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克雷洛夫寓言艺术的比较分析

站在世界文学的角度，全面考察探究，作为华夏民族寓言文学代表的柳宗元与俄罗斯民族寓言文学代表的克雷洛夫,对寓言这一独特文学形式所做出的继承、发展、创新及其卓有成效的贡献,对寓言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文章从柳宗元与克雷洛夫寓言的艺术层面入手，梳理两个民族的代表作家创作的不同，发现最具独特文学魅力的民族性、艺术性对作家影响的根由之所在，探寻同一文学样式在不同民族和地域上所呈现出的不同艺术魅力。

1 从创作动机看他们寓言创作情感的深度和取向的不同

作家艺术家总是生活在一个民族的群体意识中，生活在一种社会关系的网络中，他既是个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人，必然要受到所属民族和社会的制约。他既要作为个体言说者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又要作为某种社会力量的代言人，赞美或批评社会上的某种现象，呼唤社会变革进步。唐代文学家韩愈提出“不平则鸣”说，其实质就是肯定文学的情感性和倾向性。童庆炳先生也认为，“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总会出于某种目的，或者心中有所郁积不吐不快，或者有某种思想需要传达，或者要维护或批评某种现存事物等等。”[1]创作动机不同，情感宣泄的深度和取向上必然呈现出不同。

柳宗元作为一个思想家，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是长期而深远的。儒家思想重理性、重现实，积极入世，为政治服务。尊奉儒家思想的古代文人，其作为个体性的思想因素在寓言创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柳宗元本是以一个革新者的身份走上历史舞台，政治理想是变革唐王朝的衰败现状，却很不幸成了一个被统治者贬斥和抛弃的失败者。政敌的打击和迫害，人生的失落和挫折，内心的压抑和痛苦，都使他不能不寄寓于言，最终成就了他文学家的地位。柳宗元被迫害被诋毁的遭遇带给内心的苦闷需要宣泄，就写下《谪龙说》、《行路难三首》（其一）、《笼鹰词》等；他对唐王朝黑暗腐败现状的观察和了解需要传达给统治者，就有了《梓人传》、《憎王孙文》、《罴说》等作品；他对唐王朝日趋衰败的命运的深深的忧虑更需要寄托，这一切都是他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创作寓言的动力。他站在时代的前列，为唐王朝的前途忧虑，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愁苦，为自己的遭受的政治劫难愤恨和不平，这是他创作寓言的动力和内因。被贬谪使他看到了许多士大夫看不到的社会现象；因为自己的性格原因和情感倾向，他的作品中流露了许多无法排遣和忘却的愤懑和苦痛。

克雷洛夫写作寓言诗的动机，源于他对俄罗斯民族的深厚感情，对俄国前途和命运的深切关注，对俄国社会的透彻观察，对俄罗斯民族语言的熟悉和喜爱，以及他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进步思想。他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人和事，触动着他，他的民族责任感和进步思想激发着他。所以，他的寓言展示出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内容，他的寓言对俄罗斯人民的社会意识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作用，如《树叶和树根》等。他站在民族的高度，关注民族的生存状态，反映俄罗斯民族的情感与智慧。他豁达的心胸，对人生的睿智态度，决定了他写作的视野集中在社会的腐朽、人民的美德方面，没有对自身的苦痛的抒写，也看不到对自己命运的哀怨之作。对克雷洛夫来讲，他的创作既满足了表露个人思想情感的需要，也满足了俄罗斯民族对文学的需求。

2 从不同的文学追求看他们艺术手法上的不同

柳宗元与克雷洛夫寓言艺术的最大不同点，在于他们继承和借鉴的文化传统不同。柳宗元多以散文体写寓言，克雷洛夫全以诗歌体创作寓言。

柳宗元寓言以散文居多，并且广泛运用了散文的不同写作手法。体裁灵活自由，不拘前人。这与中国古代诗文分工的传统密切相关，也与中国古人重视散文的社会作用密切相关。先秦时代，诗文便有所分工，各有侧重。散文侧重议论、叙事，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散文极大发挥了文人宣传政治主张，阐述治国理念的作用，散文的创作理论迅速发展和成熟，散文经典广为传颂，散文也因此被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广泛使用。寓言则是叙事和议论相结合的作品，最早是伴随着先秦诸子散文而产生和发展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寓言以散文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特点。柳宗元的经典寓言《三戒》是用散文体写成的，但作为一个既有继承又勇于创新的文学家，他也尝试用韵文写寓言，如《诉螭文》、《牛赋》等。这些作品具有寓言文学的基本要素，继承了楚辞和汉赋的某些特点，叙写中带有一定程度的铺陈，文辞清丽，音韵优美，既有条不紊地叙写故事，又适当抒发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读后使人耳目一新。柳宗元的寓言作品，文体形式多样，包括散文体、诗体、骚赋体等多种形式。他在努力尝试以各种表达方式抒发情感，表达思想。以实现散文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指引唐代文坛的古文运动的发展方向，并最终取得了应有的成果。所以说，文学追求影响着作家对创作手法和技巧的选择。

