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威利《论语》英译本的生态翻译学策略

    阿瑟·威利对中国文化以及东方文化的热爱，使其成为英国优秀的汉学家和东方文化学者，并且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阿瑟·威利所翻译的文学译本，不仅保证了原作的文学特色，而且也为翻译学提供了研究史料，他之所以能够成功的翻译如此之多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与他长期致力于学习中文和钻研中国文化是分不开的。《论语》是集中国儒家思想为一体的经典著作，其精简的语言以及富有深刻的哲学道理，都使其成为文学翻译领域的宠儿，但是不同译者配合着不同的翻译手法和技巧，其结果就是每个译本的《论语》都会存在差异。随着生态理念的全球化，生态学思想也被引入到翻译学当中，这种跨学科的产物就是生态翻译学，这种翻译理念不只是要求对原作语义翻译必须精准，更重要的标准是要将翻译生态环境与原作的内在生态环境相融合而形成译本。生态学的翻译理念对译者的语言基础、文化底蕴和生态思维都做出了很高要求，阿瑟·威利的《论语》译本就是以生态理念为核心的最具代表性翻译作品。

 一、从生态理念出发对翻译作品进行选择

    阿瑟·威利的《论语》译本之所以能够称为是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核心代表作，主要在于他将生态理论的精髓贯穿于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程序和流程，第一步骤即为以生态翻译学理念为基准对翻译作品进行宏观选择。  

    首先，《论语》自身具有的文学翻译价值。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研究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有效途径，但是只有选择和研究具有经典有文学价值的中国文学作品才是研究的主要内容，文学作品要具备语言文字有美感，修辞方法使用新颖，中心意义深刻等特点才能被选作为翻译对象。在翻译活动中，对于翻译文本的选择是译者要进行的第一项工作，分析阿瑟·威利的《论语》译文可知，他在选择这部作品为翻译对象是融入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思维，即《论语》是中国的儒家的经典的集合，他的文学价值不仅体现于简洁的文字叙述和丰富的哲理，更加体现在对于中国儒家思想的传达和儒家文化的阐释，《论语》作为语录合集，不单单是对孔子及其弟子等人个体间的思想纪录，同时也反映了但是整个社会的儒家思想价值观。这些正是阿瑟·威利从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角度出发对《论语》所进行的价值评定，同时也是这些价值体现让其成为阿瑟·威利翻译作品的最终选择，这种选择是生态翻译意识影响译者行为的结果。

    其次，其他译本不能实现《论语》价值。当一部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被发觉时，就会引来大量学者的争相研究，但学者们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会使文学作品本身所就有的某些价值被忽视甚至是被埋没。同样在翻译学领域同一文学作品由不同的译者来翻译会形成多种不同的版本，这种翻译版本的差异不但会使原作内容的表达不完善，也可能导致原作应有的文学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翻译学理论对翻译实践活动起着指导作用并且决定着翻译实践活动的行为标准，其中最近本的翻译准则就是要保证原作文本内容的完整性。但是随着翻译学的不断发展，生态学理论思想逐渐深入其中，形成了新的翻译学分支及生态翻译学，对于翻译内容的完整性要求已经不能符合这种新生的翻译学理论的核心思想，因为简单的逐字翻译不能深刻的反映原作的思想和文学价值。阿瑟·威利在生态翻译学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分析以往其他译者的《论语》译本，它们并没有将原作的文学价值完全体现出来，故而将其选为自己所要翻译的作品。

二、分析翻译作品中固有的内在生态结构

    阿瑟·威利以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视角对《论语》进行翻译的第二步骤即为分析翻译作品中固有的内在生态结构。相对于第一步骤的对翻译作品的宏观选择，处于第二流程的对翻译作品中的生态环境的分析无论在程度还是在规模上来都是属于中观的。  

    首先，分析翻译作品作者的生态环境。阿瑟·威利从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念出发对翻译作品进行宏观选择，这只是其翻译活动的开始，确立了翻译目标不代表可以直接进行文本翻译，按照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要求，文学作品的翻译任务不能只是语意的语言转换，还要完成原作的文学表达。为了使译文能够实现对于原作的文学表达，需要对原作有深刻理解，不仅要分析其遣词造句的用意，还要研究内容谋篇布局的目的，然而最为重要的是要深入地了解原作的作者，因为作者才是作品文学灵魂的创造者，只有对他进行了了解，才是真正的打开作品的价值之门，译者在对所要翻译的作品作者进行生态环境分析时一定要注意全面和真实。《论语》的作者是孔子的弟子，是一群对孔子思想极度崇拜的信徒，这种极端的信仰有时会导致盲目，会使有些语录内容被过度夸大甚至失实，基于这种分析，阿瑟·威利就会在对《论语》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时仔细研读内容并且反复斟酌辩驳，适量适当的删减或是转换不恰当的内容文本。

