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妮·莫里森小说女性文化身份的重构

美国著名女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 ）的创作是美国黑人解放进程中的重要成就之一，美国黑人开始通过文学的方式不断展现本民族的人格和独立身份；同时，莫里森与玛雅·安吉罗、爱丽丝·沃克、佐拉·尼尔·霍斯顿、芭芭拉·史密斯等黑人女作家的涌现也是美国不断壮大的女性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莫里森的一系列重要作品如《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 1970)、《秀拉》(Sula，1974)、《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1977)、《柏油娃娃》(Tar Baby，1981)等均立足于黑人女性的心理世界与特有的语言来细致地表现了她们所处的族群与世界，受到了批评界的肯定，她也成为了迄今为止唯一一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性作家，其作品极大地提升了长久以来被忽视、被边缘化的黑人女性文学的地位。

    托尼·莫里森的文化语境是西方经典文学传统与黑人族裔文化结合的历史语境。她强调作品的政治意义和影响，主张黑人文学艺术的独特性，即“黑人性”，提出了黑人特有的文化语境。对托妮·莫里森的小说从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角度进行解读，探索她对于女性文化身份的重构，既是对分析莫里森小说的主题意图的一种必要补充，也是了解非裔美国人这一特殊的族群民族思想意识觉醒，改善女性境遇，重寻支撑自身发展内核过程的重要窗口。

一、女性的生存困境与危机

    女性主义批评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往往与种族和文化问题相互缠绕，并共同成为了黑人文学发展的主轴。著名的批评家，同为黑人的瓦勒里·史密斯曾经敏锐地指出： “女性主义的身份建构是多元的、变化的和矛盾的……这种身份包含了社会、种族、阶级以及常常是跨语言和跨文化的叙述表达等因素。”也就是说，女性问题是离不开种族、社会等语境的。

    由于自身的亲身经历，托妮·莫里森对于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与危机是十分清楚的，首先是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下的困境。在《宠儿》中，赛斯作为一个黑人女性，毫无疑问只能生活在当时的社会底层，成为这个失声群体中的一员，处处忍受白人的压迫和蹂躏，这种伤痛是无法诉说的，只能给赛斯的心灵留下永久性的创伤。例如小说中赛斯历经了十八年依然无法忘怀的一次凌辱是当她怀孕以后，两个文质彬彬的学生将她按倒在地，强行吸吮她的乳汁。更为讽刺的是，这两个学生在他人面前始终保持着一种绅士般的行径，如说话低声细语，吐口水时也包在手帕里等等，这种虚伪的礼貌与爆发的兽性恰恰说明了他们并没有将赛斯视作一个与自己平等的“人”。而赛斯的遭遇还没有结束，当她向加纳太太告状以后，学校却反而让学生鞭打赛斯，直到将已有身孕的她打得鲜血淋漓。显然这种对于黑人女性的这次事件不仅伤害了她的身体，也侵犯了她作为女性的尊严：乳汁与怀孕是典型的只属于女性的符号，同时真正促使赛斯逃离“甜蜜之家”的动力也是出自于女性专有的母爱——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女重蹈自己的覆辙成为被侮辱的奴隶，她忍痛杀死了自己心爱的小女儿。割断亲生骨肉喉咙的举动同时也是为了割断作为奴隶的回忆。将忍气吞声的赛斯逼迫到手刃亲女，正说明了整个社会的扭曲，也增添了整部小说的情感张力。

其次则是在身份认同上的危机。长期以来屈居于白人之下，导致了一部分的黑人变得奴颜媚骨，顺承白人以维护自己的生活水平，还有一部分的黑人尽管并没有如前者般趋奉白人，却也在无形之中被整个社会主流思想扭曲了心志，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了白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处处模仿白人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模仿必然导致的是对自己原有的“黑人式的”生活方式乃至文化传统的摒弃和厌恶。在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之中，就塑造了一个已经饱受白人价值观困扰的女孩佩科拉。一方面，她处处崇尚白人，幻想改变自己的外貌和生存条件，拥有一双世界上最蓝的眼睛，而另一方面，黑色肌肤又是她命中注定的身份符号。也因为这一点佩科拉甚至还遭受到了自己的母亲波琳的厌恶，波琳本人也是一个陷入到对白人世界的痴狂迷恋的女人，她甚至会为了白人小孩而打自己的女儿。而父亲乔利也是侵害佩科拉的罪魁祸首之一，莫里森用了巨大的篇幅来铺垫这个穷困潦倒的男人的心理活动，在醉酒之后，他竟然奸污了自己的女儿。而佩科拉误以为如果自己拥有了白人一样的外貌，就可以脱离这种厄运。

