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影萍踪何处寻，回首故纸烟云间——唐代小说中侠之类型

五陵少年鞍白马，一挥金鞭拂青云，笑入唐姬酒肆中；素衣白练乘风雪，莫道红颜随逝水，永存侠影江湖间。风云人世间，总有惯作浪游的江湖儿女，挟酒仗剑历风霜，皇图霸业也好，国仇家恨也罢，当度尽劫波，倚楼听雨，那一场怅然平生事，尽付苍茫烟云。侠客有情，文人有梦。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文人对“诗剑情侠”的倾慕向往已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学之中。无怪乎唐代传奇中侠义小说独树一帜，虽不似明清近代之浩大声势，亦不如金古温梁之独开大家门面，然其任侠精神，百代之下仍赫奕章灼。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的形象最早出现在《韩非子·五蠹》中时，是“权行州里，力折公侯”的无法无天、徒逞莽勇之辈；而韩非眼中社会动乱的根源——“儒”与“侠”，一个自汉代成为中原正统思想，一个自唐后给世人留下千古侠客梦。

自秦汉始，侠之踪影屡屡见于诗书间，从《史记》、《国语》到《左传》、《战国策》，弹铗长歌、负剑远行的侠客形象并不罕见。而后文人诗歌也有所涉及，如曹植的“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张华的“雄儿任气侠，声盖少年场；借友行报怨，杀人租市旁”。最初唐人也是多在诗中抒发心中的豪侠情怀，如“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当朝揖高义，举世称英雄”。这些诗中动辄提剑驾骑取人性命的侠客，形象单一，其意义难以得到充分展开，因而唐代文人始借助小说来更好地阐释胸怀 。

明人胡应麟称：“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鲁迅则据此进一步解释：“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采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意为小说。”故而唐传奇中的豪侠小说，实可视为中国武侠小说之开端。自开元、天宝后，唐代社会动荡，矛盾突出，特别是封建统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中央政府与地方强镇的矛盾，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此二种矛盾愈加激化。山河破碎，满目疮痍，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对“以武犯禁”的豪侠自然寄予了某种希望。“乱世天教重游侠，忍甘枯槁老荒邱”，豪侠小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事实上，乱世也并非促成唐代豪侠小说兴起的唯一原因。唐代是历史上比较繁荣的时期，封建礼教的束缚相对松弛，社会精神昂扬奋发，因而人们偏于高估自己的价值，强调个性自由，蔑视现存秩序和世俗礼法，即使身居太平盛世，文人心中也自有一片剑影刀光。“重义轻生一剑知，白虹贯日报仇归。片心惆怅清平世，酒市无人问布衣”。居然由侠士之无法大显身手扬名四海而抱怨起“清平世”来，可见豪侠小说之兴起缘由，与不平之社会，和个人气质之发扬密不可分。

唐代豪侠小说虽数量不多，类型却不少，草莽豪杰、方外僧道、闺中女子、低贱奴仆皆可入文，有些形象甚至绵延至今亦常作书中主角。其中，有三种传统定式思维中少见于豪侠题材的类型，即隐者、忠仆及侠女。他们并非扬名江湖的浪客豪士，或白衣长剑的少年俊杰，甚至还是常人眼中的弱势群体，但这种逆向设定的身份，反而更赋予他们神秘感，令人过目难忘。

一、大隐隐于市——侠之隐者

大隐入朝市，小隐入丘樊。看过《天龙八部》的人，一定会对其中被誉为金庸小说第一高手的扫地僧有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倏然而出，倏然又隐，身藏寺中无人知晓，却以高深莫测的功夫震撼全场，又以精妙绝伦的佛法点化痴人。若以佛经观之，扫地僧几可视为佛祖；若追溯小说形象渊源，这种身怀绝技的无名隐者，大约来源于唐传奇。这类侠者，多隐于市朝，出身布衣，为寻常百姓，然身怀绝技，路见不平，则解人之厄、成人之美，事毕复隐于尘世，难知其踪，世人更不知其名，仅以“京西店老人”、“黄衫客”等等代之。

