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言中漂流——北岛诗歌立场的一个侧面（文学论文）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诗的表达是言语的召唤，也是存在的召唤，是诗人母题的母题。北岛漂泊海外的经历促成了其诗歌语言的转向，一方面他努力剥离附着在诗歌上的强烈的意识形态，在疏离中实现对母语的净化；另一方面他通过细读与译诗深入对诗歌本质的追寻，在生命-诗歌-语言的共生与互文中实现更大的张力。

一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回答》

北岛在访谈中以认同的口吻说到帕斯的一句话“诗歌是除了宗教和革命以外的第三种声音。”“宗教和革命都充满暴力色彩，而诗歌的作用恰恰相反，它可以拆除种族文化之间的樊篱。”对暴力话语的反驳，是北岛诗歌写作的起点，而他的思考并未止步于此，其深刻在于将对政治的警惕转变为对语言的警惕，这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共有的权力意味都是北岛所刻意疏离的。他试图消除“朦胧诗派”的官方标签，澄清被禁忌的《今天》，“除了一小部分《今天》的读者，大多数人无法得知所谓‘朦胧诗’的来龙去脉，我们当时根本没有发言权。然而，历史从来没有什么定论，总是在不断重写的。在重写过程中，命名极为重要，因为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命名，对世界的命名。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今天诗派’长期被‘朦胧诗派’这个含混的官方命名所遮蔽，是除掉这个遮蔽的时候了。”在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今天》的“纯文学”立场标明了“今天诗派”的独立身份和思想自由，也显示了他们对暴力话语的反抗。“从北岛的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到‘五四’文学的传统 ，看到西方18到20世纪文学的影响；也包括中国古典诗歌的内敛和抒情性。比如，孤独、自由和爱情在当时是被禁止表现的，但这却是北岛早期作品的主要内容。”但犹如一个以暴易暴的宅门逆子，北岛诗歌中天然地蕴有时代话语的血统。“怀疑的态度和逻辑上的自我循环也许能有效地驱逐父辈的权力阴影，但在发音的姿态和喊叫的方式上，我们却看见父亲的亡灵在徘徊。‘我—不—相—信!’与城楼上的‘人—民—万—岁!’遥相呼应，构成了奇妙的应答关系。尽管前者是对后者的拒绝和反抗, 但两者在表达方式和声调及音强上，却是那样的相似。设若将前者的声音放置到城楼上发出, 并加以扩音，将会有怎样的音响效果呢? 我相信，它肯定也是扁平、尖利的, 肯定也是同样地颤抖。” 

 正如吴晓东所说：“在某种意义上，北岛赋予了反叛的政治以一种诗学的形态，这构成了他的最大的历史贡献。北岛的声音固然是政治的反映，但是却表现为一种政治的诗学。”这种意识形态的色彩加速了北岛的经典化，一方面面对着官方语言体系的批判，另一方面为“pass北岛”的后起诗人提供了成见。相对于他人的误读，北岛具有鲁迅般的深刻自省，他在经历了“流亡”的失落之后终能直面过去，清醒到近乎无情地看待自己的某些早期作品：“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

二

语言的产生
并不能增加或减轻
人类沉默的痛苦

                           ——《语言》

“诗是一种语言中的语言”（瓦雷里语），北岛对话语的警惕根于对语言的深刻反思。他在诗句中承认语言的充分可能性，语言获得了与生存同等的响度。“语言是人与生存之间达成困境、达成相互抵消、相互生成的临界点上的尤物——它不是对某种本真观念的传导，而是一种更矛盾更玄邃的内部宇宙的不断被剥露被揭穿的过程……诗人从语言的局限和语言‘操纵’世界这两个方面，进一步揭示了语言的实质。”异国漂泊的北岛，在不同的语言间游走，寻觅着生命最后的栖居。对诗的信仰是真诚的，而他也理性地看到“语言作为人解放自身的一种基本力量，最后总并不能使他们重返家园”。如他所言，写与不写往往是一种宿命。并非必然，但是北岛注定回归母语，中文成了他流浪各国唯一的行李。 