    其次，分析翻译作品内容的生态环境。文学作品的作者是文学艺术灵魂的创造者，而文学作品的内容却是文学创作灵魂的承载者，分析过所要翻译的作品作者的生态环境，虽然是打开了这部文学作品的价值之门，但是要彻底掌握作品中具体的文学价值体现还需要通过分析作品内容的生态环境来完成。所谓的作品内容的生态环境实际上是由原著作者的生态环境、文学创作时的生态环境以及内容语境所表达的生态环境相互结合的产物，译者在具体分析时要按照这个划分逐层逐个的去掌握，以免错漏而造成对作品的生态环境把握不全。阿瑟·威利在分析《论语》原本时除了前面所述的对原作者的生态背景进行了分析，对于其中20篇内容的全部语境也都进行了细致的推敲和验证，并且通过语境的生态环境来推理内容的真实性与否，这一些列的分析和准备都是为生态学翻译的第三步骤奠定基础所做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的完成程度直接影响着译者对于原文进行具体的文本翻译工作的准确性和对原著深刻哲理内涵的传达效果。

三、以译文再现原作生态结构的翻译过程

    对原作进行文本翻译是所有翻译活动中最重要的环节，阿瑟·威利对《论语》进行的文本翻译过程也是生态理论思想最重要的体现，这个环节就是阿瑟·威利以生态翻译学理论为核心对《论语》进行翻译的第三个步骤，概括的说就是以译文再现原作的生态结构。   

    首先，译本中渗入译者的生态理念。虽然翻译学理论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要客观 对待原作内容，但是实际实践中并非如此，相反整个翻译活动过程中都充斥着译者的主观意识，翻译工作的第一步从从生态理念出发对翻译作品进行选择，虽然强调是生态翻译理念为核心和以文学价值体现为判定标准对文学作品进行选择，但事实上学界对于所谓的价值标准并没有统一的理论界定，所以在真正进行翻译作品选择时是以译者自己对于文学价值的理解而定的判定标准，译者的选择过程就是优胜劣汰和适者生存的生态思维的体现。对于《论语》进行具体的文本翻译时也在译文中渗入了自己的生态环境元素，如中国人经常说“天”（对应英语“heaven”)，而西方人常说的确实“上帝”（对应英语中的“God”），这种文化差异决定了译者在翻译文本时渗入主观的生态理念是必要的。同时也可以发现，除了在对翻译作品进行选择时有译者的主观意识影响，在具体的文本翻译中译者的管你呢渗入行为也是主观的。 

    其次，适应译本内容中的生态环境。译者对于原作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是最终译本形成的重要过程，虽然前文叙述了译者在文本翻译过程中可以渗入自己的生态理念，但是这种渗入是有度量要求的，即既要让译本能够符合读者所理解的生态环境，又不失原作的宏观生态结构，达不到这个度就会由于文化差异而影响读者的阅读和理解，若是超过了这个度翻译结果就不再是翻译学意义上的译本而是文学创造，这里所讲的度就是生态翻译学理念中的译者对原作生态环境的适应。关于这种翻译原则阿瑟·威利的《论语》译本中也有所体现，中西方关于“仁”的理解是有差异的，而《论语》中关于“仁 ”的语录占据了大部分并且多数是以事件为背景，西方读者对于故事内容的陌生感会影响他们对内容的理解和把握，这就需要译者在适应《论语》内容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转译为西方读者多能理解的故事，但是所要传达的对“仁”的理解不能偏离原作。           

    随着全球生态思潮的高涨，生态翻译学不断发展壮大，其在翻译学领域的重要作用也逐渐凸显出来，学术界不仅以其作为焦点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而且这种理论思想还被译者广泛地应用于翻译实践中。通过对阿瑟·威利的《论语》译本进行以生态翻译学理论为视角的分析研究，可以将其《论语》译本中所选择的生态翻译学策略归结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部分，分别为从生态理念出发对翻译作品进行选择、分析翻译作品中固有的内在生态结构、以译文再现原作生态结构的翻译过程，这种生态翻译策略选择为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都提供了全新的视野。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wy/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