《京西店老人》中，韦行规自负箭术精湛，目中无人，不听京西店老人的规劝，执意连夜赶路，遭遇袭击。来人操纵风雷闪电，并以木屑为武器进行攻击，木屑堆积竟有尺高。韦生甘拜下风，后发现原是京西店老人挫其锐气所为。这位老人看似稀松平常，却深藏不露，可驾风雷驭闪电，但微露功夫只为警醒后生。待韦行规返回前店，见“老人方箍桶，韦意其异人也，拜而且谢”。一位垂髯老者，身怀如此绝技，却甘隐市朝箍桶为生，其身世不可谓不神秘，心境不可谓不高绝。或许老人年轻时因目中无人而铸成大错，因而隐于市店，见后生小辈重蹈己之覆辙，便下意识出手点醒；也或许老人实乃向时武林豪杰，见惯浮沉大浪，一日退隐，居于京郊，淡泊度日，偶忆平生事，又出手相助路人。就像《笑傲江湖》中的潇湘夜雨莫大先生，神出鬼没，气度逼人，而最后只以一曲胡琴复归暗夜。但竟事实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留在故纸堆中的，只有一个像《卅三剑客图》中“风雷电，板一片”的箍桶老人，斜倚店门，观斜阳如血，伴昏鸦老树，笑容恬淡无求，眼神深邃难名。

无独有偶，另一篇《兰陵老人》中也有这样一位江湖异人。京兆尹黎干带着衙役到曲江祈雨，众人皆回避，独一老人拄杖于路旁，并不在意。黎干见他冒犯，一怒之下命人将这老者打了二十大棍，结果老人竟丝毫无事地离开了。黎干疑之，便登门拜访。不料老人竟精通养生，且以“迭跃挥霍，批光电激”的神技警示黎干，但“翌日复往，室已空矣”。许是老人料到若被奉为神人，必不堪门庭若市之扰，又或是避免宵小心生歹意，不屑卷入阴险斗争，更也许是因其本性固喜漂泊。这种飘然归远式的结尾，更增添了隐者之侠的神秘感。

《霍小玉传》中，小玉遭李益负约，愤恨欲绝。有侠士“衣轻黄纻衫，挟弓弹，风神俊美，衣服卿华”，瞒着小玉设计将负心汉李益骗到家中，令小玉“死而瞑目”，也属于此类隐侠。他隐于市朝，故得知李霍之事，又有侠义热肠，故助二人复见诀别。侠士无名，却教人心向往之，正是：一代名花付落茵，痴心枉自恋诗人；何如嫁与黄衫客，白马芳郊共踏春。

二、忠魂护主——仆者亦侠

在唐代豪侠小说中，有一类形象较为特殊，他们身份地位较低，但侠义豪情不减，为报主人知遇之恩，甘于冒险献身。也许，他们只是侠客公子身边不起眼的影子，或是千金佳人身边无甚重要的附属；但他们为主解忧、雪冤，玉成其事，大放异彩。唐代开设科考，寒门弟子得以进入政治核心。怀着知恩图报的观念，他们在“士不遇”文化规定中的伦理价值观下，宁愿冒险代恩主刃仇，敢轻生死，也不负恩义。微贱之士的知恩图报之行，是侠者自尊自重的最好证明。《红线》之夜盗金合，《田膨郎》中小仆擒盗，《昆仑奴》之夜越重垣，《聂隐娘》之屡退刺客……主人有难，便无一例外赴汤蹈火，以报恩情。虽然他们只是侍役婢仆之流，其铮铮侠骨、赤胆忠心仍在史籍云烟里留下光芒

