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卜林《他的祖先之墓》的后殖民解读

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1936）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殖民文学作家，取得了非常高的文学成就，褒扬者不乏其人，贬抑者更是不少。二战以后，西方文学界研究吉卜林时总是遮遮掩掩，大有欲说还休之势。吉卜林的殖民文学意在构建一种殖民权威，一种以17世纪的洛克为代表的理性权威。吉卜林喜欢在作品中举例子、讲道理，试图以他的理性迫使读者相信自己意图的正确性。理性本身就是一种权威，是一种致力于杜绝各种超自然、非理性极端异类的权威。然而不知不觉中，理性自己往往走向极端，其所构建的权威也因此而趋于荒诞。以洛克为代表的理性对于推动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功不可没，可是它却在20世纪以后遭遇空前的质疑，女权主义怀疑它、后现代主义怀疑它、新历史主义怀疑它、后殖民主义也怀疑它。理性具有功用性、目的性。吉卜林是先设定好自己的书写目的，即构建一个理想色彩的殖民体系，然后用理性方式尽力佐证这一体系的正确性。

米歇尔·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从方式的角度消解了所谓理性话语的客观性、公允性，指出了其功用性。他认为权力关系产生于社会各种关系内部所存在的不平等性， 且“权力的使用就是为了各种目的。”[1]94-5基于福柯等的理论，赛义德认为，“所谓东西方关系，就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主宰关系”[2]5。在他眼里，所谓东方，就是西方人眼里的东方。显然，这种东方是经过加工了的。吉卜林的作品中透露出浓浓的权力味。

《他的祖先之墓》（The Tomb of His Ancestors）收录于吉卜林短篇故事集《日常工作》（The Day’s Work），书写约翰·奇恩（John Chinn）家族在殖民地印度中部荒蛮之地服务野蛮部落的壮举。奇恩祖父杰恩(Jan Chinn)驯服了猛虎追云（Flying Cloud Tiger），并保护当地部落，是部落的神。祖父死后，葬在当地。约翰出生于此，回英国一段时间以后，再一次来到这方土地服务。来自于奇恩家族的他在仆人的陪同下杀死一只猛虎，此后也成为了部落的保护者。

故事开篇说“如果全印度只有一块面包，也会均匀地分下去。这只是一代代服务于印度的家庭的一个写照而已。”[3]109这里的家庭是英国白人家庭。吉卜林认为只有英国人才可以保证印度的公平。紧接着作者提醒读者，“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Let us take a small and obscure case.）[3]109《他的祖先之墓》只是众多服务于印度的英国家庭的一个不 起眼的例子，也是吉卜林所构建的理想色彩殖民话语体系的一个鲜明例子。

一、 责任

约翰的祖父服务部落并最终葬身于此，约翰的父亲服务三十年后退休，现在是约翰服务的时候了，这是”他们的家族责任”（the family duty）[3]110。Michael Gorra认为吉卜林的作品中充满了“知识和权力的关系”[4]636。知识不是完全客观的，总会渗透各种不同的立场、目的与价值观，话语权力是这种渗透的手段与助推力。吉卜林正是利用殖民者-被殖民者这一不对称的二元关系，运用话语权力，主观地构建了他的理想色彩殖民体系。

责任是权力作用的产物。责任与义务有着明显的区别。义务是主体不得不完成的事情，有完成的能力要完成，没有完成的能力创造条件也要完成。责任规定了主体一定是强者，是有能力者。主体不但有能力完成责任所规定的内涵，责任还意味着主体有担当。吉卜林不但有这种责任论，他的著名诗篇更提出过负担论：《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5]371。该诗大意是“殖民者是为了殖民地土著的利益，是为土著工作与服务，是为了保护土著”[6]181。负担一词似乎暗含着嫌弃殖民者而又不得不去照顾殖民者的意思。然而这首诗是劝诫刚刚征服菲律宾的美国要担负起作为征服者的责任，仔细研读诗行以后，读者会发现这就是一种责任论。

这种责任论除了有担当以外，更重要的是体现出殖民者无私的长者般的人文关怀。“多个世纪以来的各种压迫与屠杀下，比尔人（Bhil）成了凶残、疯狂的贼，偷牛贼。英国人来了，比尔人似乎还是和身边丛林里的老虎一样，远离文明。好在约翰·奇恩的祖父走进这块国度……并赢得了他的信任……”。是杰恩通过文明的方式接触比尔人，赢得他们的信任，从而让他们接触文明。他们“学会了耕种”，甚至学会了“向邻邦提供维持治安的服务”。[3]112是杰恩不顾生命安危，毅然走进这中部丛林，去接触比尔部落，并保护他们。然而杰恩并不是去文明化比尔部落，事实上比尔部落也没有因为杰恩的努力而文明化。他们有一个部落特点，就是徒步猎虎。“他们追踪受伤的老虎，似乎认为其是折翼的麻雀。”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勇敢，而是反证出他们的愚昧。“时不时会有抬进来脑袋开花、肋骨断裂的人，然而他们的同伴从不引以为戒；他们只会因为制服了老虎而心满意足。”[3]113愚蠢的布尔人实际上非常敌视白人。仆人巴克塔（Bukta）是布尔人中接触白人文明最多的。他对约翰说：“外国人都是坏人。他们去了就不会再来。我们都是您祖辈儿孙的仆人”[3]117。巴克塔也敌视白人，但是布尔人对奇恩家族却非常崇拜，他们认为奇恩家族是他们的首领，是他们的保护神。

