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的兵学思想

《吕氏春秋》的兵学思想主要有以下显著特点：

1、肯定战争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战争爆发极为频繁的一段时期，这使得关注社会政治的先秦诸子纷纷发表各自对战争的看法。部分诸子鉴于战争的破坏性，提出了“偃兵”、“非攻”、“弭兵”等主张。针对这些观点，《吕氏春秋》首先对战争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展开论述。《荡兵》篇开篇即说：“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炎黄之后，尧战南蛮，舜却苖民，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召类》）。既然炎黄三王都不能消除战争，这就说明战争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吕氏春秋》认为，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战争，在人类生活的地方，战争只有表现形式的不同，却从来没有消失过：“在心而未发，兵也；疾视，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连反，兵也；侈斗，兵也；三军攻战，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争也。”（《荡兵》）因此，从广义上说，战争时时都在发生，所以“偃兵”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战争带来的危害而主张“偃兵”就是因噎废食。如果“天下无诛伐”，那么诸侯互相侵犯，强凌弱、众暴寡的事情就会发生。所以，《吕氏春秋》主张“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

    在肯定战争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基础上，《吕氏春秋》对“救守”之说进行了反驳。“救守”是一种无效率因而不可行的救世手段。持守这一主张的诸子试图通过讲道理、摆事实等途径说服想要发动战争的一方罢手，虽然他们上称三皇五帝，下举春秋五霸，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终日苦思冥想，劳神费力，但却是劳而无功，最终仍然不得不转而求助于战争。这从另一侧面证明战争是和平的保证。

2、正义与否是战争的核心

    对战争正义性的高度重视是《吕氏春秋》兵学思想的精华所在。它认为，古代的圣王从不主张废弃战争，但他们也不随意发动战争，他们最看重的是战争是否具有正义性。正义的战争是天下良药，可以救民于水火。正义之师“诛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说也，若孝子之见慈亲也，若饥者之见美食也；民之号呼而走之，若强弩之射于深溪也，若积大水而失其壅堤也”。那么如何区分、确定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吕氏春秋》根据战国末期诸侯互相攻伐、民不聊生的现实得出结论：“攻无道，罚不义”就是正义。正义的战争就像是给寒冷的人衣服穿，给饥饿的人食物吃。民众憎恶战争，但是正义的战争却是他们盼望的。禁止正义之战就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穷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振乱》）。这种情形下，“救守”的主张就不免“守无道而救不义”，其结局将是“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禁塞》）。

    《吕氏春秋》认为正义与否是战争能否获得民众支持和取得胜利的关键：“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决胜》）义排在首位。我方占有“义”则得道多助，“敌孤独则上下虚，民解落；孤独则父兄怨，贤者诽，乱内作”（《决胜》）。同时，我方因占有“义”而士气高涨，敌方因背弃道义而“军虽大，卒虽多，无益于胜”（《决胜》）。《决胜》说：“善用兵者，诸边之内莫不与斗，虽厮舆白徒，方数百里皆来会战，势使之然也。”为什么境内的百姓都乐于参战？仍是道义在起作用。正义之师所到之处受到民众广泛欢迎和支持，参与到战争中去就是他们表达自己立场的一种途径。《吕氏春秋》认为战争获得胜利需要士卒勇敢，而士卒勇敢的根源不在其它，仍是道义：“夫民无常勇，亦无常怯。有气则实，实则勇；无气则虚，虚则怯。怯勇虚实，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则战，怯则北。战而胜者，战其勇者也；战而北者，战其怯者也。怯勇无常，儵忽往来，而莫知其方，惟圣人独见其所由然。故商、周以兴，桀、纣以亡。”（《决胜》）虽然作者说怯勇虚实产生的原因十分微妙，且变化不定，只有圣人才知晓，只有圣人才能把握。但接着列举的商周桀纣的事例已经说明怯勇变化的依据仍然是正义与否。

    《吕氏春秋》的兵学思想是在战国末期秦国即将统一六国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所说的正义就是结束诸侯争霸、生灵涂炭这种“至寒矣，至热矣”（《功名》）的社会局面，用战争的手段结束战争，用战争的手段赢得和平，正如《论威》篇所说：“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举凶器，行凶德，犹不得已也。举凶器必杀，杀，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慑之也。敌慑民生，此义兵之所以隆也。”相比于墨家试图维持诸侯分裂以实现在和平环境中发展生产，因而主张“非攻”、“救守”的观点，《吕氏春秋》对战争的认识无疑更具现实性和合理性。

