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源观”在汉代的建立过程

    在中国诗学史上，“《诗》源观”最早是由汉人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首先由此入手。因其相关问题较多，我们打算用多篇论文来进行详细的研究。本文专门讨论“《诗》源观”在汉代的建立过程，其他如形成的原因及它对汉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见另文。

    许瑶丽先生对汉代“《诗》源观”的形成过程进行了一定的研究[2]。其是根据人物和文化背景为线索，以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四人的观点为中心进行的分析。我们认为其分析较为精确，故而我们基本上同意其说，那么，本文似乎就没有写作的必要了，但考虑到：一是我们还有自己的理解和论述，这需要与该文配合才能使读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顺畅，如省略或者简单引述的话将有断裂或者生硬之弊；二是为了显示我们对汉代“诗源观”建立这个问题的研究的完整性。所以下以下面我们还是将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论述。故而，本文一方面直接或间接引述了较多许瑶丽先生的论述，另一方面也有我们自己的理解和论述穿插其中。这是我们在写作前必须要交代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亦彰显了许先生对本文的贡献。

    淮南王刘安奉武帝命作《离骚传》，其中有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3]作为第一个用《诗》评《骚》者，刘安的批评有下面两点需要强调：

    第一，他以《诗》之“风雅”评《骚》，有以儒家思想和精神批评辞赋的倾向。但从刘安《淮南子》中可以看出，刘安他自己绝不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刘安此处的评论肯定是在迎合汉武帝，毕竟他是奉武帝命作《离骚传》的。因为汉武帝与之前的帝王和窦太后相比，他对儒学的热情是很强烈的。

    第二，但是，由于窦太后的存在且她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又因为其人“好黄老之术”，所以，汉武帝崇儒热情受到了很大的抑制。赵绾、王臧后来的遭遇就证明了这点。所以到刘安那个时候，儒学还未独尊，与大一统政权相适应的《诗》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其评论也只能到此为止。

    而到司马迁之时，由于窦太后的去世，束缚汉武帝崇儒的羁绊基本消除了，于是汉武帝便大力推动儒学的发展。对《诗经》来说，那就是“三家诗”的出现；且它所带来的以“美刺教化为核心”的《诗》学阐释系统也正逐渐深入人心。于是，以当时《诗》学形成的美刺观念就运用于当时的辞赋批评之中。这种趋向的最早表现者乃是司马迁。他进一步将《诗》的“讽谏”功能用于对辞赋的评价，如他批评屈原的《离骚》：“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4]（3314页）、批评司马相如的赋作：“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4]（3073页）。

    自从司马迁提出“作赋以讽”这个观点之后，应该说是得到了作家和论者的积极响应。如扬雄，他的创作实践和文学批评观点皆强调“讽谏”目的。先看扬雄的创作。有所谓的“四大赋”乃是他大赋的代表作品。《汉书》本传全部著录，并在文中交代了这四赋的创作目的，下面只引两段：

 “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 [5]（3522页）

“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揽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5]（3535页）

    扬雄的文学批评观点有如：

“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6]（45页）

    总之，无论创作实践还是观点表达，扬雄均强调“讽谏”。

    班固《汉书·艺文志》的一段材料更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一定的论证：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5]（1755—1756页）

    尽管材料中没有“《诗》源观”的直接表达，且没有指出赋在文体的渊源上究竟与《诗》有什么关系，但与司马迁、扬雄直接强调讽谏不同的是，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讽谏的来源。所以本文一方面坚持了赋之讽谏的要求，另一方面亦有“《诗》源观”的雏形。此段材料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论证“周道浸坏”、“贤人失志之赋作”、“作赋以风”之间的关系。而我们认为这种关系中恰恰蕴含着“《诗》源观”的雏形。材料认为“周道浸坏”之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这就产生了“失志的贤人”，他们却没有作诗，而是作赋（班固没有回答为何如此？），即“贤人失志之赋作”；然后举荀卿、屈原作为“贤人失志”的典型，而这两个典型皆是“作赋以风”，即在他们的辞赋中寄寓着讽谏精神。另外，我们应该知道，汉代《诗》学中也经常出现“周道浸坏”这样的或与之意思相同或相近的言语，而且，它的出现是与《诗经》中变雅、变风作品的出现相联系在一起，而变风、变雅作品皆是“怨刺”之作。当然，这种怨刺与讽谏的功能是相一致的，但它最先出现在《诗经》中，于是，辞赋就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实这个观点就是“《诗》源观”表达的雏形形式。

    当然，我们认为这仅是雏形，乃是基于两个判断：一是就观点论，还不精炼完备；二是《诗经》除了讽刺作品之外，还有《颂》、《大雅》反映出的颂美类型作品，而此时的辞赋理论只强调前者，对后者无要求，故并不完全对应着《诗经》的作品类型。

    真正解决了这两个而明确标举出这个观点且有一定论证的人是班固。他在《两都赋序》中正式提出了“《诗》源观”：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婚儿宽、……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7] 

    “赋者，古诗之流也”，乃是汉人关于“《诗》源观”的经典表达，也是最为清晰的表达。诚如我们在前面说的那样，尽管汉人没有提出过“《诗》源观”或“以《诗》为源观”这样直接显明的观点表达，但它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班固的这个观点就是证明。那么，班固是基于什么理由而提出这个观点的呢？尽管班固在文体的渊源上没有任何的逻辑证明，当然也是他证明不了的，因为汉代还未进入文学自觉时期，还不具备真正的文体意识，但他在这段材料还是进行了证明，尽管这些证明不是从真正的文体源流上或者作家源流上来进行的。

    班固是从微观的功能方面进行了一定的证明。对于辞赋的功能，班固进行了补充：“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在肯定和坚持司马迁以来的讽谏说的基础上，班固首次认为“润色鸿业”、即“颂美”功能亦是辞赋的功能，这是对所谓“宣上德”之赋的内容的概括。我们认为，班固强调辞赋“颂美”功能的目的就是要与《诗》之“雅颂”相联系，尽管认为它们只是“雅颂之亚”。依汉人看来，《诗经》中《大雅》和《颂》诗多是颂美之诗。这样，班固就将赋与《诗》之“雅颂”对应，加强了赋与《诗》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恰恰是班固认为辞赋源于《诗》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从汉初到班固之时，辞赋就与《诗》之所有类型的诗及所有这些诗的功能就完整对应了。这就是扩大了《诗经》的源头作用。而这是班固提出“《诗》源观”的一个最为充分的理由。

    可见，班固没有进行诗赋之间的文体渊源的逻辑证明，但他确实从微观和宏观角度进行了论证，这种论证本身的出发点是有问题的。这与班固作为一个正统儒家的身份是极为相称的，也与汉代的社会文化背景相一致的。

    所以，我们认为，汉代“《诗》源观”至此而确立。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