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意识源流探析——寻找幸福：我们需要两个世界

    从男尊女卑到男女平等，中国社会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可是中国人总是喜欢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当男性从历史的神坛上被拉下来，一些先锋的女作家并不是要让自己与男性平起平坐，而是将他们的世界彻底摧毁，让男性成为一个模糊的面目，无声息的出入在自己的世界，女性失去了依靠，而男性也失去了名字。这种摧毁使男性无处遁逃的同时也使女性无人倾诉，陷入了虚无。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女性主义走入了这样一个误区举足不前。然而，当女性清醒过来，她们就会知道，无论男性把女性踩在脚下，或者女性把男性逐出世界，这个世界都会是一个不完整的世界。女人只有在男人面前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而男人也只有在女人面前才是真正的男人。只有一个两性共处，和谐关爱的世界，才是一个真正幸福而圆满的世界。

    关于两性关系，一些女性作家进行了探索，张抗抗在1985年西柏林举行的“地平线艺术节·华文文学与女性文学”的国际女作家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我们需要两个世界》的演讲，她在报告中说：“这是一个男人和女人共同的世界，站在妇女的立场去看待杜会，那个社会只是平面的和畸形的，以不平等心理去换取的平等，绝不是真正的平等。如果我们真心希望唤起妇女改变自己生活的热情，那么我们在作品中一味谴责男人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当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证明了我们的价值，才能有力地矫正男性中大量存在的大男子主义、自私、狂妄、粗暴、冷酷等瘤疾，也才能真正赢得男人们的尊敬。妇女文学的一部分责任在于提高妇女。而提高妇女的素质并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将是长期而艰巨的。不能说男人和女人谁比谁更好或更坏。他们都有各自的和共同的问题。不要把男人和女人绝对对立起来，事实上，生活中同性之间的矛盾往往比异性之间的矛盾更为严重。我们需要两个世界。只有当不再需要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提醒男人们尊重妇女的时候，妇女才有自己真正的节日。”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入，越来越多女性作家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了两性和谐关系的思考与探索。张抗抗的《作女》具有较明显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念，在20世纪女性文学的“杂语”和“复调”声中。张抗抗笔下的“作女”们首先以清亮的歌喉唱出了新世纪的女性宣言：“我作故我在”， 她们多姿多彩的生命之“作”，突破了男性中心权力的最后一道防线，也超越了传统女性自我求证的基本标准，为在男权社会苦苦挣扎的女性展示了一种新的女性生态学。主人公卓尔作为一个对男性社会规范不屑一顾的新新人类，总是处理不好与男性的关系。在一次畅游大自然的旅途中，在人与自然和谐的氛围中她同时实现了同男性和生命的和谐，在文章中作家超越了单一性别视角，不仅追寻女性的自我价值与意义，而且关注两性在商业社会中的精神生态，并试图建构一种男性、女性互为主体的社会性别模式，两性和谐共存和发展的生态社会。

    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在消除男女二元对立的意义上解释“双性同体”，在《美杜莎的微笑》中，她指出：“双性即：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决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一性。”⑨ “双性和谐”是具有人文主义价值的两性关系的立场，它是指一种理想的文化境界。在这种文化境界中，男性、女性互为主体，共同支撑人类文化的大厦，构建人类文化的完形模式。它反对以男性审美为支点的男性话语霸权主义，也反对一切都要凌驾于男性之上的偏激的女子霸权主义。张抗抗在作品中借人物之口说出了对过激的“女权主义”的不满，暗含了对“双性和谐”的两性关系的探索：“女权主义是一个悖论，它在用作女人自我防卫或进攻武器的同时，也可能成为一件女性慢性自杀的工具……一个人的个性是比性别更重要的”。保持个性意味着男女双性能各自保持性别特征，这样作家超越了男女对抗的偏激女权主义立场，而对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自立、平等、共同发展的前景做出了大胆想象。“作女”之“作”不仅是在文化和社会中受压抑的城市女性对传统规范的冲击与挑战，更是探索女性新的性别角色、对传统单一性别视角的超越和升华，是城市女性为能创造一个个性独立、双性和谐的两性生态环境而将性别意识和人类意识合二为一做出的生命腾飞。⑩

