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斗牛文化对海明威的影响——文学论文

1、西班牙斗牛文化对海明威的影响

    海明威对斗牛比赛非常痴迷，一有机会便赶到西班牙观看斗牛比赛。与众不同的是，一般人看斗牛比赛只是为了那份刺激的视觉感受和心理体验，而海明威除了经历一般人的体验之外，还以小说家敏锐的洞察力探入西班牙斗牛文化，对之有了知性的认识，并从中获得一些关于道德、生命、人类品格和文学等方面的重要启示和感悟认识。这种感悟和认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他未来的某些创作。《午后之死》便是西班牙斗牛文化对海明威产生直接影响的结果。《午后之死》不仅仅是一部关于斗牛的专著，海明威还大谈自己对道德、生命和人类品格等方面的看法，也用相当大篇幅谈论文学创作，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学及其创作的理解。在他的所有文学观点中，最精华的部分出现在这部主要描述斗牛的专著，可见海明威的道德、生命、人类品格、文学等方面的观念形成受助于斗牛文化赋予的启示。   

    《午后之死》生动描绘了西班牙斗牛比赛惊心动魄的场景，让读者如临其境。对于西班牙斗牛文化如此熟悉的海明威，敏锐地发现其背后隐藏着别人不易察觉的东西——即某种关于道德、生命、人类品格以及艺术的隐喻性演绎。      

    首先，海明威从中找到他所理解的道德含义。他说：“至今我对于道德的理解就是：所谓道德，就是你事后感觉良好的东西，而所谓的不道德，就是你事后感觉糟糕的东西。依据这些我不想为之辩护的评判准则，斗牛在我看来是最为道德的，因为，我观看斗牛时感觉非常良好，并且对于生命和死亡，道德和不道德有了感知。比赛结束后我有点难过，但我依然感觉良好。”[1]P3实在说，海明威关于道德的观点的随意性很高，鉴于他一生的表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海明威的一些道德观是个人化的，只能适合于他自己，并且是由其背后普适性的道德观强力地支撑着。

    其次，他对于生命以及人类品格重新认识也源于斗牛比赛。他说：“死亡令人感到困惑。斗牛就是艺术家身处险境的唯一艺术，也是表演者通过精彩表演获得荣誉之所。在西班牙，荣誉，或曰面子问题，是人们真正崇尚的东西。简而言之，包括荣誉，笃实，勇气，自尊和骄傲。骄傲是西班牙民族最显眼的性格特征，因此面子问题根本说来就是不能显示懦弱。”[1]P78海明威在书中多处作出关于生命和人类品格等箴言式、结论性的言论，解释了他对于生命及其与艺术的关系问题的看法，也表明了自己对某种人类品格特征——“硬汉子”性格的推崇和艺术追求。

    最后，基于前面认识的基础上，海明威竟然能够从西班牙斗牛文化中获取文学思想的重要启示：“冰山原则”的提出。坦白地说，西班牙斗牛文化不是该原则的唯一诱因，但是，却是各重要诱因之一。正如从斗牛文化看出深层的道德和生命意义及其与艺术的联系一样，他从斗牛比赛过程中发现艺术的呈现方式：八分之一露出水面，而八分之七藏在水面之下。很有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海明威在一部主要叙述西班牙斗牛文化的著作中“不合常理”地表达自己的艺术思想：“如果一个作家清楚自己在写什么，尽可省略他以及读者们明白的东西。如果该作家能够真诚地写作，那么，尽管他省掉那些东西，但他却一直感受到它们的存在。冰山移动之所以庄严，是因为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1]P165

    海明威从斗牛活动本身发现特殊的“叙事”方式，正如他把斗牛士称为艺术家一样，认为斗牛就是一种艺术，一种简约呈现却埋藏深广内涵的艺术手段。他曾说：“司汤达目睹过战争，由此拿破仑教他如何写作。他（指拿破仑）教当时的每个人写作，但是别的人都没有学会。”[2](P48)在海明威看来，拿破仑指挥的战争便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叙事，可供作家们借鉴和模仿，然后形成文本叙事。由此类推，斗牛士的斗牛活动本身也是一种“叙事”，成为他的叙事的“原型”或曰范本，它教会自己写作，正如拿破仑的战争教会司汤达写作一样。与司汤达不同的是，他更看重事件的呈现方式。有人这样说过：“如果想理解海明威和他侨居的国家,就不能错过斗牛的壮观场面。对海明威来说,每一次斗牛都是‘一出大悲剧’。” [3]此言不虚。但是海明威还找到“大悲剧”的呈现方式：斗牛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斗牛场上人畜殊死对决的瞬间，这是人们最为宁神关注的焦点，其他的事情此刻往往被忽略至少暂时被忽略了，包括之前的铺垫，赛时的场面背景以及后续事件。对海明来说，斗牛比赛的出现状态宛如冰山移动，露出的“八分之一”便是人们最在意的人畜殊死对决时冲和闪的交替、牛的狂怒和插入牛身的剑把颤动之间的张力、生与死擦肩而过的模糊界线等。

