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蝇王》看反乌托邦小说

20世纪英国著名现代主义作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11—1993）以《蝇王》、《塔尖》、《金字塔》等富含寓意的小说在文学界大放异彩，享誉全球。他的第一部作品，同样也是他的代表作《蝇王》获得198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其获奖理由是：具有清晰的现实主义叙述技巧以及虚构故事的多样性与普遍性，阐述了今日世界人类的状况。这几点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蝇王》这部小说的艺术特点以及价值所在。目前学术界对于戈尔丁的研究主要就集中在对他的小说《蝇王》的解读上，涉及《蝇王》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悲剧的原型、讽刺的艺术手法、对西方传统文化的颠覆等方面。事实上，戈尔丁的《蝇王》主要是营造一个世外桃源般的荒岛景象，通过描写一群因为意外而来到这个荒岛的孩子们，由起初的和平相处到最后大打出手的寓言故事，表现了人性的“恶”。小说中对乌托邦思想的反方向的运用，达到了反乌托邦的效果。所以，对于《蝇王》的反乌托邦的主题也有学者在研究。本文就是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充满象征的小说世界、寓意深刻的反讽艺术、反乌托邦小说的思想意蕴三个方面，浅析反乌托邦小说的书写。

一、充满象征的小说世界

《蝇王》这部著名的长篇小说一开始可谓命运多舛，先后遭到二十一家出版社的拒绝，这部1934年就完稿的作品直到1954年才得以出版。令人惊奇的是该小说一出版便好评如潮，备受推崇，成为“英国当代文学的典范”。《蝇王》的主要写作手法是象征：戈尔丁以离奇的想象、冷静的叙述、虚虚实实的故事讲述，反映社会现实，揭示人性“恶”的本质。

首先，充满象征的小说世界表现为人物的象征性。《蝇王》主要讲述了在一次虚拟的世界大战中，由于飞机坠落而使一群孩子来到一个荒岛。随后由于“野兽”的威胁，孩子们之间出现了分歧，形成了以拉尔夫为代表的理性与文明和以杰克为代表的野蛮与原始的二元对立，其他的孩子则自动依附于两派中的某一派。秉守文明世界秩序的拉尔夫坚信文明世界的船只终究回来解救他们离开小岛；而被人类原始的野蛮控制的杰克在猎杀野猪的兴奋中得到了满足，此时的猎杀不再是为了获得食物，而是为了满足自己嗜血的欲望，这时的杰克俨然成了“撒旦”的化身。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这两派的对立也是善与恶的对立。作家正是通过描写这群具有童真的孩子之间发生的“战争”，表现了人本恶的主题。最后被救的拉尔夫失声痛哭，这哭泣既为死去的同伴，也是为自己。     

其次，充满象征的小说世界表现为意象的象征。《蝇王》中的象征意象多不胜数，先看这篇小说的标题“蝇王”，这两个字就有深刻的涵义。其一，蝇王在《圣经》中象征着罪恶之源，万恶之首；其二，在小说中因为出于对“野兽”的恐惧，杰克把一个猪头作为贡品献给了“野兽”，猪头由于腐烂招来了成群的苍蝇，此时“蝇王”已经具有了拟人化的特性，象征着人性中的阴暗。比如，小说中的荒岛、野兽、火、象征权利的海螺、杰克的面具等等，作家都赋予其象征的意义，读者只有细细品味才能领会作家的用意。此外，小说的人物之死、故事情节也具有象征性。例如：忠诚的猪崽之死象征着文明的彻底瓦解；作为先知的西蒙之死象征人的邪恶达到了极致；海螺的破碎象征着理性的失败、野蛮的暴力最终获得了胜利……在充满象征的小说世界中，作家把善与恶对立描写到了极致。

二、 寓意深刻的反讽艺术

《蝇王》的内容荒诞、思想深刻，这种深刻还通过小说中寓意深刻的反讽艺术来表现。小说主要是描绘一个表面是乌托邦的理想世界，随着人的到来而变得黑暗、血腥的恐怖社会。乌托邦社会是人们对于未来的想象，而反乌托邦则把这种想象打回原形，旨在告诫人们过分的追求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有可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物极必反”就是这个道理。

首先，小说的反讽艺术表现为故事的荒诞。反乌托邦小说存在的价值是让人们清楚地看到：现实世界人们为乌托邦所做的所有努力都化为虚空，失败的现实孕育了反乌托邦文学的出现。反乌托邦小说可以使我们意识到可以预知的危险所在，具有预见性和指向性，从而使人们免遭这种悲剧的结局。《蝇王》这部小说的题材主要是寓言式的、以儿童为主角的小说。看似荒诞不羁的情节、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在这座人间乐园的荒岛上发生了。荒诞不是目的，这只是作家表达主题思想的一种手段。戈尔丁采用虚虚实实的离奇想象，影射了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以小见大，小说中荒诞的世界其实就是现实社会的“缩影”。

