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前期作为公共领域机制的英国咖啡馆和法国沙龙的比较研究

    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提出，在18世纪，由于一系列的历史变革——如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工商业的发展，报业的繁荣——在欧洲出现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其时人们可以在公共领域中自由而广泛地讨论文学、哲学、以及时政，而在这样的讨论中，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逐渐形成，并对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产生良性的影响。

    然而，公共领域中的讨论不可能凭空进行，而是需要一定的平台。在当时没有现代通讯设备甚至互联网的前提下，它需要实实在在的场所，以便为人们创造一个碰头并自由交谈的机会。在哈贝马斯看来，当时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场所。他将其称之为公共领域的“机制”，并指出其时主要有三种机制：“咖啡馆、沙龙、以及宴会（dinner parties）”[1]34。在这些场所，人们可以暂时地抛开身份和地位的差异，无拘无束地谈天说地，议古论今。

    有意思的是，这三种机制分别是在三个欧洲国家——英国、法国、和普鲁士——占主导地位，而不同的“国籍”也使得它们具有不同的特色。因此，对三者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揭示当时三个国家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差异。鉴于篇幅所限，同时亦为了更好地突出重点，本文集中分析英国咖啡馆和法国沙龙的不同之处，并以之透视英法两国在18世纪前期的不同国情。

    总体说来，18世纪前期的英国咖啡馆和法国沙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差异：

一  在与报业的联系方面

    18世纪前期英国咖啡馆的特点之一是其与当时新兴报业的紧密联系。咖啡馆老板为招徕顾客，往往会订购时下流行的报刊，供顾客免费阅览。买不起，或者不愿意自掏腰包买报纸的人可以步入任一家咖啡馆坐下，叫一杯咖啡，然后随意选阅馆内的报刊。即使是不识字的人，亦无大碍——因为咖啡馆中有专人负责朗读报纸，所以只要听力无碍，便可获取报刊上的信息。因此，当时的咖啡馆不仅仅是喝咖啡的地方，也是读报的地方。这在约翰逊所编纂的《英文词典》（1755）里有着形象的体现——字典中对“咖啡馆”一词的定义是：“一个出售咖啡并提供报纸的娱乐场所”[2]215。

    人们不仅通过咖啡馆获取新闻，也于其中自由地讨论时事。咖啡馆的布局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自由的讨论提供了良好的氛围：“早期典型的咖啡馆往往是一个大厅，厅内有一张长桌，顾客们便围坐在长桌四周的条凳上。这一布局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异，并使大家可以畅所欲谈。”[3]247在身份差异被淡化的情况下，人们可以相对平等地讨论甚至争辩；即使是不识字的顾客，在听取了新闻和他人意见后，亦可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样的机会，在他处是很难有的。通过这种自由和相对平等的讨论和争辩，不同的观点得以碰撞、激荡、交融，从而孕育出新的观念和思潮。而与此同时，顾客们的眼界也得以拓宽，对时局的认识亦更加深入。换言之，他们被“启蒙（enlightened）”了。事实上，咖啡馆和报纸在18世纪英国的启蒙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Ellis所言：“在18世纪，通往启蒙和理性的道路有很多条，而英国的启蒙之路是温和的、文雅的、中产阶级式的；这条路通往咖啡馆的大门，在那里面，人们用报纸武装自己的头脑。”[4]206

    然而咖啡馆同报刊的关系却非仅限于此，因为当时新闻和信息的流动并不是单向的：咖啡馆并非只是被动地从报刊获取信息，更为报刊提供信息。如著名的报业家约瑟夫•艾迪生就曾在巴顿咖啡馆放置过一个狮头形的盒子，任何想要向他提供信息或投稿的人，都可将其投入盒内。[3]245报刊因此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信息得以双向流通，而咖啡馆与报社之间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共生关系，并因共生而共荣：英国的报纸发行量由1695年的不足一百万份飙升至1780年的一千四百万份；[5]120伦敦的第一家咖啡馆于1652年开业，到了1739年，市内咖啡馆的数量已增至551家。[6]xxix

    由此可见，18世纪前期英国咖啡馆和报业的繁荣是不可分割，相互促进的。然而在同时期的法国，沙龙和报业之间的关系却远非如此“甜蜜”。首先，法国报业远不如英国报业那般发达。这主要归咎于当时报社需向政府所支付的高昂年费，以及严格的审查制度（censorship）。对报社而言，审查制度是一个尤其严峻的问题，因为书籍出版社可以通过一系列方式巧妙地规避审查——如“在国外出版，或者使用假的出版信息，再通过地下流通网络传售”[7]4——而报社则不能。在这样的双重限制下，法国报业举步维艰；而在英国，自1695年《印刷法案》被废除后，报业的发展则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5]120

