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末年词学衰微论

康熙末年，词风由极盛而趋于衰微，当时的词人就已经看到了这种现象，当代学者也有过论述，严迪昌先生在《清词史》中有专节谈到这个问题。严迪昌先生主要是针对顾贞观的观点提出反驳的，笔者认为有可商榷的地方，且论述还不够全面，所以特就这个问题再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顾贞观在《与陈栩园论词书》中说：

虽云盛极必衰，风会使然，然亦颇怪习俗移人，凉燠之态浸淫而入于风雅为可太息。假令今日更得一有大力者起而倡之，众人幡然从而和之，安知衰音之不复盛邪？[1]P509

顾氏的这篇文章作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他是从“窃叹天下无一事不与时盛衰”的角度，来论述词的盛衰是必然的，但如果“一有大力者起而倡之，众人幡然从而和之”，词必会重新振兴起来。严迪昌先生就是抓住他的这个观点进行反驳的，严先生认为康熙帝正是这一大力倡之者，他说：“词这一文体也结束比较自在松散不受注视的历史阶段，毫无例外地被置于统管整饬状态。这种统管和整饬何尝不是一种‘大力者起而倡之’呢？康熙帝自己亲自躬问，还能说不是‘有大力者’吗？”[2]P305严先生接下来指出康熙后期“钦命”的《词谱》和《历代诗余》，只是从“意”的指归和“谱”的规范上加以制约，特别是《词谱》的制定是“在‘宫调失传’已数百年，重开已无宫调可弦的新的‘大晟乐府’，津津导引词人们去寻觅‘古昔乐章之遗响’，这是对脱离音乐而成独立抒情文体的词来说，不啻是釜底抽薪的一次整肃。任何文学样式得以发展的生命力的源头是‘人心’与被‘人心’所感受的‘人间’。‘人心’感受自‘人间’所激发的‘情’，现在‘钦命’要再次将‘哀乐喜怒’接受严格的能“谐管弦”的声律的制约而后传之于声，词的生命力能不受戕伤吗？”。最后他得出结论说：“所以，说《钦定词谱》等颁行，清词‘中兴‘气象开始蜕化，高峰趋于退潮，活跃期转入沉闷，并非是随意性的揣度。”[2]P306当然，严先生的观点也是正确的，是从一个方面分析了清初词学衰微的原因。但笔者觉得他对顾贞观的“大力者”的理解不完全正确，严先生讲康熙是“大力者”，是从其掌握的权力来看，而顾氏的“大力者”则应理解为本身有着很深的词学造诣、在词的创作上作出突出成就的人，即词学上的领袖人物。顾贞观关于领袖人物的作用，在本文的前面有过论述，其文如下：  

自国初辇毂诸公，樽前酒边，借长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托，久则务为谐畅。香岩（龚鼎孳）、倦圃（曹溶），领袖一时。唯时戴笠故交，担簦才子，并与宴游之席，各传酬唱之篇。而吴越操觚家，闻风竞起，选者、作者，妍媸杂陈。渔洋之数载广陵，实为斯道总持。二三同学，功亦难泯。最后，吾友容若，其门第才华，直越小山而上之；欲尽招海内词人，毕出其奇，远方骎骎，渐有应者，而天夺之年，未几，辄风流云散。渔洋复位高望重，绝口不谈。于是向之言词者，悉去而言诗古文辞。回视《花间》、《草堂》，顿如雕虫之见耻于壮夫矣。？[1]P509