其次，小说的反讽表现为对小说《珊瑚岛》的解构。《蝇王》借鉴了苏格兰作家巴兰坦的小说《珊瑚岛》，但戈尔丁反其道而行，在运用故事大框架的同时融入了自己对于人生、社会的看法，着重表现人的兽性是与生俱来的，表现文明与兽性的冲突、对立。《珊瑚岛》描写了三个孩子来到荒岛后齐心协力战胜困难的故事。而《蝇王》却颠覆了《珊瑚岛》中的所有幻想，在这个戈尔丁的笔下，传统的乌托邦的想象都遭到了无情的质疑与解构，表现了作家对于战争的深刻反思：战争是人的原始兽性的解放，在这里人的良知遭到了邪恶的撒旦的摆布，以自由名义挑起的战争也许只是欲望的膨胀，即企图凭借恶走向充满诱惑的乌托邦社会。就是在这种解构中《蝇王》收到了反讽的效果。此外，小说的情节事件也具有象征性。孩子们为了远离那场作家虚构出来的战争而被迫逃走，却不想在荒岛上又加入了自身矛盾引发的另一场小型战争。这个情节本身就是一种讽刺：逃离了一个战争，却落入了另一个战争的怪圈。

三、反乌托邦小说的思想意蕴

奥斯卡·王尔德说：“一幅没有乌托邦景色的世界地图根本不值得一瞧，因为它舍弃了人类永远向往的境域。”虽然作为理想的乌托邦图画很有吸引力，但是在追求乌托邦实现的过程中，人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以说：实现的越多，失望的也越多。即社会弊端的的出现，社会矛盾的凸显。于是，乌托邦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形式出现了转变：即反乌托邦小说的出现，如：《美丽新世界》、《动物庄园》、《一九八四》、《我们》，等等。大量反乌托邦作品的出现是对乌托邦文学的反叛与超越，表明了作家对于现实世界的思考，通过反乌托邦这种题材来警醒世人。反乌托邦的绝望与反叛并非对现代性价值理想以及“进步”观念的全然否定，而是以一种“反方案”的方式表达着作家们对未来的筹划，是人们热切期盼健全、合理的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情结的另类形象表达。《蝇王》作为反乌托邦的代表作之一，里面也蕴含着戈尔丁对于人性、社会、战争、文明、自由等等问题的一些独特见解。

首先，反乌托邦小说的思想意蕴的形成原因与作家的自身经历有关。戈尔丁通过《蝇王》不仅仅只是为了讽刺社会的弊端，更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忧虑：对人类自身罪恶的思考。《蝇王》的写作时间正好在二战结束不久，不可预知的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大战也许随时都会发生，战争的阴云笼罩在上空，死亡的恐惧并没有随着战争的停止而消失，《蝇王》中虚拟的某一日爆发的三次大战便是最好的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声打响，戈尔丁便参加了英国皇家海军，参加了俾斯麦号战役、诺曼底登陆。经历过战争的戈尔丁对人类的看法、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开始改变：从《蝇王》到《继承者》，无一不是揭露人性恶的主题。可以说战争是反乌托邦文学出现的基础条件：经历战争的作家看到了战争的残酷与杀戮，于是拿起文学的笔来声讨战争的罪恶与不合理，残酷现实的美梦破灭催生了反乌托邦文学的出现。《蝇王》就是在作家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完成的。

其次，反乌托邦小说的思想意蕴表现在内容的反叛、叙事的颠覆，目的是揭示人性恶的主题。在戈尔丁的《蝇王》中虽然描写了乌托邦的世外桃源的荒岛，但是作者并非赞美乌托邦的美丽图景，而是借此作为小说的背景展开叙述，是一种反叛与颠覆：在这样一个充满祥和的小岛上孩子们却因为权力、欲望无休止的膨胀而导致矛盾激化，从梦想的人间乐园到最后梦魇的魔鬼之地，小说对于人性的批判是不留余地的。戈尔丁有着浓重的基督教的“原罪”的思想，这与他长期在教会学校教学有关。在表现人性堕落的基础上，揭示人性本恶的思想，在寓言式的主题下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浓重的悲剧色彩。

在西方戈尔丁被誉为“寓言的编撰家”。他善于用寓言的方式讲述现实的社会问题，以此来揭示“人本恶”的观点，是现代社会的预言家。《蝇王》是作家戈尔丁在经历了战争之后的反思，其中的人物、矛盾冲突都是现实社会的缩影，是立足于英国当时特定语境下的一种思考，蕴含着对人类普遍问题的关注，在今天看来《蝇王》仍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依然可以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参考文献

[1] 罗兰·费希尔.乌托邦世界观史撮要[J].陆象淦, 译.第欧根尼,1994(2):1-22+118.