    法国报业不仅发展缓慢，而且报刊亦未登沙龙之大堂。早期沙龙的主要活动是“文学讨论及创作”和“哲学讨论”[3]200，对新闻和时政关注较少。即使到了18世纪，沙龙成为“搜集和传播新闻的中心”[3]206，逛沙龙的人，也不像咖啡馆的顾客那样，是冲着报刊去的。在沙龙里，主要的阅读材料不是报纸，而是“诗歌、散文、和信件”[3]206。沙龙客们不仅不阅读报纸，更为奇怪的是，他们在“出版报纸”。如巴黎的一家沙龙印发过一系列“新闻及小道消息传单”，这些传单的内容与效用，与报纸相差无几；而《法兰西信使报》的主编之一马蒙代尔（Marmontel）则经常去乔芙林夫人（Geoffrin）的沙龙，以便为他的报纸搜集素材[3]206-207。可见，法国沙龙并非是由报刊中获取信息并受其影响，它们反而是向其提供信息并施加影响。

    因此，在与报业的联系方面，英国咖啡馆与法国沙龙有着较大的差别：前者与报业形成了共生关系，携手并进，而后者则同本不发达的报业保持相对疏远的关系。这一差异一方面反映了报业在两国的不同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亦反映了咖啡馆和沙龙在组织形式和招徕来客手段上的区别。

二  在经济生活的参与方面

    除了其同报业的紧密联系外，英国咖啡馆的另一特征在于它们从本质上而言，都是商业实体。与沙龙的女主人不同，咖啡馆老板营业的最主要目的是获利。咖啡馆成为公共领域机制，对他们而言，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而咖啡馆的社会功效也不过是一种副产品，或者说一种“附加利益”而已。这恰好印证了18世纪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理论，即当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亦间接地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利益。

    咖啡馆不仅作为商业实体参与经济生活，更为当时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首先，它们为商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以便其与客户及合作伙伴进行谈判和协商：他们可以在咖啡馆舒适的包间里，饮上一杯提神醒脑的咖啡，协商并达成交易。随着咖啡馆变得越来越流行，在其中谈生意亦日渐普遍。正如时人所描绘的，商人们过去经常在酒馆里谈生意，但酒精饮料使他们“昏昏欲睡，无心言商”，而“现在有了咖啡馆，他们便可移尊彼处，略饮一二，谈妥生意，互相道别，然后神清气爽地各奔东西。”[6]98

    其次，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英国出现了一系列大型的金融机构，如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964年，伦敦证券交易所建立于1698年（有意思的是它是起源于咖啡馆中的[3]244-245）。随着这些金融机构的出现，及时的商业信息变得空前重要。而咖啡馆作为信息交换和流通的理想场所，则成为商界和金融界人士的经常光顾之地。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这一时期的咖啡馆变得愈来愈“专业化”：不同行业的人开始有了圈内人经常碰头的咖啡馆——如当时的股票经纪人就经常在乔纳森咖啡馆碰头谈天。[3]248这样的“专业化”使得职业人士可以更方便地与自己的同行讨论交流，因而在专业领域的信息亦可以更快更便捷地流通。

    法国的沙龙则与此刚好相反，它们在本质上是非商业化的。沙龙的女主人们并不想直接从中获取经济利益，访客们亦无此心。对他们而言，沙龙“主要是加入并参与到文学界（Republic of Letters）中的途径”，[3]206而抱着商业目的去参加沙龙则是匪夷所思，甚至令人鄙夷。

    究其原因，则可追溯到17世纪沙龙在法国始兴之时。其时沙龙的重要作用之一是调和新贵族与旧贵族之间的矛盾，促使二者融合。新贵族是指那些通过经商而致富，并随后购买了爵位的人（路易十四为扩充国库，曾大量出售爵位）。他们去沙龙的主要目的当然并不是为了营商，而是认识和结交旧贵族。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淡化甚至抹去自己通过营商而获取爵位的事实（在旧贵族看来，商业是下等公民所从事的），进而更好地融入上流社会。这种“去商业化”在沙龙的形成过程中，成为了其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法国沙龙从一开始，就是反商业的。

    由此可见，英国咖啡馆和法国沙龙的另一区别在于：前者是商业化的，而后者不是。这一区别反映了两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英国，随着迅猛的殖民扩张、技术革新、以及大型金融机构的建立，工商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咖啡馆的盛兴，既是这一发展的结果，同时又促进了这一发展。正如Melton所言：“1680年到1720年的几十年间，既是咖啡馆如日中天的时代，也是英国在商业和殖民上突飞猛进的时代。”[3]244与此相反，同时期的法国依然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国内最富有的人依然是大地主。由于受到“一大堆的政府管控” [8]114 (如国内贸易壁垒)，工商业的发展极其缓慢。这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当时在法国虽然也有咖啡馆，但其在公共领域构建中的作用，却远不及英国的咖啡馆。