二、女性的内心矛盾与痛苦

生存境况的恶劣势必带来女性内心的痛苦，由于莫里森是一位女性作家，因此她能够以十分敏锐而细腻的笔触直指女性的心灵。有的痛苦是超越种族的，例如在《秀拉》之中，伊娃是一位辛勤操持着家庭，具有黑人女性崇拜之中“大母神”意味的女性，她也十分爱自己的子女，曾经为了救自己的女儿从三楼一跃而下。但她依然在子女的问题上遇到了阻碍。伊娃之子布朗因为参战而精神堕落，每日醉生梦死，伊娃无法让他重新振作。对此，伊娃在对疯女人秀拉倾诉时表露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她没有办法，儿子想重新爬回自己的子宫，然而他已经太大了，再也不能回到过去了。这样的心理描述带有典型的女性作家的口吻，给予读者的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悲哀或感慨。

    此外，在权力机器开动之时，种族、肤色的差异势必导致了“他者世界”对黑人女性的拒绝，这也是黑人女性痛苦的来源。在《最蓝的眼睛》中，在父母混乱的价值观的影响下，佩科拉必最终成为了一个失去了真实自我，一步步走向绝境的可怜女人，并且佩科拉自己的孩子也被莫里森判处了死刑。而莫里森显然想指出的是，佩科拉只是一个代表，正如“蓝眼睛”只是白人文化泡沫的代表，类似波琳与佩科拉这样的女性并不在少数，她们的分裂和异化最终会带来整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集体失忆，这无疑是相当可怕的。莫里森是以一种深沉而复杂的态度来描写整个故事的，她大胆地呈现出黑人女性内心尴尬甚至病态的一面，而意图是唤起大众对她们的理解和同情。

三、女性的优良美德与观念

    托妮·莫里森之所以要介绍女性尤其是美国少数族裔的女性所面临的外部困境与内心痛苦，其首要目的是挖掘她们内心深处潜藏的优良美德与价值观念。黑人女性在一次又一次地面临身份缺失、模糊的危机之后，正是因为有这些美德底蕴的存在，黑人女性才不仅没有被生活的重压所压垮，并且重新获得了关于自我身份认同的鲜明标识，甚至还有一大批的女性作家积极地打破黑人曾经的沉默。这也正是莫里森的小说能在艺术性上脱离了黑人文学原有的吟唱性和对白人文学机械式的模仿之外，在思想性的层面也高出他人一筹之处。

首先是在对自身的态度上，莫里森强调一种女性的自立与自强。在《秀拉》之中，由于男性都在困苦的生活面前懦弱无比，选择了逃避，不顾妻子儿女的死后，迫使他们的妻子十分坚强，成为家庭的顶梁柱。与之类似的还有《所罗门之歌》中的黑人先祖所罗门的妻子，在所罗门自己飞向所谓的自由之地后，妻子莱娜承担起了抚育繁衍后代的重任。自立于自强也意味着对自我的肯定和赞赏。《宠儿》之中，赛斯的婆婆，身为女牧师的萨格林更是直接通过布道来向同胞宣讲爱自己的手，自己的脚和自己的脸的重要性。只有女性开始注意并关爱自己的身体（包括黑人特有的肤色、扁平宽阔的面部与粗壮的身形等），才会进一步地爱自己的种族和处于弱势的文化。

其次在与他人的相处上，莫里森认为女性之间，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助互爱是延续黑人文化，传递种族文明的重要方式。例如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塑造了一个伟大的母亲形象，即男主人公奶娃的姑母彼拉多，因为彼拉多在奶娃身体与精神上的成长上都给予了极大的关切与影像，因此她实际上扮演的是奶娃的母亲的形象。彼拉多在对待子女时采取一种宽容而和谐的方式，随时准备为他人做出奉献，毫无控制欲。而在文化的传承上，彼拉多身上更是承载着言行历史的重任，她以非常原始而典型的口述历史的方式传递黑人的往事，激发奶娃寻找先祖遗迹的热情，让奶娃即使成长在白人文化的浸泡之下也没有忘记家族、身份和历史。

    赛义德曾经指出，身份并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而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社会与观念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因此，女性文化身份也势必会不断地构建并再被补充或修改，再被重构。与以往的白人女作家（如简·奥斯丁等）立足于婚姻家庭生活，单纯地追问女性独立于获得幸福的方式不同，黑人女杰托妮·莫里森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从各个角度和层次诉说黑人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与危机，女性自身无处释放的巨大痛苦，从而彰显出黑人女性并未被厄运所抹杀的美德，从而重新构建起了一类丰满的女性文化身份。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女性文化重构之路还远未结束，莫里森的作品还亟待更多关注。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 《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