汉语对北岛而言，不是作为“文化的根”而存在的。诗人年轻时代吸取了不同文化的营养，与现代汉语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的。“1949年以后一批重要的诗人与作家被迫停笔，改行搞翻译，从而创造了一种游离于官方话语以外的独特文体，即‘翻译文体’，60年代末地下文学的诞生正是以这种文体为基础的。我们早期的作品有其深刻的痕迹，这又是我们后来竭力摆脱的。”北岛在《上海文学》1981年第5期发表了一则诗论，其中写道：“诗歌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段已经远不够用了，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前景。我试图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引入自己的诗中，造成意象的撞击和迅速转换，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留下的空白。另外，我还十分注重诗歌的容纳量、潜意识和瞬间感受的捕捉。”对于现代汉语这种“既古老又年轻”的语言，北岛首先是一个反叛者或改革者（相对官方话语而言），选择“流亡”之后，他跟母语的关系空前亲近，汉语成了漂泊者存在的根据和证明。

向母语的靠拢导致向传统的复归。“传统就像血缘的召唤一样，是你在人生某一刻才会突然领悟到的。传统博大精深与个人的势单力薄，就像大风与孤帆一样，只有懂得风向的帆才能远行。而问题在于传统就像风的形成那样复杂，往往是可望不可及，可感不可知的。中国古典诗歌对意象与境界的重视，最终成为我们的财富（有时是通过曲折的方式，比如通过美国意象主义运动）。”北岛诗歌一贯具有的冷峻与简练便隐含着传统诗歌的倒影。他对第三代诗人“试图建立和中国古代文体的对话关系”的尝试赞赏有加，他本人的诗作也在努力进行类似的尝试，《时间的玫瑰》、《青灯》、《读史》等作品从意象到语言、格律都显示了对传统的自觉继承，甚至在译诗中也别有偏爱，比如翻译狄兰·托马斯的诗，“特别精彩的是与风中人西边月合一，这句我译得也比较满意，有古诗之风。”与现实的汉语语境的空间隔阂，促成了纵向坐标的亲缘认同，这和北岛对纯诗的追求殊途同归。“对于作家来说 ,母语是极其个人化的，正是由于这种个人化，才可能造成整体上的丰富。在国外的好处(也可能是坏处)是，由于日常语言和创作语言的对立和脱节，使作家对变更中的母语保持必要的警惕，反而会产生某种净化作用。”

在他国语境中，语言的重新安置是生活的内在要求。漂泊的异国生涯一方面揭开了北岛诗歌创作的新序幕，“在语言上的忠诚和在文化上的反叛，会形成一种紧张关系，这又恰恰是写作的动力之一。”另一方面，“在西方的住校作家和教师的身份也是促使一个准学院化的北岛诞生的原因。从诗艺上讲，流亡时期北岛的诗歌的技巧更圆熟，肌理更细密，但是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张力逐渐瓦解，剩下的更是语言本身的张力，是词与词的张力。”北岛的诗歌理念在此交汇到新批评的河流，他推崇细读但也注意到“新批评派过分拘泥于形式分析，切断文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但他的纯诗理念使他后来的诗“更往里走，更想探讨自己内心历程，更复杂，更难懂……能感到和观众的距离在拉大”。他曾在书中引用利奥·施特劳斯的“隐微写作”来描述艾基的诗歌，用来描述北岛自己也恰到好处：“所有关于重要事情的真理都是特别的以隐微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种文学不是面向所有的读者，而只是针对那些聪明的、值得信赖的读者的。”

为与汉语外的诗歌世界达成沟通，译诗成为北岛诗歌探索的新路。《时间的玫瑰》较多地涉及到诗歌的翻译，其深意在于通过对20世纪西方大诗人生活与写作的描述，探寻诗歌创作及评论的内在本质。在“译”方面，北岛有着先天的不足，他熟练掌握的语言种类并不多，只能通过英译本的多个版本鉴别比较，这对以俄语、瑞典语等写成的诗歌，无异铜镜中观影，仿佛得之，失之迷蒙。而“译诗”却是北岛对存在的再次承诺，是他在语言与心灵的坐标中寻找与迷失的宿命。就他选择的诗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现代抒情短视的钟爱，这与他自身创作的倾向也是相符的。诗是灵魂最高的投注，北岛对抒情的看重是对诗歌本质的体认。他对文本、诗意或诗感的对应、语言张力的探求，细心抽绎出来，足以成为一架宏伟而精致的生命之桥，凌跨各种语言。它引发的对翻译的探讨余波荡漾，在更高意义上是对诗的深刻的认定，这种译是永无完结的。

 “始于河流而止于源泉”，北岛的诗歌语言转向了对母语传统的复归及在多语背景下的净化与交渗。诗人在失落的国土上放逐，在混杂的语言中漂流，“必须修改背景，才能重返故乡”，而语言已变，诗歌抛散开本质，预示诗的时代离去。但诗人未死，诗歌之路未竟，在历史与语言的交缠中，开出时间的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