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葱绿配桃红”看张爱玲作品中人性的素朴与放恣

    近半个世纪，研究者们对张爱玲的生平及其创作记事挖掘的热情从未间断，如今更是有增无减。这里要强调90年代的大陆张爱玲研究热潮。在艺术技巧方面,则主要集中在张作“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这一主题上,刘鸿音的《葱绿配桃红参差对照的艺术》、姚砒玫的《闯荡于古典与现代之间——张爱玲小说悖反现象研究》等。

    以“葱绿配桃红”的参差对照法来塑造“人性的素朴与放恣”，是张爱玲作品的一大风格。在研究张爱玲的学术体系中，研究者分别对其作品中“葱绿配桃红”的参差对照手法及“人性”的揭露上均有发现与建树，但对两者的相关性并无确切的联系、对应与论述。所谓的“参差对照”写法实际上是一种立体而非平面地、深层而非表面地、交叉而非单线地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对于张爱玲自己来说，普通人的生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是“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最适宜于运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区别于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的那种古典的写法。参差对照的手法像葱绿配桃红，而非大红大绿，是既有对立，能够相互映衬，又有和谐，不至于刺人的眼睛，亦即既有对立，又不是截然的对立；有重合，又是一种有变化的重合，“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较近事实”。 0
透过张爱玲“葱绿配桃红”的参差对照法，我们来解读普通人的命运、爱情、服装层面上显现出的人性的素朴与放恣。

一、命运: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虱子

    张爱玲是一位长于书写个体体验的作家，她关注旧文化背景下女性的悲剧命运，揭示畸形文明中女性的生存状态；也描写与女性命运发生着直接关系的男性世界。因此，她笔下的男性人物有着特殊的人性刻画。

（一）放恣而迷乱的“情感格斗”

    “他是一个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交叉纠葛于东西方文明和两种价值观的‘两栖人’——既深受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又崇尚西方生活方式以及殖民地人欲禁锢松驰的自由，其双重人格在社会规范的“好人”与人性之本的“真人”间此消彼长地相互格斗。”1

    佟振保出生卑微，靠着自己的努力留学西方，学习纺织工程，后来为上海一家外国企业的工程师。在巴黎，他遇到了第一个女子——妓女，他为她花了不少钱，可是还是做不了主，因此他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在英国，他认识了玫瑰。由于回国，两人被迫分手，但这是他后来最缅怀的初恋。然而在他之后的生命里竟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红玫瑰”和“白玫瑰”。

    作品主要写他对王娇蕊的欲望。他一方面对王娇蕊具有无法抗拒的身体欲望，另一方面，又总存在着主流社会的爱情婚姻观念。所以，即使对王娇蕊充满真情，他也决不把她看做是自己的爱情对象。因此，他戒备王娇蕊，控制自己的情欲。但是，在王娇蕊的主动进攻之下，他又按捺不住自己的欲望冲动。于是双方展开文雅、高级地调情。语言、动作都充满着挑逗性，诱惑性，同时是暗示性的，很有分寸。当王娇蕊在欲望中产生爱情要与前夫离婚时，佟振保才悬崖勒马。无论王娇蕊怎么对他表示真诚的感情，他也无动于衷。

    佟振保对欲望的需求与爱情的玩味从来是不加理性与计划的。当佟振保抛弃红玫瑰而去寻找白玫瑰时，作为圣洁爱情象征的妻子白玫瑰，也只是梦中的理想。作者既没有把佟振保塑造成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也没有把孟烟鹂刻画成性格反叛、寻求独立的女子。他们之间的矛盾溢于言表却又隐忍不发。

    张爱玲将以佟振保为代表的所谓成功的现代都市男人的命运与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人搅合在一起，让男主人公在人性情欲的放恣与受压下为所欲为而又苟延残喘。有趣的是，作者在步步揭发佟振保贪婪却又怯懦的情欲前，却先抛出他在国外对女人的克制与被刺激的隐忍。此番参差对照强化了男主人公虽经历过看似放恣的西方文明的熏陶，却在回国后重又萎缩于选择的迷茫与传统婚姻观的窠臼。

（二）鲜艳而凄怆的“金色标本”

    《金锁记》里曹七巧的悲剧命运是通过一系列矛盾展开的。一开始，一个出身低微的女子置身于封建大族，这便是人物不幸命运的开始。再通过七巧与妯娌、三爷季泽以及儿女们环环相扣的矛盾展开故事。张爱玲用自己的笔写尽了自私、 残忍的人性对自身及其他美好灵魂的扭曲和戕害。通过对曹七巧这一形象的塑造，真实地再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丑陋、复杂的人性，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极具独特性的。

