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士阶层的厌汉舆论与王莽立“新”-文学论文

所谓厌汉是指在试图解决西汉中后期社会危机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改制或改良失败之后，社会各阶级以社会上流行的灾异，阴阳五行以及谶纬等学说或以其他方式表达对西汉王朝的不满情绪和对改朝换代的渴望心态与价值取向。这是一股质疑或是彻底否定汉祚合理性的言论。并与“五德终始说”、“阴阳灾异”及“谶纬”等结合起来，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各阶层的价值取向。这也就是顾颉刚先生所说的“许多人心厌汉的故事”。（P315）最早揭开这场否定汉家统治的是董仲舒的再传弟子眭弘，他以泰山大石自立，上林苑枯柳复生等异常现象，认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而为天子者。”（《汉书·眭弘传》）时霍光秉政，以其妖言惑众、大逆不道、伏诛。眭弘虽以身殉道，却开否定汉家统治正统性的先声，后继者屡见不鲜。宣帝时盖宽饶又上书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得其位。”（《汉书·盖宽姚传》）上以宽饶指韶山欲求禅，大逆不道，被迫自杀。上观眭，盖之言论，虽大逆不道，却是儒生所信仰的儒家理想，即“贤者居位”。然而这种否认汉家的言论并没有因眭、盖之亡而停止传播，反而是愈演愈烈。在这股厌汉舆论的宣传之下，西汉后期的儒生们大多都相信自古无有不亡之国，陈治平认为：“自西汉中叶以来，在一般读书的儒者心中有一种观念，他们认为古今绝没有万世一统的王朝，天命代兴，唯有德者居之。……其后甚至有人主张汉德已衰，应当避位让贤。……这一套思想到了西汉末年，已经成为一种有力量的理论。”如翼奉以：“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应有常也。”（《汉书·翼奉传》）劝元帝迁都正本。成帝时，谷永上书说：“垂三统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汉书·谷永传》）哀帝时，李寻等再次提出：“汉历中衰，当更授命。”（《汉书·李寻传》）哀帝禁不住他们的诱惑和鼓动，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至此，这种最初由个人言论逐渐蔓延成普遍意见的“汉家尧后，易姓受命”言论成为各社会阶层的共识。就连最高统治者皇帝也相信汉家气运已尽，哀帝曾试图效法尧舜禅位给宠臣董贤。而建平四年，全国范围内的“行筹西王母”事件，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人心思变和动荡不安的社会心理状况。

一、代表天命“新”德的王莽

王莽，字巨君，出身于九侯、五大司马的外戚家族，由于莽父早死，未及封侯。王莽的同族兄弟皆将军、侯子弟，奢侈豪华，唯独王莽一家相对孤贫，然而，正是这种特殊的环境为王莽沽名钓誉，博得人心创造了难得的条件。其自幼克勤克俭，博学知礼，外交豪杰，内事诸父，以封建伦理道德标准行事，与汉末奢侈腐化的风气及王莽的同族兄弟形成鲜明对比，这在当时腐败的政治环境中犹如鹤立鸡群。王莽的家族出身和良好的个人修为成为有理想抱负却“无力回天”士人们瞩目的焦点，成为他们在失望之下所燃起的新希望，“故在位者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汉书·王莽传》）继根为大司马后，史载称其：“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
在儒士阶层厌汉舆论宣传支持和汉末谶纬符命祥瑞的造作下，王莽被一步步推向权力的顶峰。元始元年，公卿士大夫们借“风益州令塞外蛮夷献白雉”之事，上书奏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元始四年，太保王舜等人又提议将王莽比作殷之伊尹，周之周公。同时民人上书者八千余人，都说“伊尹为阿衡，周公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过上功之赏。”《汉书·王莽传》有司“请采伊尹、周公之号”，号莽为“宰衡”，增加封地、赏赐等。同时又派出陈崇等八位风俗使者，巡行全国，实际上是向全国民众宣扬王莽的功德。正是在儒士阶层的推动下，王莽“爵为新都侯，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爵贵号尊官重，一身蒙大宠者五。”这就为王莽的代汉奠定了基础。

二、儒士的厌汉将王莽推上权利顶峰

为了得到儒士阶层更多的支持，王莽依儒家学说奏起明堂、辟雍、灵台，并为学者筑舍万区，益博士员，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劈雍、明堂落成，在举行落成典礼时，十多万儒生和平民云集聚会，欢呼跳跃，载歌载舞，仿佛历代先贤所倡导的理想社会就要在王莽时代实现似的。于是儒士阶层都加入到支持王莽改制乃至于“受命”的行列。《汉书·王莽传》载，王莽让新野封田，“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人”。这些上书者其中虽有诌媚取宠者，但相信大部分上书者对王莽的拥戴是发自内心的，意在使王莽加强权势，以便推行改制，有所作为。就连班固也对王莽这一时期的作为发出了赞赏之词：“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显功，以自尊盛。观其文辞，方外百蛮，亡思不服，休征嘉应，颂声并作”。
为使王莽的代汉理论合法化，刘歆作《世经》重新编订上古以来的古史系统，肯定尧与汉皆为火德。“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在理论上得到了证实。代汉者为虞舜之后，而“莽自谓黄帝之后，其《自本》曰：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十三世生完。完宇敬仲，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二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将王莽的家世推到了三千年前的尧舜时代，为王莽的代汉制造了历史来源，欲效法上古的尧舜禅让故事。从而标志着西汉后期“易姓受命改制”理论体系的最终完成，从理论上解决了汉新禅代的合理性问题。
平帝死后，王莽立宗室年仅两岁的刘婴为皇帝，号为孺子。为证明自己代汉受命乃天命所归，王莽也有意识地利用符命祥瑞，儒生们也为取悦王莽，或为获取利禄也在纷纷造作符命和祥瑞。言王莽当为真命天子，且以汉高祖的名义直接传位给王莽，至此王莽所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便迫不及待地宣布废除汉朝国号，定天下之号曰：“新”。
至此，这场由儒士阶层倡导、宣传的厌汉舆论，也由此落下了帷幕。正如范晔所言：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竟褒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钱穆也认为：“王莽受禅一面循汉儒政治理论之自然趋势，一面自有其外戚之地位及个人之名誉为凭借。”儒士们想通过这种和平禅代的方式来实现天命的转移，挽救统治危机，避免因改朝换代所造成的社会剧烈动荡，以此来维护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厌汉也就成为最好的借口和招牌。