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丑陋化与被拒绝——丛甦笔下的黑人形象研究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O Gorman Anderson)将“民族”界定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并且，他强调：“事实上，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 对此，在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美国中， 丛甦的小说集全景式地展现了留美华人在这个异邦场域中辛酸困苦的生存境遇。在异质文化的碰撞下，黑人形象在丛甦笔下因为其肤色铁灰和言行放荡无度，使得中国人在“异族交往”中受到极大的精神伤害和生活欺辱。彼此追寻理解而不得，只能成为对立的“他者”互看。黑人的“丑陋”，不仅在于有异于中国人肤色，更是言行上对中国人的欺辱给中国人造成的精神伤害和身体伤害。黑人的“被拒绝”又凸显出二者在美国所崇仰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社会中，也无法达到融合和理解，甚至走向无言的隔绝和冲突。

一、文本套话：黑人形象刻板化

中国人身处美国，黑人这一种族的存在作为他者形象, 不仅是形象的塑造者（通过观看者中国人的观看）创造出来的, 也是被形塑者自我化了的。他者形象从来都不是他者现实的客观呈现，其作为形象本身则始终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或乌托邦色彩。在与黑人的异族交往中，对异族黑人的想象反映出的是自身的文化视角和尺度，这些形象虽来自异族，但经过作家丛甦的文化眼光和文化心理选择、过滤、内化而成，反衬出中国文化对异族文化的诠释和想象。

黑人形象在丛甦小说中所呈现的刻板化特征，明显内隐着“套话”言说。中国人夹缝生存的边缘现实，被放置在同处底层的黑人群体中，势必形成相互观看的“凝视”效果。丛甦善用现实主义手法描述中国人眼中的黑人，以细节描写和比喻手法展现出黑人的形体特征，如《咱这半辈子》中丁长贵要和一个波多黎各黑女人假结婚，以获得美国“绿卡”，在律师事务所上，他第一次见到了对方：“酒桶样的身体裹了一身红……全身像是一块煮过头的豆腐，嘴唇厚得像两条压扁了的香肠，涂得血红，满头猪鬃样的短发染得焦黄”①，通过“酒桶”、“豆腐”、“香肠”和“猪鬃”，形象地刻画了一个波多黎各黑女人有别于中国人的异质特征，同时这种陌生化手法又赋予了文学想象力，将异族形象生动独特地表达出来。

在《芝加哥的一夜》里中国姑娘费菁所描述的黑人厨子也是“满脸不屑神情……他懒洋洋地扫了餐厅一眼，然后就一心一意地用右手食指去挖着鼻屎。” 又或是《百老汇上》中精神病患者金敏眼中的黑人：“那穿着红紧身裤，黑缎子上衣的黑妓女，满头金黄假发，穿着五寸高的台鞋，像长腿鹤一样地来回踱着，屁股一步一扭，手里的皮包也一步一摔。”

大量又多彩的细节描写和比喻手法，采用的喻体肮脏且不雅观却能刺激读者的想象。可以说黑人群体的多面化职业身份，却一致显现出丑陋和肮脏的特质，如“黑猩猩”、“黑鬼”和“猪鬃”等文本套话以隐含的方式提出了一种恒定的等级标准，将“他者”的自然属性解释他者的低级文化。丛甦针对黑人的书写愈加显现种族认同感的偏见和排他性。

二、异族交往：华人与“他者”相互塑形

上世纪60 年代的民权运动后，美国黑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但在经济方面，取得的进展还是局部的、浅层次的，力度还不够，种族主义的阴影仍旧笼罩着黑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在教育、收入等方面有了改善，但仍远远落后于白人。 中国人和黑人在美国同样身处底层，但许多黑人常以偷巧或抢劫、卖淫为生，在中国人面前常现出挑衅、欺诈和侮辱的畸形交往态度。在美国所包涵的多民族文化环境下，（东方人）中国人不仅被白人剔除在他们的语言和种族优越的语境下，而且还要经受住黑人的人格侮辱和无理的敲诈。《百老汇上》、《窄街》还是《野宴》都表明了中国人在海外所经受的双重苦难，也更加沉重的揭示出他们在夹缝生存的可悲。

