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肇淛“子部小说观”刍议

前言

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福建长乐人士，明万历壬辰年间进士，除湖州推官，累迁广西右布政使，治迹斐然。其一生嗜好读书，著述颇丰，所涉题材丰富，诗集、文集、笔记、诗话等等门类众多。谢肇淛小说理论集中在《五杂俎》，《虞初志序》，《金瓶梅跋》，笔记小说《麈馀》中。其中《五杂俎》卷十三中的系统概述了谢肇淛的小说理论。

《夷坚》、《齐谐》，小说之祖也；虽庄生之寓言，不尽诬也。虞初九百，仅存其名；桓谭《新论》，世无全书。至于《鸿烈》、《论衡》，其言俱在，则两汉之笔，大略可睹已。晋之《世说》，唐之《酉阳》，卓然为诸家之冠。———《五杂组》卷十三

谢肇淛在此提出了“文笔之高下，既与世变；而笔力之醇杂，又以人分”的小说发展史观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谢肇淛指出了“《夷坚》、《齐谐》，小说之祖也；虽庄生之寓言，不尽诬也。”而胡应麟曾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提出了“古今志怪小说，率以祖《夷坚》、《齐谐》，然《齐谐》即《庄》，《夷坚》即《列》耳”的观点。众所周知，胡应麟“更定九流”，崇尚“子部小说观”，将小说分为了“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数种。因此，大致可以推断出谢肇淛是肯定“子部小说观”的。不仅如此，我们也可以在谢肇淛的小说理论文本中找出“子部小说观”的痕迹。

一、博览稗官诸家

“子部小说观”最早出自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因此“稗官家言”就成为了“子部小说观”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对于“稗官”一词的考证，袁行霈，余嘉锡等相关研究者基本上对《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稗官”乃士训、诵训和训方氏，即所谓记录地方方物的小官无异议。因此，“稗官”的职责为记录地理方物，谢肇淛《五杂俎》的内容正恰恰符合这一点。《五杂俎》分天、地、人、物、事五部，为谢肇淛的随笔札记。该书涉及范围极广,包括天气时节、地理人文、宗教政治、花鸟鱼虫等等，可称其为明代的百科全书。另外，谢肇淛在《五杂俎》卷十三中直接指出了“稗官”之言的重要性，他批判了读书只读经史而不屑于阅读小说诸家的现象：“故读书者，不博览稗官诸家，如啖粱肉而弃海错，坐堂皇而废台沼也，俗亦甚矣！”

二、情景造极而止

“子部小说观”和“史部小说观”的最主要的矛盾集中在对小说虚构的看法上。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说到：“子之将史，本为二说，然如《吕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他将小说列入“史部”，将志怪传奇小说排斥出小说的体例之外。与“史部小说观”不同的是，“子部小说观”赞成小说的虚化，因而胡应麟则将志怪传奇重新定义于小说的范畴之内。发展至谢肇淛，小说情节故事的虚化成了构成小说的要件。在《五杂俎》卷十五中，谢肇淛说到：“小说及杂剧戏文，须虚实相半”。并且批判了在当时背景下，文士对于怪诞小说的抵触。他认为小说不能与史传评价采取相同的标准，认为小说如果“事太实则近腐”，只可以“悦街巷小儿”，“而不足为君子道也”。因此谢肇淛对于《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有了截然相反的评价。谢肇淛认为《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俚而无味”，而对《西游记》评价颇高。谢肇淛对于志怪传奇小说的认可，在其笔记小说集《麈馀》中也有所体现。《麈馀》一书大多记述狐鬼怪诞，如以下一则：

杨荣，大理人，举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忽盥洗于水中照见己头上有一棵树，宛如其先茔树状。以告同列，同列曰：“盍伐之。”寄书与家，人伐之，荣遂卒于京邸。

这则故事记述于《麈馀》卷四第十九，记载的是伐梦中之树导致身亡的怪异之事。故事充满了迷信传奇的色彩，《麈馀》一书中记载了为数众多怪力乱神之说，足可见谢肇淛对于志怪笔记的喜爱，又如卷一第十中记载的一则僧人以咒除蛇的故事：

