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晚年诗歌特点刍议

明代著名诗人杨慎远戍云南，终老于滇。杨慎于嘉靖三年因“大礼议”事件被贬云南永昌，云南的贬谪生活也促成了他性格的转变，提升了他的精神境界。其晚年的诗作是他创作的尾声，也是一个高潮，可以说极有研究的意义，其特点主要体现在怨恨与愤懑两个方面。

一、杨慎“晚年”概念界定

杨慎生于孝宗弘治元年（1488），卒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享年七十五岁。嘉靖三年因大礼议永远充军云南，二十余年后，一则朝中人事的恩恩怨怨多半已时过境迁，嘉靖二十七年十月，严嵩任内阁首辅，严又与杨慎有不错的私交，二则杨慎长子已成年，可以替役。故嘉靖二十九年和三十一年，杨慎求助云南巡抚鲍象贤，望后者能根据“年六十者许子侄替役”的法令将其放还，这是杨慎为回乡所作出的最后一次亦是最有希望的努力，然世宗嘉靖对杨氏父子嫉恨太深竟没有答应，故杨慎的愿望落空，至此其还乡之路完全断绝，并最终老死云南。是年杨慎已六十五岁，故本文所选之“晚年”诗作，便主要是杨慎六十至去世这一段时间的诗作。

二、杨慎之怨

“诗可以怨”是中国先秦文学理论中一个著名的论点。汉代司马迁亦有“发愤著书”说，齐梁刘勰有“蚌病成珠”说，唐代韩愈有“不平则鸣”说，宋代欧阳修有“穷而后工”说，一脉相承。而西方尼采亦有“母鸡下蛋的啼叫”这一著名比喻，都共同说明“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这一艺术至理。明代著名文人杨慎的一生，博学多才，忠贞正直，却遭到半生流放，以70余岁的高龄仍白首奔波于道路、间关于滇山蜀岭，终于客死异乡，其人生是一巨大的悲剧。一直以来对杨慎诗歌的研究，多着眼于其乐观坚强之一面，或与文苑名流结社唱和交游，或描绘云南地方奇异的风物，或言其面对艰难，还有冷静的学术思考，进行广博精深的诗论研究，对杨慎诗中流露的绝望、消沉乃至颓废却少有言及。事实上，杨慎绝非苏轼一般能佛、道兼用，“寓”、“寄”于物，能以人生态度的豪迈超旷对应着艰难政治处境的人，杨慎坚守儒家人格，拘泥执着地怀抱忠君入世之念，却遭流放近三十年，在云南度过了无数孤寂、凄苦的岁月，仅仅关注其诗旷达潇洒、豪迈乐观的一面是不准确的。及至杨慎晚年，不仅谋求回乡的夙愿被粉碎，弟弟与儿子去世等不幸更是接踵而至，不可谓不打击深重，故而其怨怼的情绪在晚年诗作中更为突出，更具代表性。

感慨生命的有限和短暂，从魏晋“人的自觉与文学的自觉”产生之后就一直是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曹操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丕有“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曹植有“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阮籍有“人生若尘露，天道递悠悠”，王羲之有“生死亦大矣，岂不痛哉，”生命问题从来就是文人们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部分。佛道两家尚且可以寄托于彼岸、来世或得道成仙，而对于儒家致力于积极用事的文人来说，生命是实现其人生抱负的基本载体，一旦年老齿衰，绝望感就会远远大于可以在佛道两家中寻找到安慰的文人，杨慎亦不能例外。白头便是苍老的标志之一，杨慎曾在词中感慨“白头未定西归计，愁听箜篌蜀国弦”，又如《黄柏行》：“少年轻壮心远游，早岁从军今白头。只今行年七十二，犹作羁累滇海陬。”从年轻有为之时便充军来此，至今已鬓发苍然，且直言年已七十有二，依然困于滇地，语言平实而其中悲哀之情，触目惊心。

在请求放归不得后，杨慎本已依靠鲍象贤的关系奉戎役赴蜀，然鲍象贤于嘉靖三十四（1555）年离任后，嘉靖三十七年（1558），杨慎被从泸州押解回滇。他在给陪送的二位军吏宋文和石冈的诗中写道：“七十从戎鬓已斑，劳君相送出滇关。过家儿子如相问，为报衰翁二月还。”除了“白头”之外，“七十”亦是杨慎常用的词。七十已是古稀之年，杨慎无法不将这个年龄与死期将至联系起来，曾写道“天借黄绵袄子，怜吾七十从军”，连天都垂怜，而皇帝却不肯怜悯他。更凄凉的是，前妻王氏有子早夭，妻子黄峨无所出，妾侍之子年纪又尚小，是时儿子方当新婚，对生命延续的焦虑亦一直压在杨慎心头，在《十一月六日松林感怀》中他写道：“可怜生我劬劳日，七十从军泣路穷。此际团圞小儿女，也应思念老衰翁。”皇恩苦不至，天意又难料，此时七十从军的诗人，自感能关心他的只有家人了。自己惦念儿子媳妇，亦希望晚辈们能够惦念他。此诗的“路穷”，绝不仅仅是指入滇道路艰难而已，人生之路亦使其精疲力尽，身心交瘁。