    小说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年轻的时候，她也会和街上的猪肉贩眉来眼去，享受着生活的快乐。可是她的大哥为了攀附权贵，把她嫁入了没落大族姜家。有着勇敢、刚强、直爽的一面的她，突然进入死气沉沉、勾心斗角的封建家族，嫁给一个自幼多病的废人——姜仲泽，如此矛盾注定着她命运的悲剧性。
 
    七巧表面泼辣强悍，但是，骨子里还是向往着幸福，她在寂寞的时候时常想起昔日和自己打情骂俏的猪肉贩，甚至，她大胆追求着三爷季泽，并生下了他的儿子。在丈夫和老爷相继死后，她分到家产，带着儿女搬到外头住，终于得以脱离被张爱玲喻为“金锁”的封建家族的桎梏。

    旧时曾托以幻想的意中人三爷季泽来找她，她毫不犹豫揭穿了他的骗财把戏，把自己生命中唯一一点的爱情葬送了，于是吸烟成瘾，不可自拔。儿女长大要成婚出嫁，她不断地和他们斗争，这几近变态的心理葬送了儿女的婚姻。

   曹七巧人性的扭曲是通过她个人情欲得不到满足，继而转向对金钱的控制欲望，后又把自己一生的不幸、怨恨倾泄到对儿女婚姻的操控上来体现。张爱玲自称曹七巧是她所塑造的“最彻底的人物”，彻底在于她把女主人公的性格悲剧用最生活化的方式和歇斯底里的人性放恣表达出来。不难发现张爱玲笔下封建时代处于弱势群体的女性形象与格格不入的旧家族生活环境的冲突。在冲突中，以及多线条的情节交织中作者展现出人物最真实的人性与其命运的凄凉。
 
二、爱情:苍凉意蕴下的情殇爱逝

    《倾城之恋》、《色戒》等里的爱情都是在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典型。时代战乱、为国除害、挣脱封建桎梏是张爱玲为他们设置的大舞台，爱情在上面舞着、跳着，给人物本身，也给我们透露着莫名的苍凉与危机感。

（一）破碎与萌生

    《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出生在封建旧社会，但她却又与众不同。她经历过两次婚姻。白流苏之前的爱情观被埋藏在旧社会的包办婚姻里，只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流苏只能照着老母的步骤，一步一步，循规蹈矩，成为一个封建旧社会婚姻的牺牲品。

    为要抗拒命运，她离婚了，可是她一个人根本无法抵挡传统旧家族的戕害，白流苏只能作“赌徒”。她唯一的赌注是自己的青春和美貌。她给自己的婚姻下了赌。直到遇上了范柳原，她比之前都要谨慎。因为她知道，范柳原要的是爱情而非婚姻，而恰恰相反，自己要的是婚姻而不是爱情。

    “流苏的手没有沾过骨牌和骰子，然而她也是喜欢赌的。她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母。如果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的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净她胸中的这一口恶气。”这里就把白流苏的“赌徒”性格表露得透彻了。她要将自己的青春全盘压上。从事事都听从老母，到不服输的她，可见其人性的放恣与变化。

    而范柳原只接受有爱情的婚姻，他无法接受娶一个对他没有爱的女人。柳原道：“我不至于那么糊涂，我犯不着花了钱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我。那太不公平了。对于你那也不公平。噢，也许你不在乎。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范柳原一语中的，说出了流苏心中的想法，气得挂了电话。而出人意料的是，范柳原暗地里就给了白流苏一个平台。这是他第一次吻她，然而他们两人都疑惑不是第一次，因为在幻想中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炮声响了。香港沦陷了，这消息似乎撞击着流苏，原来的爱情观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在整整开仗了一天后，流苏的屋子是空的，心里是空的，她完全陷于恐慌之中。香港的沦陷让流苏认识到：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香港的沦陷成全了她，也成全了他。”

    混迹洋场“装惯了假”、“对女人说惯了谎”的范柳原，遇到白流苏这样一个经历过婚姻的破碎而小心翼翼的女人，他们相爱却彼此执拗。然而，只要“文明”存在，权力与财富就不会平等，横亘在他们之间的这堵“心墙”就永远坍塌不了，“真心”就永远无法浮现。

    作者将范柳原与白流苏之间爱情的纠葛与人性的隐与现放在战乱下，分别从男女主人公双方的立场来诠释自己对爱情的诉求，使得人性在彼此的窥探中，在环境的一再变化中展开露骨的较量。在爱情面前本没有谁输谁赢，没有谁对谁错，尤其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与战乱背景下，张爱玲并不理会那种为爱死去活来或是无病呻吟，她只让双方对爱情、婚姻的坚持，同时也将双方多层次的缘由，多角度的思虑统统进行或明或暗的对照，使得人性的复杂与盘错愈被显露。

