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鹿语类》——“士道”

    战国时代频繁发生“下克上”的纷争，其实是对权力持一种否定态度。所以“马上得天下”的德川家康为巩固政权，认为有必要将武士在战国时代“杀戮”的人心转移到服从主君的方面上来。当时人们认为朱子学中包含了很多符合武士平日生活意识中的因素，其伦理核心“五常三德”正好迎合了幕府统治的需要，所以幕府统治从一开始就倾向采用儒教的“抚民”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将武士道提高到政治哲学高度的是山鹿素行(1622～1685)。他生于会津，后到江户向林罗山学习儒学，向小幡景宪学习兵学，成为有名的儒者和兵学家。本文将主要从其代表作——《山鹿语类》（1665年）来看近世前期的士道观。

    《山鹿语类》合45卷，专门设有“士道篇”，提出“士”在农工商三民之上，从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之道，而“剑、戈、弓、马”只是实现“道”的一种手段。山鹿提出武士要“立本”，应“知己之职分”。那什么是武士的“职分”呢？自己的“士道论”给出了答案。“农、工、商三民的职分是为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士作为四民之，‘不事士而终一生可谓贼民’”。他们可以不从事自然劳作，为将此三民从天生贪欲中拯救出来，对他们进行“以道往生”教育的正是武士的职分。君主的职务是治天下，“士”作为一个整体起到了从内部支持的作用。“风云士之职，在于省其身，得主人而尽奉公之忠，交友笃信，慎独重义。而己身有父子、兄弟、夫妇等不得己之交接，是亦天下万民悉不可无之人伦。而农工商以其职而无暇，不得常相从以尽其道。士则弃农工商业而专勤斯道。三民之间苟有乱人伦之辈，速加惩罚，以待正人伦于天下。是故士必具备文武之德也”（《山鹿素行》）。这段话实际规定了武士有两大职分：一是要像过去一样，对主君尽忠，“对主君的忠义是武士道的唯一目标”；二是应有对自己职分的自觉，突出“士”作为三民之表的特权地位，强迫“农工商”严守所谓的“人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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