3、赢得胜利的主要因素：训练有素的士卒、精锐的武器、善“因”。

    在如何才能赢得战争方面，《吕氏春秋》首先提出“三军一心”。“三军一心”号令才能顺畅执行，“令能无敌，其兵之于天下也，亦无敌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贵乎天子。其藏于民心捷于肌肤也深痛执固，不可摇荡，物莫之能动，若此则敌胡足胜矣”（《论威》）。其次，兵贵神速。《吕氏春秋》认为在战争中敏捷的反应——智，和迅疾的行动——力，都非常重要。《贵卒》（卒，读为“猝”，即迅捷。）说：“力贵突，智贵卒。得之同则速为上，胜之同则湿为下。所为贵骥者，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与驽骀同；所为贵镞矢者，为其应声而至。终日而至，则与无至。”《论威》说：“急疾捷先，此所以决义兵之胜也。”而要做到用兵神速，一方面士卒要明白“缓徐迟后而急疾捷先之分”，也就是知晓快慢先后带来的截然不同的结局。其次，士卒在打仗时要注意力高度集中，“并气专精，心无有虑，目无有视，耳无有闻，一诸武而已矣”（《论威》）。能做到这些，战争未开始，胜负即决定。这一切都要求士卒必须训练有素。所以《简选》篇说：“世有言曰：‘驱市人而战之，可以胜人之厚禄教卒；老弱罢民，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材；离散系系，可以胜人之行阵整齐；锄耰白挺，可以胜人之长铫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论。”也就是说让一群乌合之众拿着锄头木棒去和手握长矛利刃、精锐强壮的武士作战，取得胜利根本是妄想，这是不懂打仗的人才会有的想法。第三，要善于凭借敌方的力量。“凡兵，贵其因也。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能审因而加，胜则不可穷矣。胜不可穷之谓神，神则能不可胜也。”（《决胜》）所谓“因”就是借势，把敌方的力量转化为己方的力量，把敌人的有利因素转化为己方的有利因素。

4、“不战而胜”是战争的最高境界

    《吕氏春秋》虽然反对“偃兵”说，但它仍把“不战而胜”视为战争的最高境界。要实现不战而胜，一则君主需有爱民的显赫名声，这样民众就会被吸引归附。其次，国家和谐强大不仅是战争胜利的保障，也是终止战争的最佳途径。《召类》：“凡兵之用也，用于利，用于义。攻乱则服，服则攻者利；攻乱则义，义则攻者荣。荣且利，中主犹且为之，有况于贤主乎？故割地宝器戈剑，卑辞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为足。治则为利者不攻矣，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为利则因为名也。名实不得，国虽强大，则无为攻矣。”割地求和、卑辞屈服都不能达到终止战争的目的。要想消除战争，最好的办法是自己的国家国富民强，民众团结一心。因为“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召类》），侵略者达不到夺利的目的，自然终止战争。所谓“乱则用，治则止”（《召类》）就是这个意思。《爱士》还说：“凡敌人之来也，以求利也。今来而得死，且以走为利。敌皆以走为利，则刃无与接。”由此可知，《吕氏春秋》认为战争的胜负最终取决于自己国家的内政。一个正义的、和谐的、强大的国家，要么敌人不敢轻易来犯，来犯则必死无疑。

    统治阶级要重用贤人、崇尚仁义是终止战争的另一途径。《期贤》说：“尝闻君子之用兵，莫见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谓也。野人之用兵也，鼓声则似雷，号呼则动地，尘气充天，流矢如雨，扶伤舆死，履肠涉血，无罪之民，其死者量于泽矣，而国之存亡、主之死生犹不可知也。其离仁义亦远矣。”所谓“君子用兵”指的凭借贤人的力量使试图发动战争的一方主动放弃。如魏文侯礼遇贤士段干木，使得原本要攻打魏国的秦国“辍不攻之”。魏国因此不用一兵一卒就消除了一场战争，故人们称之善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