约翰因为家族的责任，因为殖民者的责任，当起了布尔人的保护着，也成为了布尔人的统治者。“在他统治的各村落里，他掌握上中下的正义之权”[3]121。他实际上主持着部落里的正义，仲裁部落里的纠纷，维护部落里的和平。一次，政府派一位印度医生去部落接种天花疫苗。由于接种需要在手臂上划十字，比尔人非常害怕，进而愤怒地捆绑了该医生。是约翰挺身而出，化解了这场危机，也为部族接种了天花。

约翰的责任是用自己的文明知识，借重自己得天独厚的进化状态，去保护落后愚昧的布尔人，去惩恶扬善，结束多个世纪的征伐与压迫。

二、服务

在《他的祖先之墓》中，责任是文明的殖民者凭着无私的人文主义情怀，牺牲自我，保护布尔人。在本故事中，在吉卜林的殖民文学中，服务是一种和责任同等重要的人文关怀与实践。吉卜林的作品中，是白人服务于印度土著，而不是土著服务于白人。哪怕有土著是白人的仆人，天天伺候白人，这也是为了让白人殖民者能够更好地服务土著。在吉卜林的殖民话语体系构建中，他的文字看似粗俗，但却是经过深思熟虑。保护一词，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以protect出现，然而在本篇中常常以土著语言出现。

吉卜林的殖民文学中，全部殖民目的就是责任，是人文主义关怀，全部殖民行动就是服务，而保护土著是服务的内核。巴克塔是比尔人中的聪明者，他知道怎样服务比尔人，怎样保护比尔人。首要的就是律法。他对约翰说：“律法是为傻瓜与白人制定的。给他们[比尔人]响亮的命令，他们就会遵从。您就是他们的律法。”[3]126要服务于土著，首先要变成他们的统治者。

白人殖民统治者在土著的眼里是神灵，主要原因在于土著的认知存在于现象水平上。约翰也是徒步猎杀了老虎，所以他和比尔人是同类。约翰的祖父曾经骑着老虎，他是神灵，他的孙也是神灵。吉卜林在自己的作品中曾经多次告诫殖民者，不要沾染土著女性，因为一旦让土著发现白人也是有血有肉的凡人，神性将不保，统治将遭遇危险。当然吉卜林的作品中也有特殊的殖民者和土著女人相爱的故事。在吉卜林看来，殖民者要完成服务土著的责任，就要维护自己的神性与文明性，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吉卜林理想色彩的殖民话语体系中，权威性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他认为，失去了白人对土著的权威，印度将会失去秩序，将陷于殖民前的混沌愚昧状态。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因为吉卜林常常会书写自觉维护权威的白人，也会书写将白人视作权威的土著。本故事中，约翰一开始并不想成为权威，他在巴克塔面前一再说自己只是个士兵，然而巴克塔一再地进言，一再地将约翰神话，并非常自觉地维护约翰的权威。吉卜林似乎在告诉大家，这是一种殖民者、土著公允的权威。另一个悖论在于，白人是权威，是统治者，是殖民者，他们为什么不是压迫者、侵略者，而是服务者？这个问题以后将会探讨。

故事的结尾耐人寻味。虽然殖民官方文件没有报告约翰的服务壮举，“巴克塔是知道的，部队是知道的，每一位位于Satpura的比尔人是知道的。现在巴克塔热心于约翰·奇恩的婚事，希望他将权力继承给儿子。因为如果奇恩家族承袭制不在了，可怜的比尔人就会不知所措，Satpura就会纷争重启。”[3]153

参考文献：

[1] Foucault, Michel.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0.

[2]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5.

[3] Kipling, Rudyard. The Day’s Work[M]. New York: Doubleday & McClure Company, 1899.

[4] Richetti, John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5] Kipling, Rudyard. Rudyard Kipling’s Verse[M]. New York: Doubleday & McClure Company, 1922.

[6] 谢冬文. 吉卜林笔下的“穷苦人的保护者”[J]. 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5）:17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