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围城》的语言风格研究

中华民族具有着五千年文明史，文学作为艺术领域当中的一部分重要构成，亦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发提升着其精神文明价值。关于《围城》中的语言风格目前在学术界当中已有诸多的研究成果。《围城》作为钱钟书的代表作之一，文体是一部长篇小说，通过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能够看出该作品的特点重在对特定时代背景下社会现实的一种批判，更是以一种标新立异的语言风格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并借此进一步突出了该作品的现实意义。正是这样的特点，决定了《围城》的文学价值，进而奠定了中国乃至于世界文坛当中的地位，推动着中国文学领域光芒的发亮。小说的内容主要以上层知识分子为视角，深刻地刻画出“非主流”社会下的小人物的事业、爱情与婚姻观。读过《围城》的人都会被该作品深深地吸引，诚然，小说的情节固然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其中的语言风格亦是使读者沉醉其中的重要因素。语言风格的亮点主要体现于机智的语言以及辛辣的讽刺，从整部小说中能够透射出钱钟书语言运用的深厚功底，其文学素养沉淀的升华对于现代文学领域语言艺术的提升均能够起到相当的促进作用。

一、钱钟书及《围城》概述

（一）钱钟书简介

钱钟书（1910-1998）是我国现代作家与文学研究家。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小县城。家庭背景为钱钟书文学素养的形成创设了良好的环境。其自幼便随伯父读书，逐渐显露出了极高的语言天赋，在清华大学更是被赞誉为“人中之龙”[1]。对于我国文学界所作出的贡献已被认可，为后世留下了源远流长的学术清泉。

（二）《围城》概述

小说《围城》成书于1944年，从创作之时至完成历时2年。该书以方鸿渐作为主人公，描述了其留学回国之后的人生经历。通过对主人公悲剧色彩的描写，刻画了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揭示了由抗战之后形成的社会病态阶层的人性阴暗面，无论是留学生抑或是大学教授等等知识阶层均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人生困局，不仅在生活上，更体现在精神领域。“围城”因此被构筑，城里的人向往着城外的美好，城外的人们又对城里充满着好奇。而城内的人更是因为长时间面对无法逃离的压抑而导致煎熬、纠结、绝望甚至于潦倒等诸多困境周而复始的上演。

自《围城》出版之后，便直接以强大的力量震惊着整个文坛，对于《围城》的评价，学术界也是持有众多不同的态度。从1949年开始，《围城》便开始销声匿迹，直到1980年被重新出版，又再一次掀起了巨大的评论浪潮[2]。作品当中的深层次意蕴被不断挖掘，除了从内容角度对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进一步考察，还包括《围城》语言风格对文学领域的新贡献。

二、钱钟书《围城》的语言风格解析

（一）机智幽默的无忌反讽

所有读过《围城》的读者势必都会被作品中的幽默语言所感染。纵观整部小说，幽默的语言无处不在。关于这种语言风格的来源，本文认为主要来自于钱钟书先生本身的豁达人生观。在《围城》当中，所有生活中所发生的一些具有鲜明特点的事情均能够被钱钟书先生所调侃，幽默的性质也就成为了其语言风格的鲜明体现[3]。比如小说当中关于主人公方鸿渐对于苏小姐思念之心与迫切相见时心情的描写，本来是很伤感的一件事情，却被钱钟书比作“伤春”，尤其是同现实的女人之间做了对比，即连女人都不会再“伤春”，方鸿渐作为一名男人却能有此情绪，其中的悲剧效果鲜明，但却通过幽默的反讽形式所体现，可见钱钟书对人生伤感的反讽也是出于一种淡淡的伤感。类似这种语言贯穿于整部小说当中，人们能够在感受《围城》之时以开怀大笑的情感来体验，之后对其中深意的品味又能够酝酿出别样的情感。由此本文认为，《围城》当中机智幽默的无忌反讽实际上是一种含蓄的机智，反讽力度也十分犀利，其中不乏对于人生的思考，通过知识的推动作用为所描述的事情增添了无限多的趣味，这种幽默与风趣，或许只有“智者”才能驾轻就熟罢。

