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疏离到融合——探析白先勇的移民小说对美国形象的重构

1963年，26岁的白先勇飞赴美国留学，这既是他人生的分水岭，也是他写作生涯的分水岭。母亲离世、离父远行，使他猛然尝尽生离死别与人生忧患。置身异国、漂泊他乡，使他脱胎换骨，“老去少年心”。源于这些体验，白先勇开始了他“纽约客”系列短篇小说的创作。由1964年所写的《芝加哥之死》开始，白先勇在之后几年又连续创作了《上摩天楼去》、《安乐乡的一日》等以旅美华人命运、心理等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此后，分别在1979年和1987年发表了小说《夜曲》和《骨灰》，到了2001和2003年，又创作了以旅美同性恋者为题材的小说《Danny Boy》和《Tea For Two》。

从这些“纽约客”系列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白先勇在不同时期对美华移民及美国形象书写的变化。正如白先勇自己所说，“《纽约客》一拖便是数十年，中间偶尔冒出一两篇，可是悠悠忽忽已跨过了一个世纪，‘纽约’在我心中渐渐退隐成一个遥远的‘魔都’，城门仍旧敞开，在接纳许多鱼贯而入的飘荡灵魂。”[1]作为一个“纽约客”，多年置身于众多旅美华人之间，从初到异国所感到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再到与美国关系的难舍难分，白先勇的情感体验是十分复杂并不断变化的。刘俊曾说“白先勇《纽约客》中的创作立场，经历了一个从上个世纪的国族(中国)立场,到近年来的世界主义的变化过程。”[2]在这种立场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白先勇在不断走近美国，即从疏离到融合。使我们看到其作为一个精神上的“他者”，对移民精神变迁及生存方式的思考。美国形象也在这些不同阶段的小说中得到互现，体现了白先勇的个性和经历，显得丰满而鲜活

一、繁华的孤岛

从《芝加哥之死》到《谪仙怨》，白先勇塑造了众多在中美文化和地域夹缝中生存的美华移民形象，从“他者”的视角对美国形象进行表述，与中国形象进行对照。一方面，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美国以强势的姿态使新移民感觉到都市文明的新奇和重压；另一方面，在移民心态的驱使下，地域与文化的隔膜使美国更多表现为一个“空虚”的国家。

母亲去世和置身异域使白先勇感到身心的双重漂泊，引发了他对生存和文化的双向思考，其思考结果反映在其小说中往往充满了尴尬和悲剧意味。《芝加哥之死》从主人公吴汉魂的视角出发，展示了以芝加哥为代表的美国不同的侧面。首先，他看到的是光怪陆离的美国环境：“噪音”像“困兽怒吼”、“人潮”像“打开龙门的来亨鸡，四处飞散”、[3]芝加哥就是个“埃及的古墓”，“把几百万活人与死人都关闭在内，一同销蚀，一同腐烂。”[4]一系列的意象在闭塞孤独的吴汉魂看来显得纷乱而恐怖。他就像《子夜》里的吴老太爷，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繁华世界而感到无所适从。同时，美国文化也不再具有吸引力。他在六年里埋头苦读的英国文学却好像一堆腐尸，只是作为已经死去的历史被藏在他犹如阴暗古墓的住所。吴汉魂与美国化的生活也格格不入。相对于秦颐芬的善良守望，酒吧里乔装的女人萝娜开放剽悍。文化隔膜排山倒海而来，曾经向往的城市最后成为了吴汉魂心中的“荒原”。所以当他寻求出路却不得，又因失去母亲和女友而被割断了与母体文化的联系，他最终投水自杀了。

《谪仙记》和《谪仙怨》讲述的也是“无根的一代”在移民美国之后的精神困境。主人公李彤与黄凤仪都经历过天上人间的变化。李彤原本在旧体制中受惠最多，在经历人生巨变后，对中国的依恋和执念也最强。当她结束自己的生命时，朋友们怪她太爱漂泊。但当慧芬在时代广场呜咽哭泣时，我们看到的是掩藏在移民心灵深处深沉而空洞的悲哀。黄凤仪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在高楼林立的纽约，她“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一种独来独往，无人理会的自由。” [5]美国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充满了“乌托邦”的想象，但白先勇对它进行了情感上的加工。面对这个庞大而强势的城市，黄凤仪以双重身份卑微地生活，她在中国的骄傲却在美国失去了。同样在《上摩天楼去》中，玫宝的纽约之行也是破梦之旅，美国的过度发达和姐姐的开放时尚反而让她更亲近中国。在这些小说中，美国在她们心中仍然只是一个繁华的异乡，这种繁华更偏向于浮华，它给了移民生活上的自由不羁，却弥补不了其文化的匮乏和灵魂的缺失。这种感想很大程度上表达了白先勇作为新移民的心理状态。来到美国后，他因为外来文化的冲击而流连于中国传统和现代的书籍当中，试图重新估计自身的价值观与信仰。西方文化的压迫感迫使初入其中的异乡人对东方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从而发现了其中善意的美德和文化的积淀，又反证了美国在这些方面的缺失。

