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文化角度看《聊斋志异》翟理斯英译本

《聊斋志异》是结合志怪和传奇两类文言小说的传统，以独特的简洁而优雅的文言风格，结合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色彩，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蒲松龄和西方的莫泊桑、契科夫同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其在中国文学道路上的重要性决定了其译本众多而风格多样。《聊斋志异》创作和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翻译的时期是在社会正处于历史性巨变的时代。当新文化运动举起西化的旗帜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刻，步入危机中的西方文化也正质疑着自身并向东方文化汲取灵感，有传统的浪漫主义趋向于唯美主义时代，掀起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以赫伯特∙翟理斯为代表的汉学家们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将中国古典文学带入了西方人的视野，他于1845年出生于英国牛津的一个文人世家，自幼研习西方古典。1867年，远渡重洋，曾任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副领事和领事等职务，1885年被选为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主席，“中华民国”政府嘉禾章，他潜心研究汉学，试图将博大而神秘的东方文明展现在西方人的视野。对此，翟理斯在序中表达了自己翻译的初衷：“As an addition to our knowledge of the folk-lore of China, and as a guide to the manners, customs, and social life of that vast Empire, my translation of the Liao Chai may not be wholly devoid of interest…”从翟理斯的字里行间体现出他对中国文化充满敬仰，同时也表达了要使译作成为中国这一庞大帝国风土人情及社会生活之向导的愿望，体现了译者对原作和中国文化的尊重并衷心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

翻译是不仅仅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它还要求用另一种语言尽可能精确、完美地传达不同文化背景的意义。由于文化和语言形式上的差异，信息在传达的过程中有可能丢失或增加，纽马克（Peter Newmark）说，“如果源语的内容涉及到本国特有的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文化习俗，译文的意思就必然有所走失”。他的论述是对文化的不可译性的最好阐释。所谓“不可译性是指一种源语文本或单位不能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或单位，实现不了使用两种不同的人群之间的沟通或理解。人类文化的普同性使翻译成为可能，而文化的差异性又导致了不可译性的产生。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不是指两种语言之间能否互相传译的问题，而是指某些感情和艺术色彩以及文化特色浓厚的作品在传译时由于语言的差别而所能达到的译文确切性的程度问题。不可译性的存在是必然的，但不是静止不变的。在深谙所要交流的不同民族语言文化的前提下，翟理斯把借用鬼狐异事虚幻现法来影射社会文化背景的文言文《聊斋志异》（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从不可译性竭尽所能地转化为可译性。

《聊斋志异》是具有传统封建文化历史环境下的一文学产物，而翟理斯对其的翻译是原作在一个全新的资本主义时代下的重现。赏析翟理斯的译作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背景。1837年至1901年，英国经历了维多利亚时代，其特点以严谨的文体而闻名，同时也真实地反映其时代的现实与精神。由此，翟理斯在进行《聊斋志异》的翻译过程中，必然要将著作中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风俗、历史、宗教、制度等文化知识着色于译本中。当时的中国尚处于闭关锁国，翟理斯作为跨文化差异的协调者，根据自己的文化修养来推测和估计西方读者的接受程度和阅读品味，他并没有选择将《聊斋志异》中所有小说译出，而只选择了其中164片。正如他在其译作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的前言中解释道：“In a similar manner, I too had originally determined to publish a full and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whole of these sixteen volumes; but on a closer acquaintance many of the stories turned out to be quite unsuitable for the age in which we live, forcibly recalling the coarseness of our own writers of fic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thers, again, were utterly pointless, or mere repetitions in a slightly altered form. From the whole, I therefore selected one hundred and sixty-four of the best and most characteristic stories…(起初，我也决定翻译并出版十六卷本的《聊斋志异》全译本；但是，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我发现其中许多故事并不适合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些故事不禁让我回想起十八世纪的小说家那种不注重雕琢的文风；还有一些故事则纯粹属于无稽之谈，或是仅有细微变化的重复之作而已。因此，我只选择了164片极具特色的佳作∙∙∙∙∙∙)

文化词缺省现象造成的翻译障碍在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译本中有明显的体现。这类词指意义相同的源语词和译语词因一个有语用意义而另一个没有而导致的语用意义空缺。《聊斋志异》含有大量与古代科举制度相关的文化负载词,但与之相关的文化负载词所标志的实务在英国文化中难以寻觅。从翟理斯译本的第一个故事Examination for the Post of Guardian Angel中，可以看到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译者在权衡得此失彼的时候总是受可读性的影响导致译文夸大主观性，影响了自己意欲获得的文化传播之文本功能。译本中故事的第一句话“my eldest sister’s husband’s grandfather, named Sung Tao, was a graduate”，其中graduate一词加上了脚注“that is, he had taken the first or bachelor’s degree. I shall not hesitate to use strictly English equivalents for all kinds of Chinese terms. The three degrees are literally, (i) cultivated talent (ii) raised man, and (iii) promoted scholar”。（herbert.a.giles1908：1）脚注非常准确地翻译了“秀才，举人，进士”，但是在译文中却不得不套上一个西方对等的学位，为了使西方读者能更轻易的理解这具有中国封建社会特色的名词。然而中国古代选士与西方学位制度有根本的不同：中国古代科举制度选士原则是地域选拔，即经过地方、省级及中央的考试所获得的学位称号分别为“秀才，举人，进士”；而西方的学位授予原则是完成规定学科及论文，再者考试科目也大相径庭。

文学著作的译本是一个贯通语言与文化，反映了不同语言文化的转换、汇通、变异、流失和接受等复杂问题，但随着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扩大，文化差异的鸿沟是可以被逾越的。著作中语言和信息在传达的过程中，从主观上讲，译者会无法避免地注入自己对著作文化的理解和态度；客观上，译者也不得不考虑到目标语所处的文化背景和阅读者的接受能力。通过讨论和研究译者的经历和其所在的文化背景，以及著作本身所处的文化背景和目标语言国正经历的时代背景来赏析翟理斯《聊斋志异》译本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对当今文学作品跨文化翻译的影响和指导。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 《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