（二）奇思妙想的修辞比喻

在现代语言学的修辞手法当中，比喻手法的运用不仅来源于奇妙的构思，更具有着奇妙的作用。善于灵活运用比喻的人，自古就被视为“天才”。比喻手法的运用，绝不单单凭借语言功底，为了起到良好的效果，更需要汇集作者的幽默与智慧，也就是说，懂得运用比喻修辞的人并不一定就会用比喻修辞，比喻修辞的运用质量甚至能够直接成为衡量作者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4]。在钱钟书的《围城》当中，比喻修辞的运用可以说独具一格，并且所有的比喻修辞均是钱钟书先生的内心感受折射，且出自其特定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大量的比喻语言风格也就因此生成，奇思妙想的比喻也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幽默风格。比如在对沈子培书法的状态比喻成“小脚”来突出其缩手缩脚的风格特点；将苏小姐的手比喻成为“捏着冷血的鱼翅”，强调了苏小姐对于方鸿渐的冷淡与不屑；方鸿渐又将赵辛楣和苏小姐的婚姻看成是“狗追求肉骨头的影子”。诸多比喻修辞的运用通过奇思妙想而起到了鲜明的艺术效果，与此同时也借有力的反讽起到了黑色幽默的特点，突出了钱钟书先生的愤世嫉俗情感。

（三）应用自如的典故引申

在小说《围城》当中，还有着诸多典故的引申应用。典故的应用，对于作者具有着较高的要求，从性质上看，典故的应用旨在将典故直接融入到作品当中，服务于作品的灵魂构建，摒除各种痕迹，使熟悉典故的读者据此产生出更多的联想，从而实现对作品的深入理解。钱钟书先生的创作实践过程中，应用自如的典故引申又充分体现出了其对于美学的追求。与此同时，在《围城》当中，典故的引申又同各种修辞手法充分融合，使作品的艺术价值获得了有效的提升[5]。比如在描写苏小姐的初恋心理时，将月亮比喻为“孕妇的肚子”贴在天上，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不仅承托了前文，同时又对结局起到了暗示作用，也铺垫了小说后来的发展情节。“天上月圆，人间月半”，直接地构筑了方鸿渐与苏小姐夜晚赏月的真实情景，同时也借典故的自如应用起到了积极的艺术效果。总之，钱钟书先生在《围城》当中的典故引申，实难见其形，诸多用典往往顺势生成，使人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产生相应的理解与认知，由此不仅体现出钱钟书对于文学艺术美的追求，同时更是一种立足于文学创作理论基础上的一种颠覆性实践，整部作品的深度以及韵味也就因此而被进一步彰显。同时，整部小说的反讽、比喻等语言风格所突出的效果也被推上了更高的层次。

三、钱钟书《围城》语言风格的现实意义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人们对于各种问题的认识水平不断提升，对于文学形象的分析，也开始越发呈现出多义性特点。不可否认，《围城》当中语言风格鲜明特色的形成，其实就是对作者情感的渲染方式。本文认为，小说《围城》的核心在于对文化糟粕的入骨批判，其影响力虽然已经难及当时社会，但这种跨越时空的力量却能够经久不衰。也正是基于这种对于文化糟粕的批判和对现实的无奈，凝聚成了钱钟书先生的强烈情感。将《围城》放在当今社会，或许会有更多的人对于其中关于知识分子形象的表述所深感不屑乃至于愤然，但现实一些状况却又往往更加严酷。因此，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便将视角定位在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批判角度，加之钱钟书先生的睿智与丰富的情感，结合具有强烈艺术表现力的语言风格运用，使《围城》的文学成就不断被放大，并在现代文学领域当中以深厚的底蕴影响着后世，独特的价值也就由此而生。正是基于钱钟书先生《围城》写作的语言风格与词句运用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形势，从而有效实现了现代文学文字应用中的诙谐幽默，更加深刻的借由反讽手段来凸显文学的艺术性与结构美，从而升华并赋予了当代文学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由此可见，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极好的引导并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发展与进步，而其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同样值得奉为现代文学的“里程碑”。

四、结论

综上所述，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具有着伟大的文学艺术成就，其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运用为整部小说增添了无尽的“活力”，给予读者以一种超然物外的精神享受，为现代汉语言艺术堆砌了新的高峰。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wy/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