（二）清醒与执着

    《色戒》这部短篇小说写于1905年，故事发生在二战期间各股力量交织混杂的上海，一个化装成学生的女特工为获取情报接近另一方的特工人员易先生的太太，却和易先生陷入了情网。虽然是间谍题材的小说，但是它把主要篇幅放在两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上，王佳芝对情爱的幻想、对性的迷恋终于让她误入了自己设的圈套里再也没能出来。就在刺杀易先生即将得手之际，剧情戏剧性地发生逆转，王佳芝在老易为她买钻戒的过程中深受感动而改变初衷放了他，却害死了自己，并且秧及了组织里的其他成员。在整个的故事里王佳芝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爱恨交织的心情让人心痛。

    “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张爱玲描绘《色戒》里的王佳芝是一个对国仇清醒，甘心为了组织，为了国家牺牲小我，却对自己的情爱模糊的女子。她自十二三岁起就不乏有追求者，从十五六岁起她就只顾忙着抵挡各方面来的攻势，这样的女孩子不太容易坠入爱河，抵抗力太强了。

    直到为了设计陷害目标而接近了易先生一段时间以后。那，难道她有点爱上了老易？她并不确定自己的感情，和所有坠入爱河的小女人一样，只觉得暧昧不清，不敢不信，但是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因为没恋爱过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 再到最后生死一瞬间时，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 她想到这个人在自己精心周旋的计划里，瞬间马上要丧命于枪口之下，便在心里升起了不可名状的情感和挣扎，以致在最紧要的关口，她做了自己最真实的，不加理性思考的决定。计划破灭了，而她自己也洒脱了。

    在张爱玲心中女人就是这样，永远是感性的和感情的动物，那一刹那真爱的感觉让她把两年的精心设局、同盟挚友、爱国热情，甚至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忘了，只有这一刹那真爱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为了这一真爱 ，整个世界及生命都可以放弃。作者将女子人性中情欲胜过理性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剥离出来。

    故事的结尾，平静的叙事、戏谑的笔调丝毫掩盖不住作者刻意安排的参差对照：一盘精心策划的生死戏局落幕，而始终上演着的无聊牌局丝毫未显懈怠。在大环境下的小人物又能把握得了什么？尤其是女人。而当情爱这一致命的“毒药”开始在身上发作时，她们的义无反顾、舍命放恣才真的让人诧异，叫人叹服。没有轰轰烈烈、斩钉截铁的冲突，不过是苍凉的故事，没有值得，也没有不值得，作者对这样的人性探索延伸到故事之外。

三、服装:表达人生的袖珍戏剧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对人物服饰的描写是丰富而极细致的。她曾说过：衣服是一种语言，是表达人生的一种袖珍戏剧。张爱玲对服饰的敏感贯穿在小说创作审美和存在哲学中，在她的笔下，人物的面部表情往往是模糊的，而衣装饰品却是完整的、鲜明的。她以服装的参差对照来展现人性。

（一）“衣冠不整”与“严装正服”

    “也许每一个男人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作者开篇的参差对照，为下文红、白玫瑰在佟振保内心的强烈对比做好了铺垫。

    首先，我们可以从红、白玫瑰各自的开场来看。红玫瑰——王娇蕊：“一件条纹布浴衣，不曾系带，松松合在身上，从那淡墨条子上可以约略猜出身材的轮廓，一条一条，一寸寸都是活的。”这不可不说是对振保的一种“诱惑”，而这样露骨的描写，也正展现了红玫瑰的魅力，展示出放恣的性格特点；而白玫瑰——孟烟鹂的出场则没有这样眼前一亮的冲动，“初见面，在人家的客厅里，她立在玻璃门边，穿着灰地橙红条子的绸衫，可是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笼统的白。”孟烟鹂的白意味着空洞、乏味、无内容、没有自我。“如果把服饰看作是一种自我塑造的方式，她的白，正源自长久以来的着装方式——严装正服，一切都按照社会的、他人的、男性的理想来塑造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最合乎规矩，然而是毫无想象力和缺乏自我意识的女性。”2

    当振保与王娇蕊同在一个屋檐下，当他不经意的下班回家时，“她穿着一件异地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粘着什么就染绿了······两边进开了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子十字交叉一路绿了起来，露出里面的深粉红的裙”过分刺眼的绿红色调是红玫瑰的典型色彩，这样露骨细致的描写正突出了王娇蕊“放恣”的性格。无意之中的展现，却十足地对佟振保造成了欲望的冲击与挑拨，暗示着男人在放恣女人面前的本性；而对于孟烟鹂后为人妻，当振保无视她时，她却选择了苟合裁缝。振保无意间又撞见了她在浴室，“她提着裤子，弯着腰，正要站起身，头发从脸上直披下来，已经换了白地小花的睡衣，短衫搂的高高的，一半压在颌下，睡裤臃肿的堆在脚面上，中间露出长长一截白蚕似的身躯。”没有刺眼色调的冲击，依然是单调无味的白，她作为妇人的呆板、空洞、她灵魂中的“白”，与红玫瑰的艳丽形成鲜明对比。