顾氏在文中指出清初的龚鼎孳、曹溶、王士祯都是这种领袖人物。他们不仅本身的词作成就很高，而且对当时一些著名的词人都有提携、引导等作用。龚鼎孳有《香严词》、《三十六芙蓉斋词》数刻，后定本通称为《定山堂诗余》，其词初期绮丽悱恻，后期苍润清腴；尤为称道的是龚鼎孳对人才的爱护，吴伟业曾说他“清操雅量，领袖人文，通籍四十年，宦囊如洗，惜才哎士，常典贷结客”[3]P117尤其是他对陈维崧的爱护更成为词坛的佳话。曹溶自己以词著名，并对后辈词人尤其是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的词学思想和创作有直接的影响。王士祯本人有《衍波词》，并有词论《花草蒙拾》，还同邹祗谟共同编选《倚声初集》，而他在广陵词坛的活动更是后来人津津乐道的词坛盛事。这些人才是顾贞观所指的“大力者”，他们对词坛的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他们靠的是本身的人格魅力，而非手中的权力，他们也没有办法限制别人的词学思想和词的创作，而康熙帝虽写词，一则数量少，《御制文集》第三集中存有四阕，即《点绛唇·春雪晴望》、《风入松·腊日》、《柳梢青·乙酉仲春南巡船窗偶作》、《临江仙·自镇江之江宁》，均作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及次年。二则质量不高，词大抵表现莺歌燕舞的“承平”气象，所谓“大块光风。春畴一望，满目从容”“村庄里，安平气融。乐志情深，读书意远，与古和同”（《柳梢青》）云云，可说是最称典型的“歌咏太平”。他靠的是手中的权力，对词坛的影响是反面的、消极的。所以这种“大力者”和前面的“大力者”是非同日而语的。笔者以为康熙晚期词坛衰微的原因总起来有以下四端：

一、时事的变化：盛代宜雅颂

文学有条规律叫“国家不幸诗家幸”，在国家动乱之际，往往是文学最为发达的时期，词也不例外。康熙十八年之后，康熙帝已完全完成了对国家的统一，国家进入了“康乾盛世”时期，文学就成了歌颂盛世的点缀了。正如蒋景祁的《荆溪词初集》序文中说：“古之作者，大抵皆忧伤怨诽不得志于时，则托为倚声顿节，写其无聊不平之意。今生际盛代，读书好古之儒，方当锐意向荣，出其怀抱，作为雅颂，以黼黻治平，则吾荆溪之人之文不更可传矣乎？而词之选不亦可以已乎？”[4]这里虽然是谈阳羡词风的不合时宜，同时也指出生于盛世，词风也应该跟着变化。徐乾学《陈其年湖海楼诗序》也谈到诗风与时事变化的关系：

思前代之人，其遭时不幸，至于颠隮失所，及天下始平，干戈不用而文士出，而斯人者已穷困以老，或死不及见矣，岂非其命与。若陈子则膂力方刚，遭遇国家盛典，致身侍从。夫志和者其音乐也，于是又将变其激昂歔欷者，比于朱弦疏越，以奏清庙而傧鬼神，而出于前代诗人之所不及见，则陈子之于诗，殆又将变已。[5]

这里讲到陈维崧的诗风随着国家的盛衰和个人本身的经历而发生变化，这是正确的。

二、统治者的干涉：规范与打击

    统治者的干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范，严迪昌先生将这点已讲得很清楚，我想引用他的话作为证据，他说： 

康熙在其后期亲政阶段“钦命”编纂《历代诗余》和《词谱》就是从“意”的指归和“谱”的规范上加以制约，特别是强调词必须协律，将合乎音律的问题提到学术的高度来倡导，这就是和即将全面形成的乾嘉朴学的音韵、训诂、文字之学互相渗透，词的“意”必然趋于淡化，生气活力必然被声律音韵所束缚。纠正明代以来谱律的混乱、词曲的相淆，本是为能更好地发挥词的独立的抒情功能的正律厘谱之举，被推到了另一个极端。于是，唯美的、唯雅的、专事阴阳四声的各种崇雅流风、格调派别“幡然从而和之”，清词的发展出现了一个低谷。[2]305-306 

统治干涉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打击。文字狱就是统治者对文人的残酷的打击，同时也是对文学的摧残。康熙朝的文字狱以庄廷鑨《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影响最为深远，雍正朝的文字狱更是多且严。词这种文体不再是“逍遥法外”了，也成为统治者整肃的对象了。统治者的这两手，一个很明显的用意就是将词人赶入到皓首穷经的渊薮，词的衰微当然是无法避免了。

三、学术风气的转变：审音与游戏

    学术风气的转变是和统治者的干涉紧密相连的，因为有统治者的干涉，所以才有学术的转变。清中期的“乾嘉学派”就代表学术的转变。这种学术风气的对词人的影响也是两个方面，词人或者将词当成一门学问去潜心研究，主要是其音律，康熙帝在《御制词谱序》已指明了方向，他说：