三  在政治倾向方面

    按照Melton的说法，沙龙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宫廷中。譬如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第六任妻子凯瑟琳•帕尔，就曾在宫内聚集过一帮文艺界人士，这可被看作是沙龙的雏形。[3]199此后，沙龙文化在英国亦有所发展，然而17世纪中期的内战以及随后的共和时期暂时地清除了宫廷文化，而沙龙在英国亦随之式微。有意思的是，正是在沙龙的发展被阻断的共和时期，咖啡馆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一举获得各界人士之青睐。复辟后，查理二世认为咖啡馆“邪恶而富有破坏性”，因此企图抑制其发展，并于1675年颁布敕令，要求伦敦所有的咖啡馆停业。然而此时咖啡馆的人气已如火如荼，敕令一出，便遭到各方的强烈抗议。迫于压力，查理二世不得不于十天后收回了敕令。[3]242

    上文所述之渊源可以象征性地揭示咖啡馆的政治倾向：它们诞生于共和时期，并且从一开始，就不太受王权欢迎。这使得大部分咖啡馆都具有自由化和反王权的倾向。而咖啡馆的盛兴，亦促进了英国的自由化进程，因为在那里，人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谈论任何话题，包括政治，正如当时的一首诗所调侃的：

世界上的全部事务，

从国王到一只老鼠，

都会在咖啡馆里边，

夜以继日地被论谈……

在此处你可以得知，

时装及假发的样式；

花一便士就可买下，

全世界的新奇八卦。[6]75

    可见，咖啡馆里所讨论的话题，是自由而广泛的。正是在这样自由而广泛的讨论中，涌现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咖啡馆政治家（coffeehouse politicians）”。这一称谓被用来指代那些无权无势，却又对公共事务感兴趣，并乐于在咖啡馆中议论时政的人：“咖啡馆内充斥着小人物 / 他们高谈阔论吞云吐雾。”[9]163这些“咖啡馆政治家”们作为个体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却是公共意见形成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的微不足道反而成为了优势，因为这让他们近乎“隐身”，可以无所顾忌地发表言论而不被追究。这样的优势，是法国沙龙的访客们所没有的。

    与英国咖啡馆不同，同时期的法国沙龙更趋于保守化和和贵族化。诚然，沙龙的访客中亦不乏激进分子，但就总体而言，法国沙龙在自由度上相比更为节制。就其起源而论，它们与宫廷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其于一开始便具有相对封闭和亲近王权的特征。即使在18世纪沙龙经历转型之后，该特征也未完全消失。一方面，与英国咖啡馆敞开大门做生意，原则上只要有钱便来者不拒不同，法国沙龙在其成员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排外性：“尽管沙龙的成员可以带来其他访客，但外人则需要一封大家都熟识并信任者的介绍信，方可加入。”[3]206另一方面，沙龙中的讨论往往是由女主人引导甚至控制的，因此较少出现越界的煽动性言论，不似英国咖啡馆中的讨论那般肆无忌惮，厥词妄议屡见不鲜；此外，其时大部分的法国启蒙思想家（philosophes）——以伏尔泰为代表——都相信“开明的君主专制（enlightened absolutism）”，因而亦较少有发表要废除王权的言论。

    由此可见，18世纪前期英国咖啡馆和法国沙龙在政治倾向上亦有差异：前者更自由化，并带有反对王权的性质，而后者则相对地保守化和贵族化。这一差异反映了两国不同的政治环境：英国自1689年建立君主立宪制以来，王权被削弱，同时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开始崛起，推动社会朝着更自由化的方向发展；而同时期的法国却仍是一个君主集权国家，贵族在文化及社会活动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微乎其微，因而政治氛围也远不如英国开放。

四  结语

    综前所述，在18世纪前期，尽管英国咖啡馆和法国沙龙在酝酿公共意见，构建公共领域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二者间仍存在一系列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英国咖啡馆与报业的联系更紧密，在经济生活中有更大的参与度，并更具自由化和反对王权的倾向。

    这一系列差异反映了其时两国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同。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英国在迈向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的道路上领先于法国。基于一系列本文因篇幅所限而无法详论的原因，到了18世纪后期，英国咖啡馆和法国沙龙均渐趋萧条，风光不再。然而有意思的是，在法国沙龙走向没落后，咖啡馆却迅速崛起，“到18世纪80年代又获得了其之前在伦敦政治界和文艺界中享有过的显赫地位。”[3]208这或许从另一侧面暗示了咖啡馆比沙龙更接近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社会吧。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等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2]JOHNSON, Samuel. A Diction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K].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3]MELTON, James Van Vorn. The Rise of the Public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M]. Cambridge: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4]ELLIS, Markman. The Coffee-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M]. Phoenix: Orion, 2011.

[5]张奎勤. 18世纪英国报纸业的发展与公共领域的形成[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3): 121-125.

[6]ELLIS, Markman. Eighteenth-Century Coffee-House Culture [G]. Vol. 1. London: Pickering&Chatto, 2006.

[7]GOUGH, Hugh. The Newspaper Pre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88.

[8]ARTZ, Frederick Binkerd. The Elightenment in France [M].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9]BELJAME, Alexandre. Men of Letters and the English Public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660-1744: Dryden, Addison, Pope [M]. Trans. Emily Overend Lorimer. London: Routledge,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