[2] 黎新华.作为“反方案”的反乌托邦文学[J].江西社会科学,2013(1):89-93.

语言是一个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反讽可以增加小说的戏剧性，丰富语义内涵。讲述了作者求得功名的时期中经历了一段爱情、亲情和油友情故事的《塔铺》以形象的讽刺使人耳目一新。比如“耗子”在政治考试中折戟沉沙后说的“我都认识这些题，但这些题都不认识我。”又如马中老师在考场上不合时宜的读出“卷上的考题我不会答，但我的心是向着你们的。让我上大学吧，我会好好为人民服务……”体现了在如此神圣重要的高考考场中，发生了这样让人荒谬可笑的一幕，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方面表现了小说中的人物自娱自乐，同时也体现了高考的苦难程度与对一个人命运的重要性，为后文李爱莲可悲命无奈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除此之外，故事情景反讽增加了小说发展轨迹的不可预料性，推动故事向前发展。在《塔铺》中，主人公深爱的妹妹“李爱莲”的境遇可谓是一场十足的情景反讽。“我”本以为爱莲对高考有着十拿九稳的把握，在受到爱莲的亲笔信后认为在新乡她一定会考出好成绩，高考结束后可以与她开心的在一起，对未来满是憧憬。未曾想到，爱莲为了支付父亲看病的费用，竟在“我”高考当天嫁做人妻，从此与我断了这美好的姻缘，命运各走一方。这种“我”表面看起来的欢天喜地，与这难以让人接受的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反讽，表现了“我”对未来的胸有成竹和现实的冰冷残酷构成了鲜明的反讽。这种反讽直接将文章原本的波澜不惊转变为现实悲剧，行文之结尾，通过反讽直接翻转了整个剧情更使读者难以接受，更添对小说中苦命的男女悲凄的感情故事的唏嘘不已，好像在自己身边发生或类似的情形，却莫名何处。

三、灵活多变的口语叙事语言

语言是人类思想的交流工具，也是作者与读者的交流工具。在刘震云笔下的小说广泛运用大量的口语，他们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极为生动地呈现出小说人物的心态特征，《新兵连》尤其如此。其主要表现为口语的独白与口语的对话。

独白可以揭示人物的思想性格，使读者感知其情感与精神风貌。《新兵连》中“元首”拉了一天羊粪口，就把皮帽子刷了刷，放在暖气上烘干，谁知排长看到了，“该集合点名了，你把帽子弄湿。弄湿就不点名了？你怎么弄湿，你再怎么给我弄干！弄不干你戴湿帽子点名！”，还有之后排长在出操的时候大喊“跟上跟上，都给我跟上。”还有当“老肥”被撤下骨干身份后，回到宿舍忍不住哭泣时，“哭什么哭什么？你还委屈了？”体现了排长霸道且蛮不讲理的性格，暗示了班长在新兵连中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班长的想象几种讽刺了一种社会尊崇权力的丑态，也体现了“老肥”、“元首”内心中对权力的渴望与不择手段。当读者看到后面大家争相给班长送礼和拼命地巴结班长，并相互陷害也就不会感到意外了。

其次就是口语的对话。刘震云的小说对话一向都要占据巨大的篇幅。《新兵连》开篇的对话是意味深长的，“排长吃完肉，背着手在屋里转了一圈，看了看各人的盘底，问：“大家吃饱没有？”“吃饱了，排长！”明明大家不长吃到如此丰盛的一次，而且人人盘底还有两块骨头，为什么硬说吃饱了呢？实际上这段对话体现了将新兵连中多数人物拖入巨大深渊的农村人的弊端——好面子。作者以此性格表现解释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文化心理，而农村人口又占据着中国人口的大部分，这无疑又将次小说的意义推向了更高的政治文化层面。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政治文化，才导致“老肥”最终的悲剧人生，告诉人们一个赤裸裸的真理：越是好面子，越难以得到面子，将一个小小的新兵连放大，使人不得不深究其掩映在浅显易懂口语下的深刻内涵。

综上，刘震云通过新写实主义的创作思想、“反讽”手法的运用和灵活多变的口语叙事语言聚合出其独有的创作特色。乡土是人类最初始情感与最深刻理性集合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刘震云以现实主义的方式集中地对故乡的人的精神状态进行了深入挖掘。作家将执着坚持的“文学即人学”的创作理念进一步放大，将目光聚焦在人们生活周边的每一处可能不起眼的小事，实现了其创造的一次次跨越与创新，也使其小说获得了一次又一次成功。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