在不同作家的境外书写中，华人与黑人的异族交往，华人总是发声者，而黑人则是被观看被评判的另类存在。黑人的“失语”位置，恰如黑人作家拉尔夫·艾里森所诠释的：“黑人这一概念就像是马戏团中失去身躯的头颅的道具。在我的周围到处是哈哈镜，当他们（白人）走近我时，他们只看到了我的周围环境，只看到他们自己、或者是他们自己幻想中的碎片——他们看到了所有的东西，唯独没有看到我。” 其实不管是白人还是华人，在肤色和文化的隔阂下，面对黑人必然有着不平等的身份认同，从而阻隔二者的交往和沟通。在丛甦的境外书写中，针对华人与黑人异族交往的篇章甚多，但她立足于彼此形象的相互“塑形”，以文化差异造成形象误读，肤色差异造成交往隔阂，使得异族交往成为一种人为冲突，在同一空间里相互印证悲凉处境。一方面华人世界中拒绝了与黑人对话的可能，如《窄街》中即使是从事非法活动的唐人街华人通尼.李在提及黑人时的不屑态度；另一方面，黑人在面对中国人时也反映出试图理解去寻求不得的窘境。比如在《咱这半辈子》中，本来“假结婚”是凸显出异族交往的良好途径，但是功利性和文化隔阂造成的误解，却让双方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变得敌对和仇恨。作为中国人的丁长贵拒绝理解波多里哥黑女人，而波多里哥黑女人的善意不被理解，加深了误会，最后只能演变成冲突和尴尬。

中国人到了海外，在格格不入的异族文化主流中想要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而美国白人和黑人，对待亚洲黄种人，永远不可能从心里接纳他们来到自己的主流世界中，而是强势地将他们定位于“他者”或“客体”，这样互为“他者”的不平衡价值观，使得中国人无法彻底地走进异族文化，而他们自身的局限性，比如对祖国的留念，对身份认同的渴望，也会影响着他们的立足。

三、互文相照：种族文明论的内化

异质文化语境是海外华人的内心世界始终伴随着“寻根”与“失根”的彷徨与困惑，这一切都体现在他们的社区和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在斑斓的异域中，华人移民充满着对历史轨迹的回顾和新世界留给他们的悲欢。文本所赋予的华人移民在文化因素、语言符号甚至是生命欲望上的矛盾也因黑人形象无处不在的介入而无法褪去。然而，在美国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白人群体却在丛甦的境外书写中成为缺席者。结合互文相照，可见丛甦自身对种族文明论的内化，以致书写中显现出的“生根意识”与当地白人文化相容而产生的“本土化”特性，一直试图推动华人移民完成“身份认同”的使命。

首先是文本中所呈现的华人生活处境。丛甦为了展现海外华人那份孜孜不倦的追求、一波三折的爱情和窘迫不堪的生活，更宁愿将华人置于与黑人的“对峙”当中，以此勾勒出华人艰苦无奈的浮世图景。白人作为优越的存在者，属于精英的顶端层次。文本中丛甦有意避开了白人与华人相互排斥的可能性，以此暗示华人即便付出任何努力也很难步入白人的文化圈中，这不光是黑人对白人的不可接近，也是可怜的华人与白人的距离之远。

其次从文本外部观照丛甦作品中黑人的“在场”与白人的“缺席”，这两个明显的相互对立的书写方式也反映出丛甦自身对黑人形象的拒绝与排斥。丛甦本人在美国已经步入了精英文化圈，并且和美国白人结婚，成为真正的美籍华人。丛甦却无意识地站在白人的立场上审视黑人的卑劣，并以这种卑劣映衬华人移民走投无路的悲苦境地，如果说这是她本人以媒介传播或亲身经历为蓝本，通过创作“再现”了蛮横可怕的黑人形象，不如说丛甦内心失衡的种族观，在靠拢白人文化的叙事中对黑人形象更加贬低到无以复加。

最后，从美国白人与黑人关系上看，“在内战与重建后美国白人对于黑人形象的扭曲和‘妖魔化’的根源首先在于白人的种族意识和由此导致的白人至上主义。虽然有其经济和政治因素，然而，如果没有白人的种族意识和种族主义，黑人形象就不会永远被模式化（stereotyped），黑人就永远不会被禁锢于美国社会的底层。”4丛甦的双族性和多地域经历使她在美国成为了双文化或多重文化人。实际上，她在日常的体验中往往都会面临文化共存和文化选择的问题。或许可以说，“移民者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某人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认同所决定的，由自己主观愿望驱使走向异邦的移民，在经历基本生存并初步站稳脚跟之后，一般都力图融入所在国的主流社会中。从国家概念上，移民可以认同居住国，以加入该国国籍的方式成为某一国的公民，成为国籍意义上的外国人。在价值观念上，他或她可以认同居住过文化中的诸多层面，尤其是那些自己传统文化中的弊端在所在国法制和公民权利的社会规章中得到遏制的成分。”5丛甦融入美国文化后，所带有的文化特性也在强势的美国经济发展下，显露出对美国白人的身份地位、文化语境等认同感，对其黑人形象的丑陋化与拒绝意识，也就变成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