    对于斗牛比赛，海明威从中收获颇多，但他对西班牙的了解也受限于此，主要表现为多用形成于斗牛场上的认识来考察西班牙更为广阔的社会和历史，对于西班牙社会的复杂性以及西班牙人性格的多样性免不了管窥蠡测，在创作中留下一些瑕疵。下面以《丧钟为谁而鸣》为例进行分析。

2、以《丧钟为谁而鸣》为例

    海明威“充满无数次冒险的漂泊的一生始终在寻找一种东西，那便是生存的形式和尊严。”并“在所谓‘世界在战争中’的境况里，海明威发现了人的真实和世界的真实——在怯弱与勇敢的瞬间，在生与死的边缘，人要么被 ‘打碎’，要么坚持住，并活了下来，在威胁面前认清世界的本来面目和生存的准则，从而变得勇敢、坚强，这种‘伤痕的智慧’是所有海明威喜爱的人们——渔夫、斗牛士、拳击手、战士的共同智慧。”[4]P8-9 张旭东先生所言极是——海明威在这些人物身上和他们从事的活动中找到了可以应和他的思想和精神追求的活生生的载体：一方面找到了表达的方式，他们用行动进行“叙事”，“阐释”某种含义，而海明威用艺术手法对他们的“叙事”进行加工提炼，重新呈现。海明威叙事方面的成就不能不说这些人物有着间接的功劳，因为这些人物赋予曾经“迷惘”的海明威所寻找、崇敬和所造的“硬汉子”精神。

    海明威对西班牙民族性格做了高度概括：西班牙人满怀自豪感。他认为西班牙人的共同特征就是骄傲、直觉判断力和不切实际。因为骄傲，他们不在乎杀戮，感觉他们值得拥有这种天性；因为直觉判断力，他们对死亡感兴趣，从不忌讳思考死亡……[1]P226在他看来，这种自豪感使得西班牙人具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不畏艰难，不惧牺牲，相反的就被斥为懦夫而为人所不齿。基于这种认识，海明威赋予作品的不同主要人物以反差极大的两极性格特征，这是他的西班牙题材作品中人物性格塑造的大体模式。

    《丧钟为谁而鸣》刻画的游击队长聋子就是个具有大无畏精神的西班牙人，乐观沉着，为了正义，将危险早已置之度外，成为海明威作品中西班牙人的典型代表，一个犹如斗牛士一样从容优雅地面对死亡的真正的“硬汉子”。他说：“危险不危险，对我都一样。”[5]P174比拉尔曾经调侃美国人乔丹，叫他放弃任务，携带认识不久的情人玛丽娅打道回府，“让我们自己决定在这山里何处才是我们的葬身之地吧。”聋子听闻立即强调说这里不是葬身之地，而是“生息之地”。[5]P179聋子简单而富于生活哲理的话语，充分透露出他崇高的主人翁精神和浓郁的自豪感。正如海明威所说的，自豪感就是西班牙人的民族性特征。

    该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作者对于斗牛文化的看法。西班牙批评家阿图罗·巴雷亚曾指出：“读了《丧钟为谁而鸣》，你确实能了解西班牙性格和生活的某些方面，但是你对更多的方面会发生误解，而这更多的方面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对于小说中刻画的人物，如巴勃罗、比拉尔，描写的事件，如凶残的刽子手组织农民雇工集体屠杀等不可信，用似乎真实的手法歪曲了我的同胞和悲剧性暴力行为的原因和具体表现形式，而且还不知道自己进行了歪曲。这是因为海明威所了解的是斗牛场上的西班牙。”[6]P116这样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海明威对于西班牙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西班牙斗牛文化的认识和思考，他将对斗牛的理解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难免出现偏颇和瑕疵，比如人物性格略显呆板，事件描写有失公允等。中国有句古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有时候，有些地方，有些事情，“被言说者”对于自己的评价会比“言说的他者”的评价更为可信。海明威在西班牙呆的时间并不长，作为言说西班牙的“他者”，有时勉为其难地将斗牛场上的特征虚构性地覆盖到广阔的西班牙社会，造成认识的偏狭，就不足为奇。

结语

    在所有影响海明威及其创作的异国文化中，西班牙斗牛文化占据独特的位置，因为西班牙斗牛文化给海明威的创作及其文学思想提供珍贵的素材和重要启示，同时也限制了他的文学视野，这种负面影响在其西班牙题材的作品中表现尤其明显。尽管暇不掩疵，但全面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是对一位作家的负责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