《田膨郎》一篇中，真正的主角却是朝廷官员王敬弘身边的一个小仆。戒备森严的皇宫中，文宗的白玉枕竟为贼所盗，便命朝臣擒此贼。当小仆看到他的主人为此烦忧时，便想为主解忧。主人与宾客宴饮，欲乐器助兴，而“更漏已传，取之不及”。小仆为取得主人信任，在宴饮将散之时请缨，“若要琵琶，顷刻可至”。他倏忽往来，令王敬弘甚为惊异又不得不信。在短暂的大显身手后，小仆便向主人道出自己的初衷：“顷年偶至京国，今欲归乡里，有一事预报恩。”随后便亲自出马，抓获偷取宫苑宝物的侠盗作为报答。“上喜得贼”，大加赏赐了王敬弘，而同样当赏的小仆却“已告敬弘归蜀，寻之不可”。这样一位“年甫十八九，神采俊利”的义仆，平日默默无闻，于关键时刻得立大功后，却选择了“青山独归远”的结局，比之从头至尾受万人景仰的大侠名士，未尝不多了另一种潇洒豪气。值得一提的是，文章塑造了两种豪侠形象类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一类是为“人主”和“权贵”服务的，一类是给“人主”和“权贵”捣乱的。小仆属于前者，田膨郎属于后者。捣乱“不过是闹点乱子而已”，决不是“叛”，但也是不被允许的，因而自然会有另一类豪侠替“主人”除掉。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却几乎成了后代侠义小说的公式，如清代《七侠五义》之类，其主体框架正是侠盗两类人物据此演义的。而小仆之归隐，又避免了为后人所诟病的“愚忠”误区，因此愈显得不羁出尘。

《昆仑奴》中的磨勒，是“显僚”崔氏之子崔生身边的一个奴仆。崔生在“一品者”府上作客时，爱上了一品官员身边的歌妓红绡，红绡也对崔生暗许芳心，离别时，“妓立三指，又反三掌”，暗约崔生前来幽会。崔生回到家中，对红绡设下的谜题百思不得其解，自此“神迷意夺，语减容沮”。这时，善解人意的昆仑奴便粉墨登场，不但帮助主人猜出哑谜，还背负崔生越过大员家的十重围墙，前去相会佳人。后来在他的努力促成下，两个有情人才终成眷属。而被甲士包围的昆仑奴“遂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十多年之后，崔家有人见他“买药于洛阳市，容颜如旧耳”。昆仑奴为主分忧，已是集智、勇、忠于一身，而十多年后的“容颜如旧”更添一分玄秘之感。

三、凛然巾帼是将军——女侠

在唐以前，侠者形象一般是男性，少有女性。而唐代，随着侠义精神的张扬和思想观念的开放，涌现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女侠。她们有的忍辱负重、报仇雪恨，如谢小娥、贾人妻、崔慎思妾，有的依附藩镇、为主效力，如聂隐娘、红线；有的行踪诡秘、技艺惊人，如车中女子、三鬟女子。她们不拘囿于闺房之中，勇于干预社会；缠绵气少，儿女情短，却英雄气盛，敢说敢为。唐传奇中的女侠，不具清怨哀婉的阴柔美，而是奔放、豪爽、热烈、阳刚，发乎自然本性，显出英雄本色。比之娇俏可人的黄蓉、清丽绝俗的小龙女，更像是剑胆琴心的翠羽黄衫霍青桐，亦或是英姿飒飒的草原公主飞红巾。

复仇是武侠小说中常见的主题，而唐传奇中的女侠里，便有一类复仇女侠。《谢小娥传》中的小娥，身为弱质女流，为报血海深仇，化装成男子，接近仇人，表现出了非凡的忍耐性和机智。而贾人妻和崔慎思妾相似，她们身负大仇，隐居潜伺，忍辱负重，表面是勤俭持家的贤妻良母，内心却燃烧着复仇之火；行事果决，如快刀斩乱麻，待得大仇已报，与丈夫话别后斩杀亲子以绝其念，然后飘然而去，不知其踪。她们如此忍情灭性，自然是弃绝了女性最本能的感情，然而从文本角度出发，这样的情节方能使侠的形象从女性柔顺沉默的身体里超拔出来，媲美男性侠客。中州男儿忍巾帼，不意女流亦青史，而其杀子，乃为决念，古之侠莫者能过焉。

