，尖啸着的飞机，达洛卫夫人的各种感觉被充分描写，但各种感觉和物象之间又缺乏一种必要的逻辑联系，像随意的拼图一样。而同一时间呈现多个空间则运用得更多，比如《达洛卫夫人》中，写达洛卫夫人在花店购花的同时，还随之写道：“赛普蒂默斯在街头受阻”；写赛普蒂默斯在幻觉中看到了死去的战友的时侯，随之呈现另一个画面：“彼得从赛普蒂默斯身边走过”，等等，形成了一种同步呈现的画面。小说中，达洛卫夫人、彼得、赛普蒂默斯三个并没有卷入同一事件中，基本是各据阵营，所以，伍尔夫这样的处理，可以实现一个人物的叙述向另一个人物的叙述的自由转换，而完全不需要形成因果或逻辑联系。

再次，伍尔夫还创造了一种时间单位，即存在的瞬间。伍尔夫将人生分为存在与非存在，也就是精神与物质。伍尔夫认识，人生即是经历一个个存在的瞬间，而从物理时间上而言，存在的瞬间极为短暂，甚至就是一个几乎接近于静点的时间，但是从心理时间上来说，存在的瞬间又充满了无限性，能从一瞬而深入至无穷。具体到伍尔夫小说中，前文提到的《墙上的斑点》可以说一个能很好地诠释伍尔夫“存在的瞬间”这一观念的作品，它就是以主人公看到斑点一瞬间形成的意识流而铺排开来，将“我”全部的意识统统书写下来。再如《雅各的房间》，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叙述主人公雅各一生中一系列瞬间意识的一部小说，全书都在围绕他的这些瞬间来展开书写，而他人的反映则成为雅各瞬间存在的内容的补充。还有如《海浪》，它几乎是对六位主人公各自人生无数瞬间的一个梳理，这部小说较之其他小说，在呈现“存在的瞬间”的密度上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止这些，伍尔夫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在对她的“存在的瞬间”做注脚和做诠释，可以说，“存在的瞬间”是伍尔夫小说故事发展的动力，也是小说张力形成的必要手段，借助于这一对时间的理解和塑造，伍尔夫的小说叙述更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

二、伍尔夫小说的结构设置（1800）

伍尔夫小说除对时间有着特别的理解，并实践性的将时间进行重组外，对小说文本的外在形式——小说的结构——也有着相当的重视。结构，从叙事学角度来看，是分为外结构和内结构两层，外结构是更具象的存在形态，指剪裁故事、组织故事，内结构则更偏于抽象，指一种组织命题的关系结构。小说不能不存在外结构，但并不是所有小说都能有内结构。伍尔夫，充满了对小说结构——无论是外结构，还是内结构——的探索和实践。

首先，虽然伍尔夫并不重视故事情节起承转合的发展，更多的是注重人的内心、人的意识和人的心理，尤其是意识流、幻觉和个人情绪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的小说是杂乱无章的。其实，当我们细品她的作品，会发现，伍尔夫小说在貌似无序的故事下隐藏着一条重要的虚线，如果用叙事学理论来讲，这条虚线就是基本序列。基本序列一般由三部分构成：可能性、可能性实现的情况和结果。如《墙上的斑点》，可能性：“我”看到墙上有一个斑点，想站起来看个究竟；可能性实现的情况：“我”没有起身；结果：有人告知墙上的斑点其实是只蜗牛。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最简单的序列，使小说的散状无序有了隐形的支撑。再如《到灯塔去》，可能性：詹姆斯提出明天去灯塔；可能性实现的情况：拉姆齐先生拒绝了；结果：十年后，拉姆齐先生带领儿女去了灯塔。阅读伍尔夫的小说，常常是漫无边际的心理活动、意识流动，但如果能仔细阅读，抓住隐藏在小说后面的这条虚线，就不会觉得一盘散沙，而是有一种整体有序感。当然，伍尔夫的小说有时侯并不一定能让人这么轻易抓住这条虚线，随着小说创作的成熟，伍尔夫小说中的这条虚线运用得更灵活，但也隐藏得更深了。比如《雅各的房间》，虽然说我们可以把雅各的一生作为一条线索，但是这条线索似乎更加抽象了。小说中，雅各一般是退于幕后，他是不轻易示于人前的，这样的话，这条线索似乎变得不是那样的理直气壮了。但其实，伍尔夫是用了另一种方式来增强这条线索的可信性和可支撑度，这种方法就是运用具有象征意味的与主人公雅各有密切联系的意象，比如服装、房间的摆设以及相关物品等，用这些能反映或折射主人公思想的意象来替代雅各在小说中出现，形成一种象征性的对应关系，这样，即使雅各未出现，但也是一种在场性能让读者感知到。再加上与雅各相关的朋友、亲人、同学等从不同角度对他的补充，这种在场性的感知会更强烈。伍尔夫就是运用这样的结构手法，将散状的故事支撑了起来。

其次，伍尔夫小说创作更多重视的是人的深层心理，而这正是作品内在结构存在的根本性基础。伍尔夫的小说多是散漫无际、纷纷扬扬，但在这貌似杂乱无章的意识之下却有着一个核心性的对象，它是所有情绪、心理和意识的中心点，或者说是所有情绪、心理和意识的观照点，它们不同的空间共同指向这一个核心表现对象，就像焦点一样。这一种内在的结构在伍尔夫的许多小说中都存在，出现频率极高。如《海浪》中的波西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焦点”，尽管他一直都没有出现，没有实际的在场，但在他人的叙述中，他却不断出现，他似乎是联系六个人的一个纽带，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能将众人聚到一起，并且能使他人感受到个人由肉体的分散或灵魂的分散而走向聚合相融是一件很奇妙的事。这里，伍尔夫让波西弗成为焦点而辅射给其他人，其他人则因为这种共同指向他的微妙联系而走到了一起，这种内在结构的架构方式在《海浪》中体现得尤其突出，也是十分成功的。再如《达洛卫夫人》的内在结构与《海浪》相类似。小说中，达洛卫夫人始终在他人的观察中和意识活动中，很多人在看她观察她，像她的邻居会认为她是位高贵典雅美丽的贵妇，家里的仆人则认为她是一个能干的主妇，花店的老板则觉得为人慷慨大方，理查德则就把她视作娇羞柔弱的妻子，但家庭教师就觉得她太过冷漠，女儿也觉得她虚荣，也不活泼，而她自己则觉得自己年老色衰，心里感到极为悲伤。小说中，不同的人将不同的眼光指向达洛卫夫人，共同填充着有着的各种信息，尽管有些观点是矛盾的，是相悖的，但达洛卫夫人的多面性和不确定性却很好地展现出来了。而这种不确定性，似乎也是对现代人特征的一种隐喻。此外，《到灯塔去》《幕间》等等，同样也都用了这种手法来形成小说的内在结构。通过这样的结构，我们会发现，伍尔夫是通过描写现代人的各种情绪、各种意识来对人的生命进行探索和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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