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处境与坚守的力量——论陈映真在当代中国的际遇与意义

陈映真在当代台湾文坛，甚至是中国文坛都是一个独特而又巨大的存在。“台湾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台湾的鲁迅”“台湾的良心”“第三世界左翼作家”“海峡两岸第一人”“现代的约伯”这些关键词“热闹”地界定着陈映真的身份构建，也从不同方面反映着陈映真在当代中国的际遇。然而，面对一个真实丰富的陈映真，这种太过概括的概括又似乎缺少着一份生动性。当我们回归陈映真的作品，同时反顾我们所处的时代会意外地邂逅了孤独的陈映真，坚守的陈映真。同时，我们也在思考，陈映真的存在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到底在哪。

一、复杂的处境与孤寂的身影

陈映真是当代台湾文学的一个重镇。随着两岸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陈映真的作品也在大陆大量传播。但在最近一二十年，中国内地的许多读者和中文系学生熟悉的台湾作家是余光中、李敖、柏杨、龙应台以及早已迁居美国的白先勇、聂华苓这些作家，比起作品曾经在内地风行一时，在公众心目中几近文化英雄的李敖和柏杨等人来说，陈映真显得寂寞多了，甚至对于一般的读者和社会公众来说，很多人已经把陈映真遗忘。

2009年9月18日“陈映真先生创作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陈建功以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身份发言，重提了赞陈映真为“海峡两岸第一人”的称誉。其他代表也对陈映真的思想、人格和作品进行了概括总结，表达了对陈映真的赞誉和钦佩。这基本上代表了大陆文坛、政坛对陈映真的认同与肯定。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次研讨会无论是台联、政协、作协这些国家机构的代表者们，还是代表独立学术的学者们都偏重从陈映真坚定的民族立场，积极促进中国统一大业这方面加以表达。相比于从文学视角来解读陈映真，这次研讨会似乎更着重从政治视角、思想视角甚至是文化视角上对陈映真进行解读。这也代表了大陆评论界对陈映真研究的一个倾向。

陈映真与内地的交往较为密切。1990年后，陈映真进出于中国内地，并长居北京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陈映真自小受鲁迅作品影响，他曾说“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他始终以一颗热忱的中国心来书写着大陆人在台湾这一主题。陈映真的理想很大程度上寄寓彼岸的红色理想之上，所以，陈映真对大陆的频繁造访在一定程度上有“寻根”的意味。可以想象，他对大陆的文化、文化界以及文化人，他是多么渴望能进行“同志式”了解、交流、探讨。然而结果并不像他期盼中那样。“表面上看，陈映真每次来内地，差不多都受到来自官方的高规格礼遇。但在跟作家同行们进行交流时，则是另一种情形。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反差。”【1】

跟陈映真有过交流或接触的大陆作家们的人生阅历和文学观念虽有不同，但他们对待陈映真时却不约而同地表示出相似的态度。陈映真从这些大陆作家中找到的不是心灵的相遇感，而是倍感失落和孤独。在80年代末的美国，他对阿城以“我就是人民，我就是农民啊”来轻率地回答自己关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看人民，也就是工人农民”的问题表达了愤怒。在90年代的威海，他对张贤亮希望“全世界的投资商赶快上我们宁夏污染，你们来污染我们才能脱贫”的调侃性的呼吁表示了忧虑。然而这些大陆作家却把陈映真的严肃和认真当作笑话和段子来看来讲述。他们对陈映真在思想上是抵触甚至是冷嘲热讽的态度，陈映真对理想的坚守、对现实的焦灼在他们看来却成了刻板僵化和天真。一个为时代为人民的认真思考者、勇敢的战斗者却成了大陆精英们眼中的“孔乙己”，这难道这只是陈映真的悲哀吗？我们在为陈映真叹息的同时，更要分析和反思其背后的原因。

这里面有时代的、历史的原因。那时候，中国内地刚刚告别文革和激进主义政治，“在文革后的大陆思想进程中，个人和人性等词藻甚嚣尘上，‘人民’成了伪概念，‘国家’、‘民族’沦为宣传品。”[2]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人道主义、现代派、寻根文学思潮正方兴未艾，一波接着一波，不仅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憧憬着与西方接轨，高举着思想解放的旗帜，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而陈映真呢，他所处的台湾经历过政治专制和资本主义以及西方跨国企业对人从外部到心灵的挤压，此时正如饥似渴地寻求能够抗拒这种双重挤压的思想资源，中国内地被他当成了新的精神动力的目标。很显然，他有点儿弄拧了。他不知道他感兴趣的那些东西正是阿城们乃至整个内地社会避之唯恐不及和竭力要摆脱掉的，分歧和错位便由此产生。