唐之中叶始为填词，制调倚声，历五代北宋而极盛。崇宁间大晟乐府所集有十二律六十家八十四调，后遂增至二百余，换羽移商，品目详具。逮南渡后宫调失传而词学亦渐紊矣。……既命儒臣先辑《历代诗余》，亲加裁定，复命校勘《词谱》一编，详次调体，剖析异同，中分句读，旁列平仄，一字一韵务正传讹，按谱填词，沨沨乎可赴节族而谐管弦矣。《乐记》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哀乐喜怒，咸感于心而传于声。词之有调亦各以类应，不可牵合……是编之集不独俾承学之士摅情缀采，有所据依；从此讨论宫商，审定调曲，庶几古昔乐章之遗响亦可窥见于万一云。[6]

这段话的用意很明显，“是编之集不独俾承学之士摅情缀采，有所据依；从此讨论宫商，审定调曲，庶几古昔乐章之遗响亦可窥见于万一云”。要词人去研究已失传的词的音律。或者词人要填词的话，就只能去游戏文字，去填一些与社会、与人间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无关痛痒的“群芳谱”之类的咏物词。词体的地位已经边缘化了，或者说成了京师“大儒”们公余的应酬之事。王朝谳为曹寅《楝亭集·楝亭词钞》作序记载：曹寅“少时尤喜长短句，当己未、庚申岁，陈、朱两太史同就徵入馆阁，而公以期门四姓官为天子侍卫之臣……每下辄招两太史，倚声按谱，拈韵分题，含毫邈然，作此冷淡生活。每成一阕，必令人惊心动魄，两太史动以陈思天人目之。时又有检讨从子次山，阳羡蒋郡丞京少、长洲黄孝廉戢山，相与赓和，所作甚夥。”[24]这“己未、庚申岁”正是康熙十八年和十九年，但这更多的是出于应酬和游戏。与当时的学术风气比较起来，作词已经被称为“冷淡生活”了。

四、士风的变化：瘦狂那似痴肥好

纳兰性德的《虞美人·为梁汾赋》里描写了词人的处境：

凭君料理花间课，莫负当初我。眼看鸡犬上天梯，黄九自招秦七共泥犁。瘦狂那似痴肥好？判任痴肥笑。笑他多病与长贫，不及诸公衮衮向风尘。[1]P193

“瘦狂那似痴肥好”形象地道出了词人的尴尬处境，要做词人的话，只能是“多病与长贫”。陈维崧、朱彝尊等在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儒考试中一举成名，从而也改变了他们的学术道路。所以在博学鸿词科考试后，“向之言词者”如果不能像朱彝尊、陈维崧那样入选史局、骤然改变身份地位，就会感到非常失落。李良年在落选后，“出都时自吟断句云：‘还家未敢焚诗草，翻恐人疑是不平。’又云：‘儿童莫笑诗名贱，已博君王一饭来。’”[8]这颇有几分自嘲的意味。而词学研究也逐渐受到了冷落，如万树在《词律自叙》中提到：“戊申、乙酉之间（康熙七年、八年），即与陈检讨其年论此志于金台客邸”，到“丙辰、丁巳之际”（康熙十五、十六年）开始编著，而不久博学鸿词科考试后，“同人皆鹊起以乘车，贱子则鹑悬而弹铗”，他不禁“兴既败于饥驱，力复孱于孤立。赉此怅惋，十稔于兹”。[9]P1直到康熙二十六年才编纂完成《词律》。

     综上所述，百派腾跃、热闹非凡的明末清初词坛在时事变化、统治者的干涉、学术风气的转变、士风的变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已变成了晚春之花、暮秋之叶，在康熙末年走向了衰微。

参考文献：

[1]纳兰性德，赵秀亭，冯统一笺注．饮水词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5：509 

[2]严迪昌．清词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3]王揖唐．今传世楼诗话[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117

[4]蒋景祁．荆溪词初集[M]．康熙十七年刻本

[5]徐乾学．憺园文集卷二十一[M]． 冠山堂藏版

[6]玄烨．御制词谱序[M]．四库丛书本

[7]曹寅．楝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曹贞吉．秋锦山房词序[M]．浙西六家词[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425册

[9]万树．词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