    最后，是两人的结局：振保与王娇蕊在公共汽车中偶遇，对于王娇蕊的服装，作者并没有描写，但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她依然是艳丽；而孟烟鹂的结尾则是这样的写到，“她穿着一身黑，灯光下看得忧伤的脸上略有些皱纹，但仍然有一种沉着的美。”虽不再是那“笼统的白”，却依然是单调的颜色——黑。

    “服饰文明的流变过程中蕴涵着民族性亘古的延伸和变化，同时也负载着丰富的社会内容,成为一种时代的话语，反映人们在某一时代精神上的潜在追求”3。红玫瑰与白玫瑰，作者用迥然不同的服装来展示她们所接受的迥异的文化熏陶、迥异的性格，隐藏在服装下的人性的“素朴”与“放恣”被展现出来。“衣冠不整”与“严装正服”恰恰将作为新时代男人生命里的情人与传统妻子的两类女人做了对照，折射男人人性的矛盾面。

（二）“鲜整明晰”与“苍白无力”

    张爱玲也透过一个人物不同时期服饰的增减来展示人物的沦落及人性的千疮百孔。张爱玲在《更衣记》里总结到“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作者对《金锁记》中曹七巧服装变化的描写，是她性格发生转变的表现。

    曹七巧嫁入到姜公馆前，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大镶大滚的服装款式大方却并不张扬，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简洁的色调、朴素的衣料，跳跃着青春少女的朴素健康。这时的七巧虽然在物质生活上并不富足,但她是自由快乐的，浑身散发着火辣辣的青春活力。高高挽起的衣袖下的白手腕颇具诱惑力，显示出卖油女曹七巧带有风尘色彩的独特风韵。

    曹七巧在文本中第一次出现，“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住腰，窄窄的袖门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镶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袴子······”寥寥几笔，我们看出她的着装款式和行为举止中流露出的娇媚。这时的曹七巧嫁到了大户人家，但丈夫患有痨病，各种欲望得不到满足，对于未来、家庭、自己的命运尚存一些合乎人之常理的愿望。她起初的服装打扮表现出她性格中真实的所要。

    然而，当她费尽心机、时光去追求她想得到的东西时，渐渐的，年华老去。当曹七巧失去了季泽，失去了青春，被黄金的枷锁牢牢套住之后，这时，“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持着两个高大的女仆······”年轻时的自由热情早已不复存在，希望全部破灭，只剩下了疯狂的报复和满身的鬼气。这里，不仅是单纯的服装对比，而是更为深刻的人性对比——最初的“素朴”到最终恐怖的“放恣”——服装的变化正体现了这性格的变化。只是简单的服装刻画，但我们却能从中体会到曹七巧一生的转变，不仅仅是外观，更是她的内心！

    服装，本身只是简单的外在之物，但在张爱玲的笔下，却成为展示人性的有力工具。张爱玲精妙的“葱绿配桃红”的参差对照手法，让我们从中看到人性的转变。知衣便可知人。如台湾学者周芬伶在其著作《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谈到：“张爱玲偏爱服饰描写，因为描写衣服即描写女人本身。”4
 
    “葱绿配桃红”既是张爱玲小说特有的参差对照手法，又形成其刻画“人性的素朴与放恣”的张力，两者的联系如一幕幕剧的“台前”与“幕后”，前者给人直观的色彩亮相，同时又让人不禁好奇揣摩后者的真假与虚实。

    作者笔下人物生活的环境是沉重的，战争爆发、封建家族的没落、中西文化冲突······而张爱玲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人性，她把她笔下的人物放在各种矛盾的冲突之中，让他们在残酷的现实中挣扎，充分展现人性的美与丑的绞杀，辛酸而不无美感地反映着生命的本来面目。正是一种较近真实的写法来真诚地表达人性，伴随着对立、映衬与和谐，张爱玲笔下人物的素朴与放恣才显得格外真实。

    将张爱玲小说中典型的参差对照伸展到“人性”这一深层角度，审视、解读作品中所塑人物的命运、爱情，同时张爱玲小说里服饰的个性描写便可谓不得不提。因其小说大都揭示的是千疮百孔的人性世界，小说中人性的沦落蜕变总是通过作者对衣饰的描写加以暗示的。

    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能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正是如此，从作品矛盾的人物中，我们看到了其显外的光辉，也看到了内心的凄凉。从典型人物在命运、爱情、服装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用“葱绿配桃红”的参差对照来体现“人性的素朴与放恣”的魅力与特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