“纽约客”系列中弥漫着境外华人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乡愁，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了一个精神寄托之地。如他自己所说“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和。”[6]在他小说中表现的美国形象也时刻笼罩于浓重的文化乡愁之中，所以美国这个繁华都市虽然是这些移民脚下现实的土壤，却仍然好似飘浮在虚空之中，文化之实却仍然牵系于遥远的故乡之上。

二、异乡的避难所

在七、八十年代所写的《夜曲》和《骨灰》政治意识变得十分强烈。作者用一系列历史场景连接起了一个记忆中的中国，并映照出一个现实中的美国。相对于早期小说中对美国场景的细致描绘和充满情绪的比喻，白先勇中期“纽约客”系列中的美国则淡化为一个背景或地名。所以白先勇想要表达的真正意图不再停留于一般移民文学中对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休克进行表述，而是批评大陆极左政治对人和艺术的迫害。一方面他专注写《台北人》系列，来表达对中国文化的怀恋。另一方面从政治批判入手，表达对大陆文化浩劫的密切关注。

法国学者巴柔在《形象》中说：“‘我’想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7]心理上牵系着故国，在地域上却是一个“他者”。流浪在外的中国人心中往往抱有“思乡”和“寻根”的想法，但现实中地理与政治的隔绝反而拉远了母体文化与他们的距离。这种状况反映在小说作品中也表现出在距离上的远与近、时间上的回忆与现实，这不同维度间的张力。

《夜曲》中吕芳与吴振铎在经年之后才重聚纽约。纽约喧嚣依旧，而青春和雄心却在政治与时间的消磨中逐渐殆尽。《骨灰》中大伯与鼎立表伯与《台北人》中的老兵一样，他们往昔叱咤风云，如今只留下蹒跚的跛腿和佝偻的脊背，他们走出了那片抛洒热血的土地却走不出对它的怀念。白先勇在这些小说中并不着重描写美国形象，但小说中的人物或逝去韶华或面临潦倒死亡，它们不但表现出一个在历史中剧烈畸变的、炼狱般的中国，也映照出一个不为所动、作为避难所的美国。

三、自由的天堂

到了21世纪，在已过花甲的白先勇笔下，美国呈现出更加包容的形象。在《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中，作者转而关注艾滋病肆虐背景下的同性恋群体。他们虽然身份特殊，却成了真正的New Yorker，他们对纽约有了归属感，纽约也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家园。这两篇小说赞颂了人间的真情，这种真情“跨越了种族、性别、信仰、年龄，最后跨越生死。” [8]相应的，纽约也成为了能够容纳这些真情的乐园。

《Danny Boy》中的主人公云哥是个同性恋者,因为不容于社会,只好远走美国。不同于中国对这个话题的噤声和鄙夷，纽约聚集了众多从各处被驱赶而来的相同人群。照顾患病的丹尼使他从欲望中挣脱出来，找到了灵魂的归属。《Tea for Two》也充满了纯美的想象，在欢乐吧中聚集了来自各地的同性恋者，他们之间的友谊和爱情都和其他人一样温馨。“Tea for Two”酒吧实际上也是纽约这座城市的缩影，既承担着艾滋病这一世界性的灾难，也因为它是“文明大都会”[9]而成为各地各色人群的欢乐地。

所以在白先勇后期的小说中，美国形象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成为他为自己、也为与自己相同的人群找到的自由天堂。白先勇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理解这个群体感情的特异，也悲悯他们在挣脱伦理道德框架时的痛苦。当面对艾滋病这个共同的苦难时，纽约客也不再单纯的指涉美华移民这一特定群体，而是一个超越了国界、种族和文化，由世界各个角落汇集而来的集群。美国也成为一个容纳中西不同文化与种族的平台。

在白先勇“纽约客”系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逐渐走出中国、融入世界的美华移民的心理变化过程：从隔膜到依赖，再到绝对的融合。相应的，美国形象也被笼罩于这些的情感表述之中。认识一个国家需要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对于中国而言，对美国的社会集体想象也在不断变化。在众多移民作家笔下，美国形象也各不相同。白先勇的“纽约客”系列小说充满了他自身的经验和个性，成为读者评判美国形象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