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

    现代教育在“现代文学”成为一种知识类型即成为一门研究学科方面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上面提及新文学作家进入大学任教，在课堂上引入一些新文学的内容，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开设赏析性的或语文习作示范性质的课程是这一学科建立的契机。事实上，在晚清新政中应运而生的中国新式教育，在注重事功教育的实用价值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文科教育中的“虚文”不可或缺，但绝非在课堂上培养“能工诗赋”的功夫，课堂讲授的应有之义应是“文章流别”与“史”，参照西方学科建制，“文学史”逐渐成为文学教育中最重要的知识类型[2]。知识在原始的层面上是对经过检验的事实的陈述，文学史原本也应是对文学历史的真实呈现，因此，将文学史视为最理想的文学知识类型倒也情通理顺。正是大学教育机制中重视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特征促使以史的叙述为基础的新文学的学科建制初现端倪。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分外重视建国前那些力图将新文学史引入课堂的努力与尝试。最早将新文学史进行条贯梳理，将其作为一种“知识”引入大学文学教育体系的是朱自清，他于1929年春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编写了一份作为讲义的“纲要”，试图对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新文学历史进行全景式的勾勒，他从晚清文学的变革入手分析了新文学产生的历史缘由，继而描述了“五四”文学秩序的建构并在此框架中对具体作家创作进行了解读，因为所讲述的文学历史还未经过更长时间的沉淀，他在作判断时尚显拘谨，但结合社会的变革和文化思潮的演进讨论一种新型文学的生成和以文体分类结构史的叙述还是呈现了较为完整的知识形态，竭力靠拢着大学学科设置的基本要求。虽然本课程在清华开设的时间不长，但却筚路蓝缕，为新文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和形成知识体系的可能性做出了积极的尝试。此后，30年代初，周作人在辅仁大学的讲演对新文学源流的阐释，以及周扬在延安鲁艺将新文学运动置于社会历史的语境中对其发展脉络的勾勒，都可视作是借助教育将“现代文学”学科化的努力，这些工作一方面是在“史”的叙述中突现了新文学产生发生发展的历史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是以大学的课程模式规范着文学知识，使之成为一种有机的具备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知识结构来适应现代教育体制的要求。

    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真正建立是以50年代初新政权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为准则改造大学文科课程设置为契机的。1950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文科课程草案中将“中国新文学史”列为学生的必修课目，任务是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新文学的发展史，突出“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的介绍。随后，李何林、老舍、王瑶等人根据家教育部精神编写了“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确定教学目的之一为“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3]。很显然，成为学生必修课程的“新文学史”责无旁贷地肩负着从新文学的发展历程来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的使命。紧接着几部用新民主理论阐释新文学运动和作家创作的文学史问世，而这些奠定了学科基础的史著几乎全是顺应大学教学的紧迫要求编写的。因20世纪50年代初期学科调整和急于满足将新文学纳入新的意识形态传播的需要，而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转向新文学教学、研究的王瑶，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编写恰是因为各大学要推出新文学课程且无蓝本可以依据而纷纷向他索取讲义的缘故，这本第一部全景描述新文学史著作事实上是以教育部的课程设置要求和文学教育的教学要求为内核的。此后，许多对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有着深刻影响的著作，几乎无一例外是以大学文学教育的教科书的面目相继出版。正是意识形态的要求和教育机制的保障，新文学学科形成是水到渠成，并且完成了由“新文学”向“现代文学” 命名的转换，其作为大学汉文学专业二级学科的身份得以确立。

    中国现代文学在建立之初受到了其他文科学科无法比拟的礼遇，这一学科所规定的教学目的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虽然从1917年诞生的新文学，短短的30年历史与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学相比，既无历史积淀的深邃感，也无审美积累的优势，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同步的，现代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描述的形象历史即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写照。课程按照中国现代革命的线索，把无产阶级文学即20年代出现的早期普罗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学的脉络延续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潮，对具体作家的分析、评价也充斥着诸如阶级、革命、进步、反动等价值倾向鲜明的术语。整个现代文学的知识结构渗透着50年代官方权威的政治革命话语，被严格限定在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图景之中，文学史知识因此丧失了历史的客观性而烙印上了鲜明的意识形态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