不过，如果把这种错位仅仅归结于两岸历史发展的差异，那么难免堕入历史主义的窠臼。我们同时应该反思，应该从这种错位中，探究其中蕴含的“中国意义”，探讨陈映真在中国的当代语境中的存在意义。大陆当代文学在朝着个人化、个性化、现代化、文学化发展的同时，是否也遗失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是不是越是在这种语境中，我们就更应该思考陈映真所具有的社会批判立场和怀疑精神的当代意义。

二、坚守的姿态与精神的救赎

陈映真是当代台湾最有思想深度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始终拥抱生活，关爱人间，以文字负起对社会责任的担当。陈映真以他的创作实践着他的文学观，他认为任何有良心的中国文学工作者 “在未来的岁月中还是要把目光集中在对于人的解放，对于社会的关怀，对于国家民族的关注，为揭发和制止谎言，为服待于真理和自由而写作、歌唱、抗议，用文学去安慰那些受践踏和伤害的人们，去鼓舞那些更新丧失了信心的人，去和那些不幸的人一起叹息，和那些幸福的人一起快乐。”【3】这种担当社会责任、关注大众生活、心中有爱、有人们、有国家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把文学当作思想和批判的手段”的朴素的文学观不应该是我们当代人格外需要的精神食粮吗？

马尔克斯曾经说过“只要我们还生活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不积极参与政治是一种罪过。”梁晓声也这样表述过：“忧患是每一个关心着中国今天之命运的中国人的未泯的责任感。它客观存在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是麻木了的中国人的心态。这样的中国作家，是麻木的作家。”[4]当代作家们不管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持何种立场，都有必要让自己的思考和创作介入到错综复杂的社会进程当中去。用加缪的话说这是一种“义务兵役”。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如潮涌来，不少作家举起文学变革的旗帜，面对追逐实利、理想贬值的社会现实，面对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文学形态，陈映真的身影显得那么寂寞与无力。然而寂寞中的坚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堂吉诃德们”在一个时代虽是少数却又是不可少的。在文学关注市场、追逐名利、消解理想的时代，在学者甚至读者怀疑文学的功用的时代，我们需要陈映真这样的作家，他们能够坚守在“文以载道”的立场上，继承着鲁迅传统，相信着语言的力量，用手中的笔为沉默的大多数争取着权利与自由，给他们以心灵的慰藉和行动的力量

   陈映真正是以这种坚守的姿态实现着对中国当代作家的精神指引与救赎。每个作家都需要一个前辈和传承，他们需要在鲁迅、在陈映真这样一双严肃的假象的眼睛的注视下进行创作，这样才能使他们在纷扰的文学大潮中不至于太过迷失。陈映真的坚守能让他们在迷茫中看到榜样的力量，得到近乎“解救”的答案。王安忆在《乌托邦诗篇》中回忆了每次在为自我的迷失而痛苦不知所措时，陈映真对她的“解救”：“我发现文学无从将我从经验中解救，我的文学没有这样的力量，我的文学充满了急功近利的内容，它刻求现世现报，得不到回应它便失去了意义……我选择了这个人作解救我的力量，我觉得他能够解救我。”【5】、“这年头缺乏精神领袖，是最孤独的年头……对这个人的怀念可以使我勇敢地直面并超越”【6】。对很多中国当代作家来讲，陈映真的坚守为他们提供了类似信仰的东西，这种精神的力量在信仰迷失的时代外化为当代作家们的精神图腾，指引并支撑着他们在理想消解、信仰缺失的年代依然能高扬理想、坚守信念。所以陈映真对王安忆们的精神救赎的力量是意义重大的。陈映真的存在时刻鞭策着王安忆们，让他们在思想上不至于堕入了懒散和匮乏的泥坑。

    陈映真自我反省的个性，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认真而严肃的思考，并不激越的浪漫而忧郁的风格，几乎将战后的台湾的各种历史的负担都承担于一身，并有意像鲁迅一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下一代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志愿，都具有为台湾人民寻求自由之道的梦想。然而，他被刑囚十余年，被放逐到火烧岛，他的声音被听到，却不被理解。在众声喧哗中，陈映真的声音似乎显得孤独、沉寂。然而，这清醒冷静的声音终究被听到，并引起越来越多的回响。理想国乌托邦已经听得熟而腻，但从来还没实现，所以这个社会仍然需要像陈映真这样的作家，他们怀着普世情怀，崇高信念，他们关注这个时代，又能坚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不被时代所劫持。他们行走在当代的文坛中，谱写着动人的乌托邦诗篇。

 【1】刘继明：《走近陈映真》，《天涯》2009年第1期。

【2】张重岗：《陈映真与彼岸的“革命”》，《华文文学》2008年第1期。

【3】宇文正：《访陈映真新作〈归乡〉》，《联合报》1999年9月22—25日。

【4】梁晓声：《我看我想我论》，群言出版社2003年版。

【5】【6】王安忆：《乌托邦诗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