肉食朝臣尽素餐，精忠报国赖红颜。唐代藩镇割据，民众苦不堪言，而《红线》中的女侠红线，单枪匹马入魏城、盗金合，从而使“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在“侍人四步，兵器森罗”的条件下，红线略施神功，便将金合从一位元帅的枕边盗走，艺超鬼神。红线此行虽是盗金合，却非巷闾间的小偷小摸，而是一次重大政治任务，关系着百姓的生死。她于无形中消弭战祸，为百姓谋得了福祉，又给田承嗣一个严正警告，是一箭双雕。正可谓“盗亦有道”，不知后世“盗侠”楚留香的形象是否也与红线有些微渊源。

《聂隐娘》故事近似《红线》，而情节更为离奇曲折。魏博镇大将聂锋之女聂隐娘，十岁时被一尼姑窃去，学道五年，能飞善剑，曾于都市中刺杀有罪之人，归家后又自择一磨镜少年为夫。魏博节度使知道她的本事，就收买她，命她去行刺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刘能神算，礼迎隐娘夫妇，隐娘服其神明，便背魏归刘，几次挫败魏帅的刺客；后来为其夫乞得一个挂名的官衔，自己便入山寻访得道的高人去了。作者将聂隐娘刻画得异常神奇，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能变幻身形、善隐身之术，还能化尸为水，剪纸成物，这不但是剑侠，几乎已成了剑仙。而“剑”，在之后的武侠小说中，可以说是侠客的必备之物，仗剑天涯则是侠士最为标准的形象。正如明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所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可谓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唐传奇中的女侠，还有一类是略带传奇色彩，或神秘或有趣的。车中女子，甫一出场只是一位“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满髻，衣则纨素”的妙龄女郎，却领导着一群技艺出众的男侠盗。更令人吃惊的是，她竟蔑视皇权，盗取皇宫宝物，并为搭救无辜者，只身入虎穴，不能不称之为一位奇女子。而她衣着纨素、以绢为器的形象，也很难不让我们联想到金庸笔下，浑似姑射真人、天姿灵秀、意气殊高洁的小龙女。再如《潘将军》中的三鬟女子，盗取将军宝物玉念珠，并藏之于慈恩寺塔上，一点不留痕迹。女侠艺高胆大，为人直爽，蔑视权贵，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清代朱翔清的小说《空空儿》中，女侠空空儿盗取两江总督黄太保颈上的串珠，让他到报恩寺塔顶上去取的情节，正夺胎于此。再看《虬髯客传》中“风尘三侠”之红拂女，她慧眼如炬，于风尘之中识得英雄，且智勇双全、胆略过人，与李靖、虬髯客并行，不输一分光彩。更难得她身为女子，潇洒坦荡：初遇虬髯客之时，红拂正在梳妆，然其不避不惊，沉静如常，最后结识了一位肝胆相照的“义兄”。这非关风月，只为真心的阔大襟怀，千载之下无出其右。

司马迁首为侠客立传时，即推重“侠”之“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这便是千古侠客的精神写照，不仅有“相与信，同是非”的一诺千金，还有轻死生、重气节，“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打抱不平，更有快意恩仇，“不轨于正义”的自由品格。无论是“閭巷之侠”、“布衣之侠”还是“卿相之侠”，他们都乐于坚守这“侠道”精神，一往无前，慷慨赴死，无怨无悔。

“侠”之一字，已经根植于中国文化，成为特有的文化现象与社会价值取向。在唐传奇中，隐侠、仆侠、女侠、盗侠、义侠等系列侠士形象，丰富而复杂，具有极高的文学与社会价值，为后世武侠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蓝本，也为后代寻觅侠客幻影的痴人创造了一个风云涌动的武林旧梦。

宝玦谁家子，长闻侠骨香。也许，就社会进程而言，侠客的作用微乎其微，但他们却使得无数人向往并追求那种崇高又“不切实际”的“侠骨”。“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而向西笑；知肉味美，则对屠门而大嚼”。即便只是梦一场金戈铁马英雄事又如何，且看那梦如何快意，仗剑挟酒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蓦然回首，淡看江湖路，事渺人遐万事空，不过几重烟云几棵松 ，几层远峦几声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