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诗》源观”的实质内涵与建立目的

 “《诗》源观”，简单说就是以《诗经》为后世文学源头的观点，它首先在汉代得以建立，拙文《<诗源观>在汉代的建立过程》中对何为“《诗》源观”有简单的描述和观点举例，对其发展过程有较为详细的分析，可以参看（刊于《芒种》2015年第1期下半月刊）。接下来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有两个：其一，汉人建立起了以《诗经》为后世文学源头的观点，那么，他们究竟认为什么才是《诗经》的源头？即我们在题目中所谓的《诗》源内涵究竟是什么？其二，汉人建立起来这个观点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均与汉代的《诗经》学有紧密的关系。可以说，我们可以说既与汉代《诗》学发展历程相一致，又是秦汉《诗》学发展下的产物。我们认为，从先秦到两汉的《诗经》学的发展，有这样一条十分明显的主线，即经学化历程。这给后来的《诗经》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汉代而言，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且与我们此文将要讨论的两个问题有关的影响显露无疑：一是经学化的倾向导致了汉人将先秦被称为《诗》或《诗三百》的文献尊称为了《诗经》。我们还应该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汉人如此做，绝对不仅仅是把一部文献加个“经”字那么简单，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在其中反映出了他们对《诗经》内容的较为独特的认识和看法。那么，汉人独特的认识和看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一学者的分析很精确，引用如下：“至经学盛行的汉代，作为六艺之一的《诗经》被定为‘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的‘王教之典籍’和讽谏失道之君的‘谏书’。”[1]可见，汉人认为《诗经》主要就是这两方面的内容：“王教之典籍”和“讽谏失道之君的‘谏书’”。而这是汉人建立《诗》源观的最基本的原因。其实，我们认真理解，可以看出，汉人认为《诗经》的这两个方面内容就是汉人认为的《诗经》具有的两个方面的功能，而且，这两项功能其实就是汉人所谓的政教功能。

二是汉人尊《诗》为《诗经》，不仅与他们对《诗经》内容有独特的认识和看法有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汉人真诚的尊经，他们以经（或经义，或经文）来解决他们在现实中面临的的一切问题。当然，也包括文学领域的问题。汉人认为《诗经》这两方面的内容，即这样的两个方面的功能，亦应该在文学创作予以体现出来。就前者宣扬王教来说，汉人提出了“润色鸿业”、“宣上德而尽忠孝”[2]等观点；就后者当谏书而言，在文学创作领域汉人提出了“作赋以讽”，而且这个观点被多人采纳、反复强调。下面举例著名辞赋家扬雄，他的创作实践反复强调“讽谏”目的，即如《汉书·扬雄传》所说：“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 [3]（3575页）扬雄的创作，有所谓的“四大赋”（即《甘泉赋》、《河东赋》、《长杨赋》和《羽猎赋》），乃是他大赋的代表作品。《汉书》本传全部著录，并在文中交代了这四赋的创作目的：

“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 [3]（3522页）

“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揽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3]（3535页）

“其十二月羽猎，雄从。以为昔在二帝三王，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财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拓之地，女有余布，男有余粟，国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凤凰巢其树，黄龙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栖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汤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为尚小；齐宣王囿四十里，民以为大；裕民之与夺民也。武帝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营建章、凤阙、神明、娑，渐台、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游观侈靡，穷妙极丽。虽颇割其三垂以赡齐民。然至羽猎田车戎马器械储偫禁御所营，尚泰奢丽夸诩，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故聊因校猎赋以风，” [3]（3540—3541）

“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趋汉中，张罗罝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网为周阹。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 [3]（3557页）

在文学批评领域，汉人以讽谏批评楚辞、汉赋。就前者来说，汉人的作家批评重在屈原人品、志气等这些方面，特别是关于屈原是否忠君这点上还发生过争论；就作品批评来说，汉人注重的是《离骚》的社会功能。明此就可理解为何王逸在其《楚辞章句》各篇序中论及屈原作品的创作宗旨时几乎都是“上以讽谏，下以自慰”[4]（48页）或其它意思与之相同、相近的言语，几无例外，用今人所总结的话来说就是“怀忠贞之性，述伤时讽谏之志”[5]。可见，这种批评“消解了《离骚》的艺术独创性，忽视了它产生的具体时代背景和作家自身的文学才情”[6]。具体而论：就作者屈原来说，汉人涉及到屈原“为辞赋宗”[4]（50页）的文学地位和艺术影响，但此非依（以）《诗》评《骚》下的重要内容；关键是无涉于屈原的文学才性、情感体验及艺术创造力的重要作用等这些内容。就作品来说，汉人批评的重心不在于《离骚》的审美抒情和文学艺术性等这些方面，即没有深入到《离骚》的艺术本身，没有从艺术特征和规律入手来进行批评。所以尽管两汉屈骚批评对《离骚》“弘博丽雅”的艺术特色等有所涉及，但亦非依（以）《诗》评《骚》下的重要内容。

就汉人的汉赋批评来说，可以以扬雄的观点为代表。扬雄不仅在赋作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赋作要有或风或劝的写作目的，而且在理论上亦是如此。《法言·吾子》：“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7]（45页）《法言·吾子》：“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7]（49页）《汉书·扬雄传》：“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3]（3575页）扬雄反复强调的是一个“风”字，即讽喻功能。他还把辞赋按照有无讽喻内容和功能区分出两类，即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前者他肯定，后者他是否定甚至指责的。这点为后来的班固及很多赋论者所继承并传扬下去，几乎成了中国赋学史上的一个少变的思想观念和批评方法。

以上是我们对汉代《诗经》学的两个特点的分析，我们进而认为，这两个方面不仅关系到汉人《诗》源内涵的看法，而且亦与汉人建立《诗》源观的真正目的有关。那么，此时我们就可以回答我们在本文前面提到的两个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汉人认为《诗经》的源头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政教功能。汉人认为，政教功能最先出现在圣人所删定的《诗经》中，这就是《诗经》作为源头的实质内涵。所以他们一方面以政教功能批评屈骚、辞赋，另一方面，亦要求创作上遵循这个源头内涵。

由此可知，汉人建立“《诗》源观”这个观点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建立起由《诗》而骚而赋的政教统绪。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说，汉代建立“《诗》源观”这个观点没有（当然也不可能，因为文学还未进入自觉时期）进行文体渊源的逻辑证明，故而不是从文体这个本体上、而是从政教功能角度来进行的。由此而论，这个观点与文学本质属性无关，它只是汉代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发展下的产物，是与汉代文学发展的阶段特征相一致的。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