克雷洛夫作为俄罗斯的伟大作家，他创作寓言，受欧洲伊索寓言的影响，很多寓言素材取自于伊索寓言。伊索寓言、法国拉封丹寓言、德国莱辛寓言等，都是采用诗体写成。生活在欧洲的民族，推崇诗歌也重视诗歌创作，在那片地域上，能够给克雷洛夫提供丰富文学养料的就是诗歌。克雷洛夫继承了前人的寓言诗创作的丰硕成果，又把自己写作诗歌、讽刺小说和剧本的经验，融会贯通地运用到了寓言创作中，所以他的寓言诗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超越了前人，在艺术形式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很明显，柳宗元寓言多在篇尾揭示寓意，克雷洛夫寓言对寓意的揭示方式则灵活多变。柳宗元寓言会在篇尾用简短犀利的文字揭示出深刻的寓意，而克雷洛夫寓言叙事生动有趣，说理深入浅出。克雷洛夫常常把道德箴言部分，独立出来，有时开门见山，放在故事前面，有时引申归纳，放在故事之后，有时只写故事，真正的用意由出场角色口中点明，也有时，让读者自己去咀嚼体会。

他们艺术上的不同，不仅是因为他们继承的文化传统不同，还因为他们面对挫折和打击时持有的心态也不同。为了既能保持历史的真相，又避免政敌的“落井下石”，柳宗元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采取了词旨隐秘的寓言方式。将所欲揭示的真人真事，以高度的文学技巧融入到政敌们所不注意的故事中。而克雷洛夫由于对社会认识的成熟和老练，自然而巧妙地借寓言来表现自己的态度和情感。

3 从所处的不同地域、民族和时代看他们的不同风格

不同的地域和民族，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黄河——长江孕育了华夏民族的璀璨文明，伏尔加河则滋养了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文明，两个民族各以其独特的民族风貌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彰显于世。俄罗斯民族生活于寒冷广袤的地域，锻造出忧郁爱思想、勇敢而顽强的民族性格，历经磨难从不屈服，睿智幽默而且坚毅。华夏民族以农业立国历史悠久，积淀下非常深厚的儒家文化思想底蕴，形成比较现实早熟的民族心理，重视人事、富于理性、善于接纳和容忍。柳宗元的寓言更多体现理性思辩，克雷洛夫的寓言则充满睿智光芒。

因为重视人事和历史的民族性格，柳宗元选择以人物为主要对象来写作寓言，他的三十余篇寓言体作品中，有一半以上写的是人，写动物的约占三分之一。因为忧郁喜沉思，克雷洛夫的寓言中，写动物或物的占了四分之三，写人物的约占四分之一。大量丰富的动物形象，引导读者反思，非常生动地表现了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客观上说，克雷洛夫以诗体来写作寓言，是俄罗斯民族和时代的选择。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民族文学中，诗歌盛行，在克雷洛夫同时期，出现了多位俄罗斯伟大的诗人，如普希金、茹科夫斯基、莱蒙托夫等，凭借优美动人的抒情诗篇，使世人第一次瞩目俄罗斯文学。克雷洛夫为实现他的创作目的——歌颂真理和人民，必然会考虑到文学的人民性。克雷洛夫很早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如歌剧《用咖啡渣占卜的女人》、喜剧《疯狂的家庭》、《摩登铺子》等作品。他1806年尝试写作的三篇寓言获得的成功，让他发现了自己对俄罗斯民族文学最有创造力的方向，从此完全走上寓言创作的道路。

两位作家生存于不同民族，相距千年，有不同的时代要求。柳宗元的时代，要求知识分子服从于儒家思想的伦理制度，忠君思想使他们把自己的理想更多地寄托在辅佐统治者贤明治国上，多为讽世刺政，极少反抗。克雷洛夫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决定了作家富于反抗精神，敢于也善于表露自己的心声。由此可见，柳宗元和克雷洛夫的寓言，融汇了不同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代表了不同民族的特色，代表了不同时代的审美追求。

4 结论：柳宗元、克雷洛夫对寓言文学的发展和创新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柳宗元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先秦文学崇尚讽喻的优秀传统，借鉴吸收了印度佛典譬喻文学中的营养，使寓言作品超越了他的前辈，也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完整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寓言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柳宗元的寓言创作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宋代苏轼的《艾子杂说》，元末明初刘基的《郁离子》，都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柳宗元寓言的影子。

克雷洛夫的寓言创作对许多后起的俄国作家产生了影响，被称为格里鲍耶陀夫、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俄国讽刺文学巨匠的先驱。“拿克雷洛夫的寓言诗与十八世纪其他作家的寓言作品作一番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比其他那些先驱者们来，克雷洛夫向前跨了多么大的一步。他给十九世纪的诗人和作家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2]克雷洛夫的寓言文学样式，为俄国现实主义趋于成熟起了催化作用。

综上所述，柳宗元和克雷洛夫这两位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伟大作家，所创造的文学成就跨越了时代、地域，为全人类贡献了各具魅力的文学瑰宝和思想财富，使后人获得美的享受。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 《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