    对男女两性关系，迟子建一直采取建构而非解构式的态度，一直尝试地描绘着男女和谐相处、互依共存的希冀。她对中国古朴乡土世界的宁静而忧郁的书写，传达了一种人与世间万物共生共存、相依相偎的母性文化和以柔情抗拒雄性暴力的信念，摆脱了当下女性主义话语的纠缠状态，开辟了一片既融合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又契合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空间。她认为男女两性世界并不是救赎／被救赎、占有／被占有的二元对立，而是互依共存、互助共建的关系。当都市女性仍然在爱情长河中疲惫地跋涉时，迟子建以她宽厚、博大、包容的女性情怀，抒写着乡村世界夫妻之间朴素而动人的爱情，描绘着质朴务实的乡民如何将炽烈辉煌的爱情化作绵延悠长的亲情，滋润着世间男女孤独的心灵和短促的人生。对乡民率真质朴的性爱关系的赞美背后，潜藏着作家对纠缠着各种功名利禄的现代性爱关系的否定。她对男女关系和人间情爱温和而富有人性的理解和表达，对男女和谐相处、互依共存的渴望，为纠缠于两性冲突等话语泥沼中的女性写作开拓了广阔的书写空间，为女性诗学的建立注入了新的因子。

   迟子建发表在《当代》的《第三地晚餐》就表达了她追求两性和谐的愿望。苦心经营文学之“菜瓜饭”的晚报记者陈青，工作上面临商业性的“再婚堂”的挤压变得可有可无，而婚姻家庭也被丈夫可能的外遇弄得岌岌可危，开放的女同事因为外遇而阳光灿烂，母亲却因为父亲的偷情而几欲疯狂。不幸的生活，仿佛使爱情婚姻之外的“第三地”无处不在。幸福没有了，所以她在负气之中，为了引起丈夫的在意而去了一个莫须有的第三地，而在那个“第三地”，她真正想做的不过是一个女子为她所爱的男子做一顿幸福的晚餐。丈夫没有在意，所以她一次次的奔赴所谓的“第三地”，为一个个陌生的男人做一顿理想的晚餐。而她的丈夫呢，原本也只不过是为了激起她的在乎而制造出第三地的假相，找一个女子做一顿晚餐，想象着这是那个爱他、他也爱的女人为他而做的幸福晚餐。两者异曲同工，两个相爱而渴望幸福的男女却总是背道而驰，相互折磨。每个人都可能是别人的第三地，也可能会有两个人之外第三地，可是每一个第三地又何尝是真正的想做第三地，又何曾不想光明正大的挺直腰杆地成为名正言顺的幸福之地。小说中的男男女女，前卫也好，传统也罢，想要的其实都是两个人的幸福，每个婚姻之外的所谓“第三地”不过是他们在失望之后的幸福寻求。可是幸福却又何尝容易，好在沧桑过尽，迷烟散后，最后还是看见了真正的情感，平凡的生活。当两性之间获得了幸福的和解，“第三地”的晚餐就不再存在，他们尽可以在自己的小窝享受自己即使清贫却无比美味的晚餐。

    所以，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女人的一半也是男人。男人女人，不过是在磨难中承受苦难追寻幸福的两个人，相煎何太急?中国的女性追寻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终于在虚无之后明白，真正的女性应该是在和谐的幸福世界里，真正的幸福应该是和心爱的人相亲相爱的幸福，也只有一个幸福的女性自我，才是值得我们百转千回、历经磨难去追寻的女性自我。

参考文献：

（1）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刘惠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三联书店，1995。

（3）罗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韦清琦.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6）李莉.何处是精神的家园——铁凝《大浴女》解读[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3(2)。

（7）王桂荣.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创作母题[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