僧知永者，阳信人，精戒行兼通技术。城南十里，有大蛇当道，行客患之，以请求永。永至其地以手指蛇，口念神咒数语，蛇即随风飞去。

《麈馀》一书中大部分的的迷信鬼怪之说，在《文海披沙》的部分内容中也有体现，记述了一些迷信忌讳事项。比如在其卷一《汉时四讳》中提到，汉代忌讳“西益宅”，“被邢为徒”，“妇人乳子”，“举正月五月子”。而其《虞初志序》中更是对唐人志怪小说作了有力的辩护，更进一步体现了其在《五杂俎》卷十五中所提到的小说须“虚实参半”观点。谢肇淛的这种小说“情景造极而止”的观点，使得其写作笔记小说不问有无，小说创作中难觅经史的痕迹，情景设置随心所欲，纯粹是对当时鬼怪狐妖等民间传奇的记述与编造，小说内容基本上难以寻其出处甚至有与实际不符的状况。《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中列举了《文海披沙》部分条目，如“鸟老”一条，“妇人能文”一条，“曹娥碑”一条等都不加考据而作，与实际不符，是以评价谢肇淛作文：“盖一时兴至辄书，不暇检阅耳。”实际上根据年表和其友人的各种记载，谢肇淛十分喜爱读书藏书，为学态度十分严谨，绝不应该是由于其对待创作上散漫任性的态度致而致其笔记小说等经不起考证。其中主要的原因还是归结于其“子部小说观”中小说应当不问实际而作，极力虚化的观念。

三、足以翼经佐史

《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佐史功能我们可以说是建立在官员设置的基础上的——小说源于“稗官”。“稗官之言”实际上服务于皇帝，是为“进言”，因此其中的劝谏佐史功用不言而寓。唐代长孙无忌就在《隋书》明确提出“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各有所偏”，“今合而叙之”，“谓之子部”，并且进一步谈及“子部小说观”中小说应当具备的教化说理作用。明代，李贽、谢肇淛等人为了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不仅大量地为志怪小说作序，更借小说可以“佐史”的功用，为传奇志怪小说辩护。

《陆氏虞初志》由汉代的《虞初周说》发展而来，选编的基本上都是唐人传奇、志怪小说等。而谢肇淛在其序言中提出了《虞初志》“要以微窾足以翼经，畸闻足以佐史”的观点。他认为，这些唐人小说通过鬼怪传奇来“触时借事”，足以“翼经佐史”。不仅如此，他在为《西游记》辩护时，亦认为《西游记》为正史之补。他在《文海披沙·卷七·二十一》批评了当时读者因《西游记》中载魔幻鬼怪之事而“嗤其俚妄”的现象，认为此书“不足嗤”。究其缘由，谢肇淛认为《西游记》不过是受了古时历史改编小说的影响，他以“神龙尝百草”，“黄帝伐蚩尤”，“禹治水桐柏”，“武王伐纣”等故事为例佐证《西游记》不过是“特其滥觞耳”。另外，谢肇淛也以“翼经佐史”的观点为其笔记小说集《麈馀》辩护。他为了提高该书的价值以及地位，牵强地以小说是“耳目近事，岁月有稽”“时征僻事，各记新闻”而成，认为此书是“征且信”的。而周作人在其《夜读抄》中说到《麈馀》一书“全是志异体,所记的无非什么逆妇变猪之类而已,我买来一读完全是谢在杭名字的缘故。”虽然周作人之辞有失偏颇，但其指出小说内容的荒诞不可信是较为客观的。《麈馀》在内容上，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一为世态民生；二为狐异鬼怪。但是在此书中，鬼怪故事占据了90%以上的比例。以《麈馀》卷一为例，卷一中共有笔记故事70余则，其中不涉及鬼怪狐异之说的仅仅只有4则，即“张兴为孝廉”一则（卷一·六），“蒲州杨元祥”一则（卷一·十九），“有名医将入蜀”一则（卷一·二十），“刑部郎林某者”一则（卷一·二十七），其余各卷情况也基本如此。因此，谢肇淛所谓的小说“翼经佐史”的功能是为了服务于“子部小说观”所认可的志怪传奇小说的。

结语

谢肇淛继承了胡应麟的“子部小说观念”，并将班固及其以下的“子部小说观”中“稗官”，“圣人之教”，“虚实参半”的观念融合到自己的小说批评和小说创作中。他以小说情节的虚化和小说刺世鉴史的功能为志怪传奇辩护，极力批判《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与“史”相关的历史演义小说。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也就能解释为何谢肇淛对《金瓶梅》一书评价甚高了。首先，《金瓶梅》的小说故事来源是符合《汉书·艺文志》中所谓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流”的。其次，《金瓶梅》中西门庆与众多女人之间的荒诞关系，充满了夸张的色彩，亦符合谢肇淛小说创作需要“虚实参半”的观点。另外，最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反映了当时社会政史的黑暗，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刺世”作用，而这样的作用也是符合谢肇淛小说可以“佐史”的观点。然而，谢肇淛这种“子部小说观”的形成与万历年间世情、志怪小说的蓬勃发展以及当时的士人心态有着深刻的联系，这还留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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