是时十一月，正值地冻天寒之际，诗人正行至鱼凫关，从十月出发已走了四十余日，这种奔波给诗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鱼凫今日是阳关，九度长征九度还。何补干城与心腹，枉叫霜雪老容颜。”然而被霜雪催老的容颜的不仅是他自己，他回去后曾寻访过居住了二十年的安宁，安宁山水依旧，只是过去的友人皆已两鬓苍苍。

自己的老去本已是一种悲哀，然看到相知故旧也呈现老态，因彼此生命互相交错，朋友身上亦寄托着自己年轻时的记忆，想其彼此即将先后凋零，心中更是有种说不出的痛苦。杨慎抚今追昔，在《安宁温泉董北西新建碧玉楼》中写道：“碧玉泉边碧玉楼，崇幽何羡采真游。……衰年七秩重来此，何限相知伴白头。”此山此水，都是无情之物，因杨慎与友人之交而被赋予太多记忆与感情；此时碧玉楼正在重建，而有情之物——人，却不可重建翻新，及至年华俱逝，此景尚在，而这些相知之人却是不可再见的了。无知无觉之物反能长久，怀抱性灵的生命却如此脆弱。“大抵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生命的卑微、渺小在苦难面前益发彰显，故而杨慎在给挚友谢高泉的赠诗中发出生命与尘埃般的感叹：“往事悠悠如捕影，余生落落且同尘。浊醪妙理天之禄，好醉樽前掌上身。”往事已不如梦幻泡影般，虚幻而遥不可追，生命又只能和光同尘，与世无争，眼下能把握的只有杯中之酒了。该诗与杜甫之“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亦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嘉靖三十八年，嵩明太守罗果斋拜访他时， 写下《杨林病榻罗果斋太守远访》：“遥想生还成幻梦，纵令死去有谁怜。眼前难缩壶中地，何问灵均楚国天。”此刻的诗人已经不仅仅是感叹“老”，而直言“死”了。生还故里已成幻梦，此刻虽生犹死，即令死去亦无人哀悼痛惜，生与死已无甚区别了。

三、杨慎之恨

云南的苗乱给杨慎造成了仇恨、悲伤和痛苦。杨慎之所以得罪，乃是因为对嘉靖皇帝的在皇统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争执。这件事情在今日来看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分之争，但是在明代，对于文人来说却是极其重要之事，关系到朱明王朝的传承问题。杨慎以及大批遭受廷杖与流放的文官们便为了维护心中的“正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便是杨慎到云南的直接原因，可见他心中其实是怀有强烈的忠君爱国之心的。因此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杨慎对异族抱有一种“偏见”，今人不能以今日之标准来苛求古人。嘉靖皇帝对杨慎的打压并不能消磨他对朱明王朝的热爱，因此杨慎对少数民族的入侵既忧心忡忡又恨之入骨，曾道“杂种犬羊份北虏，妖氛牛斗更南倭”。

然蒙古和倭寇都毕竟离其太远，身边的苗乱真正使其切身感受到生灵涂炭。嘉靖三十四年（1555），川滇边界的九丝城发生苗乱，苗族叛军杀死巡检，抢夺知县妻孥，百姓骸骨遍野。杨慎居于泸州，听闻百姓惨遭杀害的噩耗，感到十分悲痛，写诗记载道：“九丝城畔都蛮哄，刘显擒贼姚梧从。千户纽绶丧其元，六郡疲民哭之恸。远碍近哨烟尘昏，江阳戒严长宁奔。”杨慎乃是从军云南，可是这种所谓的从军只是一种严厉刑罚的象征，他的身份与身体情况是不能真正地投笔从戎，为国效力，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这种对命运的无力感加深了他的痛苦，《九丝城行》、《高县异士行》这类诗，不能仅作为纯粹的艺术趣味视之，其中杨慎的人格精神追求亦是审美表现形式之一。杨慎忧怀国事，而又无能为力，一腔忠愤，溢于言表。从屈原到老杜，除讲究作文之外，做人的忠君爱国，忧国忧民得到历代文人的承认，无数文人文臣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这一综合性追求之中，借以实现自己新的生命原则。当这一追求受到限制之时，杨慎情绪的低沉、失落便可想而知。

综上所述，杨慎在晚年之际所创作出来的诗歌中，既有着对最高统治者——嘉靖皇帝的怨怼之情，又有着对异族入侵的愤恨。在忠君爱国的古代士大夫精神的笼罩下，杨慎的晚年乃至一生受到的其实是内外双重的伤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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